在日本摄影家中，深濑昌久是独特的存在。他只对自己感兴趣，始终贯彻“利己主义”。他的箭头所向，永远都是自己。
“洋子”“佐助”“乌鸦”不断围绕在深濑昌久的周围。在他的身体之中，还寄居着“F型DNA”。每一个都是自私自利的存在，每一个都是深濑先生本人。
就这样，深濑昌久成了日本“私摄影”的先驱。
没过多久，就像追寻深濑昌久的尝试一般，荒木经惟的《感伤之旅》登场了。这份以妻子“阳子”为题材的私人记录，令荒木经惟被视为“私摄影家”之一。荒木经惟说：“深濑昌久的鸟，就是深濑昌久自己的化身。他教会了我，摄影也是一种叹息。”
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深受欧美影响、在同一时期出现大量不同风格的摄影家的时代。东松照明以被美国占领的冲绳以及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为主题，森山大道则拍摄了设有美军基地的横须贺......在那个年代，即便距离战争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日本摄影的主题仍被夹在战败与战后重建的缝隙之间。
深濑昌久就在他们身边，身处基地、占领问题、战后复兴以及之后经济的 高速发展之中，却丝毫未对这些主题表露出兴趣，他转而拍摄屠宰场，发表“杀猪”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也能看到后来成为他摄影主题的“乌鸦” 和“洋子”的身影。他的前行方向在此时就已与大家偏离。
很少看到深濑昌久和别人在一起时会拍照。“深濑先生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啊。”森山大道先生曾吐露出这样一句话。
深濑昌久对别人不感兴趣，缺乏表情，很少说话，只会给人留下“难以理解”的印象。但是，他会对为数不多的熟人朋友亲近，有时还将他们当作对手来敬爱。
1992年6月20日，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深濑昌久从新宿黄金街的楼梯上摔落。他曾在这家熟悉的店里、熟悉的楼梯上摔倒过两次，老板娘为此特意装上扶手，但他还是滑倒了。这个不幸的事故，为他四十年的摄影创作生涯画上了休止符。后来，直至二十年后离开人世，深濑昌久都没有再拿起相机。
直至深濑昌久倒下的十八年间，濑户正人作为助手始终陪伴其左右，也作为专业影像输出员为他印制了数百张照片。有关深濑昌久的记忆，浸染着他们共度过许多时光的、仅有四十厘米宽的酒吧吧台。
濑户正人回想了与深濑昌久有关的点滴，并将它们书写下来，这是有关深濑昌久生前的记忆。
在摔倒前半年左右，深濑先生交给我两箱“死亡通知明信片“，共二百张。
深濑先生缓缓打开箱子，取出最上方的一张明信片，放在“南海”的吧台上。是镶有黑边的死亡通知书。
深濑昌久制作的死亡通知明信片
深濑先生说这是“在附近快印店制作的”明信片，明信片上仅有四行冰冷的文字，清楚地写着“深濑昌久死亡。 “如果我死了，你就写上日期，替我寄出去吧。”他说。
深濑先生原本就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某天下午，我前去公寓找他时，无意间翻看了放在枕边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既是访客的留名、留言本，也是深濑先生的涂鸦本。
“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 在笔记本的中间部分，这些文字占据了整整三页。这毫无疑问是深濑先生的字。我很惊讶他竟了解自己的处境，同时也感到不安。医生说，深濑先生因为脑挫裂伤， 他的大脑部分受损，记忆也只残留了一部分，并且丧失了重返社会所必需的“意志”。他应该是无法意识到自己这一状况的。事实上，相机已经在他的床头放置了多年，却从未有过使用痕迹。不知在什么时候，深濑先生就像明白了自己的状况一般，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这些。
“人生是无聊的，摄影就是消磨时间。”
1989年，不满六十岁的深濑先生，或许已经不打算迎接十年后的2000年了。因为1992年将在美国或欧洲举办他的展览时，某天夜里，我和深濑先生在暗房里一起冲印照片。明明只是三年后的事情，深濑先生却在黑暗中说道:“1992年啊，那时候我还活着吗?”语气不像在开玩笑。
那个时期，深濑先生一天要泡三次澡，潜入水中用相机拍摄自己的脸。这些照片成了他最后的摄影作品——《卟噜卟噜》。
摄影展“私景 1992”海报，选自《深濑昌久：渐渐变成乌鸦的男人》
深濑先生是北海道美深町深濑照相馆第二代继承人的长子，但他没有选择继承家业，而是来到东京。
深濑先生持续拍摄了二十多年的 “家族”系列，便是每到盂兰盆节或年底回家，他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时创作的。
在深濑照相馆二楼，他让家人、自己，还有当时从东京带回来的女友都站在画面一角。照片淡淡地记录着家庭成员逐年增多的景象，因病去世的孩子也以肖像照的形式出现其中。这些照片就像时间跨度很大的定点观测，把相机之眼的冷静与透彻、深濑摄影的精髓通通展现了出来。
深濑昌久与摄影师父亲，收录于《家族》
深濑先生拖来一把沉重的椅子，让高龄的父亲坐下。然后，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突然脱下父亲的衬衫， 自己也裸露上半身。我向他们打了声招呼，然后按下两次快门。
为举办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黑太阳”（Black Sun）印制参展作品
深濑先生对父亲的感情有多深 ，在他拍摄于火葬场的父亲的头盖骨照片中也有体现。
“头盖骨没被损坏还保留得这么完整，是非常少见的。”深濑先生告诉濑户正人，这要用小火慢慢烧才能做到。乍一看是客观拍摄的照片，从中却能窥探到他自身的影子。
《鸦》（苍穹舍，1986）
拍摄《鸦》时，深濑昌久的第二段婚姻行将结束时。地点位于北海道，历时6年，深濑昌久在婚姻与事业上受到双重打击。摄影杂志《英国摄影》评选过去25年最好的摄影集，《鸦》排名第一，被评价为“灰暗的杰作”。《鸦》是深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冬天的北海道，黑色的乌鸦在漆黑的暗处飞舞，成群结队地落在树叶凋零的榉树枝头。黑压压的嘈杂鸟群如果被闪光灯照射，忽隐忽现的身影不再是乌 鸦，而是深濑先生自身深陷孤独的模样。
1992年6月20日，深濑先生从被雨淋湿的楼梯上失足跌落的。当晚，他刚结束杂志的采访工作，从钏路回到东京。
相机里胶卷的第三十格成了他最后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是黄昏下寂寥的港口。深濑先生很少竖拍，不知为何最后一张照片竟是竖拍。浓雾中并排立着三根电线杆，每根电线杆的顶端各停着一只乌鸦。简直就像在拍摄自己最后的肖像。
深濑昌久的最后一组作品，发表于《中央公论》
深濑昌久的最后一组作品，发表于《中央公论》（1992 年8月刊）
某天下午，深濑先生就在离我不远的前方走着，便快步追上了上去。他一边缓缓前行一边按下快门，他正在拍照的背影。这是被深濑先生称作“被褥人”的流浪汉。无论冬夏，他都裹着被子，每天往返于新宿和涩谷之间，在那一带人尽皆知。在深濑先生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可以说，他所拍的一切，都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乌鸦、猫，甚至是猪，都是他。 只要追逐那个“影子”，深濑先生的身影马上就会出现。每次与“被 褥人”相遇，他一定都看到了与这熟悉的气息纠缠不清的自己的影 子。在摄影集《鸦》的最后一页，即便占幅不大，他也特意放入了 一张那个时候拍下的照片。这是深濑先生的“自画像”。
《鸦》刚刚出版时，深濑先生对我说:“你买十本吧。”
单价五千日元的书，买十本的话就是五万日元。这对于刚刚独立的我来说，实在难以负荷。但是，我很难拒绝他。我在自己刚刚开业的“Place M”里也摆放了几本《鸦》，但也许是因为带着不祥的氛围，完全没能卖出去，就那么一直放在那里。后来，我一本一 本地把它送给照顾过我的人。等回过神来，手边只剩一本了。我从未拆开它的塑封。
到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的价格已经高达几十万日元
上图：《鸦》（RAVENS）( 复刻版，MACK，2017）
下图：The Solitude of Ravens（Bedford，1991）
一天，因为有客人来访，深濑先生一早就到事务所了，躺在他一直躺的地板上抽烟等待。闲聊中已经猜到客人是谁，但那个人真的会来吗?我难以抑制 自己紧张激动的心情，连检查哈苏等各种镜头、确认相机动作时都心不在焉。
门铃响了。等我打开门时，客人已经站在了门外。
是东松照明。果然是东松照明。深濑先生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了椅子上。东松先生把 4×5 大画幅相机递给他，说:“不好意思啊......” 原来他是要去新宿御苑拍樱花，顺道来这里，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相机的漏光问题。这是一台
被常年使用的林哈夫(Linhof)技术沉甸甸的铸铁块相机。我接过这个沉甸甸的铸铁块，正打算递给深濑先生，但他连碰也不想碰一下。
东松照明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在大久保设有共用的暗房。根据房间编号，这间暗房被命名为“ROOM 102”，是面积约为十二张榻榻米的常见单间，细长的浴室被改造成了暗房。改造浴室是日本摄影师惯用的手段，但令人惊讶的是，设计、改造这间暗房的是东松先生本人。据说水池是用木板做成的，为了防止漏水，他涂了一层 原本用在船底的玻璃纤维涂料。另外，相纸需要晾干，深濑先生总 是拉一条绳子，在上面挂上晾衣夹，但是东松先生讨厌夹子的痕迹， 于是做了一张网架，无论多少张都能放得下。深濑先生也曾多次借用这间暗房，不过，也许因为不喜欢东松式干燥架，他还是采取了自己惯用的绳子晾干法。他说，在相纸一角留下的痕迹就像指纹一 样，他很喜欢。
WORKSHOP摄影学校（1974—1976）教师团队几乎网罗日本战后最重要的摄影师，从左前方顺时针方向分别是深濑昌久、东松照明、横须贺功光、细江英公、荒木经惟、森山大道
有一次，东松先生病倒了，要做冠脉搭桥手术，急需大量O型血，我也收到了这个消息。我们事务所的三名成员都是O型血，虽然可以马上赶到，但是血量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开始思考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森山大道先生是A型血，不合适。我忽然想深濑先生应该是O型血，于是马上找他商量。“那可不得了，” 他说，“转告他我也会过去。”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东松先生时，他断然拒绝:“我不需要深濑的血。”大概是觉得浸在酒精里的血不好吧，也可能是想要像我们三个这样的三十多岁的年轻血液。总之我无法告诉深濑先生他被拒绝了，只好含糊其辞地说:“输血的 事好像已经搞定了。”
摄影家的体内潜伏着“摄影病毒”。在大多数情况下，感染病毒的条件是在昏暗的环境下密切接触。
东松照明的摄影病毒是T型，森山大道是M型。在深濑先生身上蔓延的，则是F型摄影病毒。东松先生一定已经察觉，T型和F型是无法相容的。濑户正人认为，战后日本的摄影病毒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即T型、M型和 F型。还有一种，那就是虽是后起之秀却感染力极强的荒木经惟的A型病毒。
为了寻找小猫而受伤的深濑昌久 摄影：濑户正人
寻找小猫佐助时，在竹林中受伤的深濑昌久。每个季节，深濑昌久都会独自离开东京，前往位于山梨县亲戚在乡下的空房子， 去那里是为了看望佐助和桃绘这两只猫咪。
1979年，深濑昌久出版摄影集《佐助!!我心爱的猫啊》。 摄影：濑户正人
深濑先生曾在尼康沙龙展出过上色的照片。他将冲印好的照片用水性画笔或自己的手指上色。他大笔一挥，让颜料的飞沫溅到照 片上。这一气呵成无法重来的行为倒是很符合深濑先生的一贯作风，他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这种放任自流的感觉确实反映出了深濑先生对摄影的敏锐直觉。据长谷川先生所说，荒木经惟的绘画手法正是从深濑先生那里学来的。
用森山大道先生的话来说，“不是中平卓马而是深濑先生，是压倒性的、真正厉害的摄影家”。
深濑先生的最后一场个展是在银座尼康沙龙举办的。他将《舌舔》贴满墙面，将《卟噜卟噜》、《龟裂》、“泡沫塑料箱”系列并排展出。 我也在那里默默帮忙。这时，背后的尼康展览负责人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已经不是失去中心的照片了，世间之人认识中的所谓照片本身，也许已经自我崩坏，变成了碎片。尽管如此，那里还是有熠熠生辉的摄影的碎片。展览结束四个月后，深濑先生从黄金街的楼梯上跌落，中止了一切摄影活动。
五十八岁病倒，四十多年的摄影生涯对深濑先生来说究竟是太短还是太长?深濑先生常说“摄影就是消磨时间”，在自己的摄影庭院中玩得不亦乐乎。回想起来，他的人生真是太不简单了。在他病倒的几年前，当他发生第二次楼梯跌落时，我赶到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够了！够了吧？！”他在医院明亮的庭院里坐下，点了根烟说道。
那语气仿佛在说，对于摄影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已经用尽了全力。
《私景 1992》，刊登于《日本相机》照片提供：Nikon Imaging Japan
《私景：旅途的来信》，刊登于《日本相机》（1990 年 12 月刊）
大概是深濑先生病倒的前一年，他在《私景1992》(《日本相机》 1992 年 3月刊 ) 中这样写道:
“这四年来，我一直将自己融入画面之中进行拍摄，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背上长了眼睛，近乎病态。我自己就是拍摄对象，这已无须赘言。与后方保持距离的方式非常有趣， 故而，有时我也会觉得没有我的脸更有意思，但实在是 “知易行难”。这次的个展中，我乱七八糟地展示了如《舌舔》、《卟噜卟噜》等自认为是 “世界首创” 的吓人之物，但病情的确是在恶化。这是我第十次在尼康沙龙举办个展，虽然获得了伊奈信男奖特别奖，但我已不再年轻，到了对此事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悲伤的微妙时期。2月25日是开幕式，也是我的五十八岁生日。”
这是深濑昌久最后一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言论。
“摄影不是诠释”深濑昌久的这句话掠过濑户正人的脑海，他在书中最后写道：“我打算独自向深濑先生一直想要面对的未知领域迈进。在那个前方，他的身影已经不在。”
本文内容节选自《深濑昌久：渐渐变成乌鸦的男人》，由光启书局策划出版。
拥有《深濑昌久：渐渐变成乌鸦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