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第四版）

五 “乐”与“诗”观念互补

第三章  两汉的功利主义诗学观

一 尊《诗》为“经”的功利定向

二 儒家诗教的确立

三 《诗大序》与《诗谱序》的理论意义..

四 《离骚》评价之争

第二篇 魏晋南北朝 诗歌本体的重构与风格批评的出现

第四章  诗歌文体的重新认识

一 曹丕、陆机、葛洪的诗美特征说

二 “以意为主”对“言志”的变通

三 “形似之言”与“声律”论

第五章  《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一 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考察

二 论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

三 创作方法与鉴赏批评

第六章  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

一 诗歌美学特征的确认

二 五言诗独特情质与诗人个体风格

三 流派探索与比较批评

第七章  齐、梁趋向唯美的诗歌理论

一 “文”“笔”之说与“美文”意识

二 冲决儒家诗教的“宫体”诗论

三 儒家诗教传人的反批评

第三篇 隋唐宋金元 诗歌精神的升华与美学批评的崛起

第八章  重振诗歌人文精神的“风骨”论

一 隋至初唐的诗学批评

二 陈子昂之“兴寄”与“风骨”

三 李白等盛唐诗人的“风骨”诗学观

第九章  标志诗歌艺术走向成熟的“诗境”说

一 王昌龄的“诗有三境”说

二 释皎然论“取境”与“造境”

三 权德舆、刘禹锡的“境在象外”说

第十章  政教与审美结合的现实主义诗论

一 杜甫、元结的诗歌美学思想

二 古文家的“文”“诗”分别论

三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学纲领

四 现实主义诗学之承续

第十一章  司空图《诗品》与唐末五代诗论

一 司空图诗论的哲学、美学思想基础

二 艺术哲学的经典之作——《诗品》

三 唐末、五代诗论

第十二章  唐代诗选家的审美鉴赏批评

一 审美鉴赏向诗境整体把握的提高

二 审美接受准则的确定

三 唐代诗选家的审美态度

第十三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诗学走向

一 宋人对唐诗的接受与评价

二 诗文革新运动者的诗学主张

三 苏轼的诗歌美学观

第十四章  两宋理学家的诗学观

一 邵雍的“情伤性命”与“以物观物”说

二 朱熹“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诗论

三 包恢三种“自然”说

第十五章  江西诗派的诗法理论及其嬗变

一 黄庭坚首立诗之“法度”

二 诗法理论从“悟”到“活法”的发展

三 诗法理论在南宋的嬗变

第十六章  《岁寒堂诗话》与《沧浪诗话》

一 张戒由“思无邪”论“意”“气”“韵”“味”

二 严羽“以禅喻诗”重塑诗学本体

三 “参诗精子”的美学批评

第十七章  金、元诗论缀要

一 苏、黄之辨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二 江西诗派再评价与方回《心境记》

三 刘将孙的诗趣说与杨维桢的“人品”论

第四篇 明清近代 流派理论的拓展与诗学本体的深化

第十八章  以“格调”为核心的明代“复古”诗论

一 复古之先声与茶陵派的“格调”说

二 前七子诗学理论的两面性

三 后七子中谢榛、王世贞的诗论

四 胡应麟的“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论

第十九章  以“性灵”为核心的文学解放思潮

一 文学解放运动先行者的理论纲领

二 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与“法不相沿”说

三 竟陵派之“孤怀孤诣”与“厚出于灵”论

第二十章  晚明三家诗论

一 许学夷之“通变”而“入圣”“入神”论

二 陆时雍关于“韵”的美学阐释

三 陈子龙“忧时托志”的“救亡”诗论

第二十一章  重整与改善的儒家诗学

一 虞山派论“诗人之诗”与“儒者之诗”

二 黄宗羲的“万古之性情”说

三 王夫之的“兴、观、群、怨”新释

四 叶燮重建儒家诗学体系

第二十二章  清代四大流派的诗学观

一 王士禛“神韵”说的美学意义

二 以儒家诗教为本的“格调”说

三 袁枚“性灵”说——诗人“天分”论

四 倡导“学人之诗”的“肌理”说

第二十三章  繁荣的清代诗话与论诗诗

一 《诗辩坻》等论“作诗之人”

二 《诗筏》等论诗的审美创造

三 赵翼、张问陶等的论诗诗

第二十四章  “诗界革命”时代的到来

一 龚自珍倡导个性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二 黄遵宪、梁启超的“诗歌革命”论

三 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

四 鲁迅“求新源”振“雄声”的《摩罗诗力说》

第五篇 词学与曲学 诗歌文体的更新与诗学批评的增容

第二十五章  词学——诗学的偏离与深致

一 词学初立与“诗余”之辩

二 词分二派：理论并行发展

三 词学深致之一：由“比兴”而“寄托”

四 词学深致之二：由“词心”而“词境”

第二十六章  曲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

一 “曲如赋”——诗歌文体再次新变

二 “豪辣”“至情”——传统情感论的突破

三 “本色”——充实内涵与拓展外延

四 “俗而不俗”——“雅、俗之辨”新论

五 “真诗在民间”——民歌理论的发生

主要引用书目和参考书目

后记

新版跋

接受读者与时间的考验

——增订本自序

我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三印补跋》中曾写道：“拙著接受了十年时间的考验，21世纪第一次印本又将问世，深谢读者的厚爱。”此书与彼书是姊妹篇，在增订本即将问世之时，抱着同样的感激之情，面对拙著的权威评判者——读者与时间，还想略作补述。

《中国诗学体系论》

任何一个真正的学术工作者，他从不敢奢求自己的著述能列入热门畅销书，或靠传媒炒作，获得十万百万的读者；但他的内心必有一个企求，那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前人与后人之间，站得稳脚跟，经得起较长时间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当然首先是通过读者来实现的。学术著作的读者，必定是欲求学问、有学术之心的一群。

说到此，一位距今近400年的诗学专家寂寞的身影又飘忽在我眼前，那就是《诗源辩体》的作者许学夷。他“不治边幅，不理生产，杜门绝轨，惟文史是䌷”，积40年之功，成38卷。但他没有财力付之出版，支持他的精神力量是什么？那就是他在去世前一年预留的《诗源辩体自序》中特别提到的：“昔虞仲翔言‘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无恨’。”

他如此自慰，在他看来，只要还有一位读者，心血就没有白费。但时间成就了许学夷，400年后，《诗源辩体》还有成千上万的读者。

《诗源辩体》

本人积四十余年学习和研究的经历，研读前人和同时代他人的著作，几部拙著也已行世有年，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时间和读者才是学术事业的最高裁判。十年二十年，一代两代读者还不足以确证你的著述可以流传后世，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后来者的知识结构、学术取向发生了你生前根本预想不到的变化，他们对你的名字已完全陌生，你的书还有人要读吗？

实在不可盲目乐观，著述者自己需要做的是扪心反省一下，是不是像许学夷那样耗尽一生心血，如果真正地做到了“每著一书，皆是生命心血的倾心投入”，或许后人也不会报以白眼。

本书也与《中国诗学体系论》一样，是著有“廿年积累，十年探索”而后成书（一“史”一“论”的著述目标得以实现）。我常常揣测今人或后人发问：“你的诗学批评史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吗？”这样的问题真令我惶惑，四个诗学层次和四种批评形态的划分，接近中国诗学批评发展史的本来面目吗？

自己从来不敢妄断，记得当年写作之时，也对“历史本来面目”这一命题做过思考。中国诗学三千年间形成的历史面目，有过确切的本来面目吗？透过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我个人的感觉是它实在有多种不同的面目：有浑身尘垢的面目，也有眉眼清晰的面目；有老态龙钟的面目，也有美秀亮丽的面目；有循规蹈矩的面目，也有桀骜不驯的面目……往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从不同方位观察，在他们不同的言语之中或不同笔墨之下，呈现不同的面目。

《陈良运传》

我作为其中一个来著史，到底描述哪一种面目？此事颇费踌躇，在本书初版后记所述“著史原则”中，已表示了著者当时的抉择，即致力于描述的是中国诗学眉目清晰、美秀亮丽、桀骜不驯的面目，如果或因历史悠久而示其老态龙钟，或因以儒家诗学为根基而示其循规蹈矩，那么，后世的读者可能更会不屑一顾。

因此，本书不搞历代理论批评的陈列，而是择取每个时期那些最有创造性、最富诗学和美学意蕴的理论批评的命题做深入的探讨，尽可能贴近本义的阐释，亦留下我自己思考的烙印，遵循现代接受美学的原则，拓开新的视野以面向未来。如此是否略具“历史的面目”，也只能由未来的读者去评说。

本次新版曰“增订”，是终于使这部书显得完整一些。“中国诗学”不只是“诗”的一体之学，诗、词、曲三大文体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阵容，我在“有生之年，尚有余力”之时，增写了词学与曲学两章，虽显疏略，但总算弥补了初版、再版时的缺憾。此次增补能差强人意地完成，实在要感谢《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和《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两书的合作者，是他们汇精拔萃之功，使我省却许多查阅众书之力。

《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

“接受读者与时间的考验”，是著者留在本书上诚挚的心声。每次重印都是新一轮考验的开始。但愿本书能荣幸地多享有几次愈来愈严峻的考验，直到它终于经受不起而消逝于历尘埃。

2006年11月24日

于榕城花香园

新版跋

继《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于1998年有了新版后，《中国诗学批评史》也出新版本了。三部书稿分别于1992年和1995年在北京、南昌三家出版社惴惴面世之后，它们没有在出版社仓库赖住不走，没有被抛到“特价”书摊，没有遭到直接送到纸厂再化纸浆之厄，可谓三生有幸！这表明：诗，还是人们所需要的；诗学论著，也是有人偏爱的。

《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

本人在七年之内，基本完成了资料、论、史的系列建构，原是为适应“中国诗学”研究生学位课程教学的需要，不意出版之后，在国内外有些反响。

最近出版的复旦大学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其首卷《原人论》中，黄霖君所撰《古代文论体系的探究》一节，叙述了1946年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首次冲出了‘纵观’的定势，站在‘横观’的角度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象论’，以及‘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等问题，使人耳目一新”。

而至“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有关著作”，为“研究‘体系’的第一层次”，接着说：“第二层次是随着民族精神的张扬和比较文论的兴起，人们逐渐注意挖掘传统文论的民族个性，用‘言志’‘缘情’‘兴象’‘意境’‘形神’等术语来构筑框架，描述体系。这比之前者无疑是一大进步。”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

很显然，拙著《中国诗学体系论》属第二层次（《文学报》第1149期头版《中国古代文论标志性转折》报道中，则将傅著与拙著示名并提）。黄君也很直率地指出，“令人感到不足”的是：“由于这种研究缺乏深层次的提炼、概括和抽象，往往还是停留在排比材料或是类编若干传统概念专论的基础上，甚至其演绎的内在逻辑仍然是沿袭前者的思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页）

揭示这些缺憾不悖我意，因为拙著初版《跋》中就曾写道：“这本书权充愚者一得之砖，它抛出之后，大有可能引出同代和后来的智者多种建构说，这正是我所希望和期待的。如果他们提出了更能正确地表述中国诗学体系建构的新说，把我的五字建构说敲打得体无完肤，我会欣然！因为这将更雄辩地证明，中国诗学确有一个体系在！而这恰恰是我写作此书时深藏于心的一个他向动机！”十年后之今日，作为“第三层次”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三卷本出台了，我欣然，我欢呼！

《体系论》和《批评史》，在“第三层次”大著尚未出来时，确也发挥了一点作用。1999年7月我到韩国大田市忠南大学出席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该校文科博士班文姬顺女士出示一本《中国诗学体系论》初版本，请我签字留念。

《美的考索》

我翻到目录页，发现在篇章目录之下，已签了十几个韩文名字。文女士告诉我：“您的这部著作是我在北京得到的，现在已成了我们博士班的必读书，可惜只有一本，大家轮流研读，每人读完后要签名。”捧着这本有幸在外国学子手上传读的书，我感动了，欣签“人、书异域相逢，中、韩诗谊长存”十二字。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杨文雄先生则从“古典诗歌接受史”的角度，评价《批评史》，他在大著《李白诗歌接受史研究》中多次提到我有关接受理论的文章，而后说：“其实，陈良运最大的劳绩还在于出版了《中国诗学体系论》和《中国诗学批评史》两部著作。……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诗学发端于‘言志’说，陈氏从接受角度提出‘《诗》以言志’，并认为‘《诗》以言志’应是中国最早的接受理论。这个观点延续到下一部书作为主轴，《中国诗学批评史》的第一章就讨论‘接受观念的萌芽’，并阐述了《左传》中的诗歌接受观念，然后第十二章讨论唐代诗选家的审美接受准则；在第十三章专节讨论了宋人对唐诗的接受与评价。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用接受理论讨论诗学的批评史，对今后接受史研究有样板作用。”（骆驼出版社1998年6月修订再版第26页）

“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接受形态，我注意了“接受理论”是实，说“有样板作用”则过誉了。

本书至今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憾是未及词、曲理论。词、散曲小令，是中国古典诗歌两个很重要的新文体，词、曲理论批评，自然是诗学理论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诗学体系论》中我尚能顾及，但因当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此书稿时，已有词学批评史、戏剧理论史（曲学理论在其中）的选题，我在写作本书时便有意回避。

《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

缺此两项，显然不足以称为综合各种诗歌文体（词、曲又是新兴的各有一代之誉的新文体）的诗学批评史。1995年改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来不及补写。此后，我主编了《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感到至少需在第三篇中补写两宋词学、第四篇中补写元明清曲学、清代中兴之词学等三章，这次酝酿再版，又因忙于他事，再度付之阙如。但愿在有生之年，尚有余力之时，能弥补这一缺憾，成就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诗学批评史》。

庚辰夏、花甲之年、离赣入闽之前月

写于洪都诗学斋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陈良运（1940—2008），江西萍乡人，历任江西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江西省文联委员、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诗学批评史》《〈周易〉与中国文学》《〈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中国艺术美学》等，主编、合撰《中国历代文学论著选》（诗学、词学、赋学曲学、文章学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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