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摘自张耀铭《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转自：高校人文界
“影响因子狂热”，危害学术
文/张耀铭
“影响因子”是由美国文献学家尤金·加菲尔德1972年提出的，是指一定时间内某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其计算公式为：影响因子=期刊前两年所登载论文在统计当年被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所登载论文的总数。影响因子现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人们不仅用‘影响因子’来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与整体质量，也常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价某篇学术论文乃至作者的学术水平”。
“影响因子”被引进国内之后，被狂热追捧，迅速“泛化”成几乎“无所不能”的学术评价工具：从学生毕业、晋升职称、项目资助，以致院士评审，都离不开影响因子。更有甚者，还衍生出了许多“寄生”于影响因子的产业。不过，这些充其量是小巫见大巫。汤姆逊-路透从2002年开始靠“影响因子”预测诺贝尔奖，并颁发“引文桂冠奖”。2014年10月27日，被视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引文桂冠奖”首次在中国颁发，111名中国内地科学家获得“高被引科学家奖”，其中15名科学家被授予“最具国际引文影响力奖”。这项奖是否名副其实，颇受争议。中国科学界新锐媒体《赛先生》就“炮轰”其只为博人眼球。
影响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因数很多，既有学术的，也有非学术的。非学术因数主要有学科差异、论文性质、期刊类型、编排规范等。因此，管理部门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或杂七杂八一勺儿烩，用同一尺度、同一标准去评判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采用精确的量化方法评价某项科研成果的水平，可以说是世界通行的规则。但即使这样，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还是有很多的差异。“在《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2004年版)，自然科学类期刊中天文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均值为0.093 1，而植物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均值为0.505 2，是天文学的5倍多；数学类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为0.511 9，而相应大小‘影响因子’的期刊在化学类期刊中只能排在第26位，可见与不同学科相关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别非常大”。
如果用影响因子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对人文学科不仅不公平，而且十分荒谬。“不同学科论文之间影响因子差距极大，这就造成刊发不同学科论文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差别极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因子差别更大。比如《经济研究》与《历史研究》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期刊，但根据中国知网2014年发布的影响因子年报统计，两本最著名的专业期刊，影响因子差别极大，《经济研究》复合影响因子达9.831，而《历史研究》的复合影响因子仅0.954，相差整整10倍。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文史哲‘第三世界’在学术评价领域显露无疑。在综合性期刊中，除《中国社会科学》为5.596外，绝大多数综合性期刊如果能超过1，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就学报而言，《浙江大学学报》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最高，《复旦学报》1.094，《文史哲》则只有0.646，可见我们并不能以此判断后两家学报比前两家学术水平低，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是学术文章分布造成的。前两个学报侧重社会科学学科的文章，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文章；而后两个学报侧重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学科的文章，这种学科分布造成了影响因子的巨大差异。因此，仅仅或主要依靠影响因子数据评价期刊，不仅是极不科学的，而且会对人文社科期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评价标准没有考虑到学科之间的差异”。（仲伟民：《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关于人文学科学术期刊的评价问题》，《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3期）
滥用影响因子，扭曲了学术期刊选稿用稿的倾向，加剧了文史哲等传统学科走向边缘的趋势，从长远看对人文学科的后果是毁灭性的！2013年，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内的75家机构和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上，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宣言呼吁停止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反对使用影响因子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评审”。
文章来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ans/_GjG8W4BMH2_cNUgR0O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