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和下西洋之后1497年，西方探险家便来到了中国。最早到达印度洋的是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后来麦哲伦到达菲律宾群岛。对于这些西方的探险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打破了我们宁静的生活，另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不少积极的影响，尤其是科技文明的影响。但是对于封闭的明朝和清朝，这些葡萄牙人又是不受欢迎的，那么这些葡萄牙人是如何留在澳门的呢？
在明朝正德年间，也就是郑和逝世（1433）之后的1506年，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的南海，当时明朝人称呼他们为佛郎机，据《明史》记载，明朝认为这些葡萄牙人，地理位置在马来西亚南部，“佛郎机，近满刺加”。可见郑和之后，明朝的这些官员对于世界的了解，有多么地无知。
这些葡萄牙人来到东南亚之后，就占据了马六甲海峡的北岸，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南部地区，并在那儿立了一个旗帜，选择定居下来。这里原来有个满刺加国，曾经受到过明朝的敕封，但是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喧宾夺主，成为这里的统治者，并且在正德十三年，派遣使节要和明朝建立关系，并且请求朝贡。
如果放在郑和下西洋时期，肯定求之不得，郑和时期，朝贡的这些蕃国，不但需要朱棣巨额赏金去诱惑他们，而且还需要船接船送，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葡萄牙人来的不是时候，正德年间，朝廷正打算关门过日子，甚至认为郑和下西洋太耗费财力，因此对于远洋航行，朝廷内部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三缄其口。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认为重税导致民不聊生，因此历年朝廷税负都比较低，明成祖朱棣下西洋几乎耗去了国库一半的财力，2万7千人花费700多万两白银，而且买回来的宝石、珍珠、龙诞香、椰子、香料、燃料、花木等玩物，毫无实用价值，这也难怪后世避讳下西洋。
到了后世明宪宗时期，曾经动过想下西洋的念头，宪宗非常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于是想到南海寻找，后来群臣反对，于是作罢。
正德年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者托梅·皮雷斯来到明朝，这位使者非常有责任感，在被拒绝之后，依然留在明朝。他在广州市舶司“怀远驿”住了下来，甚至还买了房子，为持久战做准备。他留下了一名“亚三”的随从，在被阉割之后，成为明武宗的贴身宦官，即使如此，明朝也一直没有同意与葡萄牙进行朝贡贸易，可见防范之深。
虽然朝廷不希望同洋人打交道，但是民间却和葡萄洋人打成一片，特别是在菲律宾的2万多华裔商人，已经形成了常年的贸易往来。后来朝廷虽然三令五申要求这些葡萄牙人退出满敕加，但是沿海居民已经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并且官员也从中捞到好处，政策很难落地。
当时广东布政使吴廷举就奏报朝廷，认为这些葡萄牙人能够带来很多西洋物品，只要不允许他们进入珠海，而且只在广州贸易就可以了。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吴廷举没有提，这些贸易不但让广州百姓富裕起来，这些官员的薪水也提高很多。
嘉靖皇帝
据《明史》记载，嘉靖九年，福建巡抚林富上书朝廷，认为与葡萄牙人通商有各种好处。第一、朝贡贸易过程中朝廷可以收税，这些税收是在朝廷农业税收之外的，可以作为皇上的贡品；第二、广东、广西经常发生民变，可以利用这笔钱养兵，减少朝廷财政压力；第三、加强通商可以改善民生问题，让百姓多一条生计，减少民变。
从此之后，葡萄牙人每年向明朝支付500两白银的租金，合法在澳门居住下来。之所以叫澳门，是因为它是香山县的出海口，当地人把出海口叫澳，最早叫香山澳，后来慢慢改成了澳门。
在清朝修的《明史·佛郎机传》中，对葡萄牙有客观的评价，认为葡萄牙人只是希望进行通商贸易，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但是明朝对于他们过于猜忌，一直不允许他们朝贡，其实一直到明朝灭亡，葡萄牙人都没有给明朝带来什么大的麻烦。
可以说清朝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嘉靖二年，曾经爆发过西草湾事件，几艘未经批准的葡萄牙商船进入广东西草湾，与那里的明朝水师发生了冲突，被明军杀死30多人，逮捕40余人。但是整个事件很快就被平息，葡萄牙人还是按照明朝的政策行事。
明朝仿制佛郎机
葡萄牙对明朝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佛郎机炮的使用。早年明朝有突火枪等火器，但是这种火器射程比较差，只有50米的距离，而且精度也比不上当时的弓弩。另外这些火枪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只要下雨天，或者风大，火药就点不着了。
1620年，明朝从葡萄牙人手里购买了大量的西洋大炮，然后运到北京之后，聘请当时欧洲的工匠指导制作红夷大炮。明朝结合佛郎机炮和红夷大炮的优点，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神飞炮。这种炮装填速度快，杀伤力大，而且运输方便。
红夷大炮
像明朝这样大规模、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朝廷到广东福建的地方当局，都主动搜罗新式枪炮，积极引进通晓制造火炮技术的西洋人。当时出现了一场编译火器论著的高潮，什么《西洋火器法》、《西洋火攻神器说》、《西洋神炮》等等，都是明朝的时候出版的。明朝时候兵书数量之多，为中国各朝之冠，其中大部分又出自16、17世纪。明朝生产出来的各型佛朗机总数达三四万门，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之后明朝在对蒙古、女真、以及日本的战争当中，这些“佛郎机”发挥了巨大作用。
1847年，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容闳、黄宽、黄胜三位学生，都是来自澳门附近的马礼逊学堂，这里在鸦片战争之后被称为中国买办之乡，有大批本地华人充当与洋人的中间商，因为清朝不允许与外国人直接贸易，于是澳门附近就产生了大量的买办。
当时如果想学外语，只有通过教会学堂学习，这里不但管吃管住，而且还免学费。但是清朝末年，但凡家里有那么一点钱，孩子能念私塾一定是念私塾。因为走向买办的道路，就意味着与科举无缘了。
留美幼童
从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开始，这里就成为西方传教的大本营，1847年，马礼逊学堂的校长布朗因为生病要回美国治疗，他不希望容闳、黄宽、黄胜这三个优秀的孩子因此荒废了学业，因此带他们到美国学习，之后容闳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了耶鲁大学的全奖，4年之后还以优秀的成绩在耶鲁毕业。
随后1872年到1875年，四批留美幼童当中，只有一个山东，其余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广东，尤其是澳门附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要员、文化大家、科学大家，要不他们本身就是广东人，要不上一辈子是广东人，就是这个原因，他们的根就在以澳门为中心的一个辐射区。
澳门对于中国的意义，绝不是一个殖民地这么简单，它是近百年，封闭的明朝和清朝对外的窗口，如果没有这扇窗口，中国将会落后世界更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