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分禁忌密作,谁能想到竟有人敢拍它!

2021-03-23   24楼影院

原标题:8.5分禁忌密作,谁能想到竟有人敢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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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电影拍出来,没有任何人想看;有无数人想看的电影,却没人敢拍。

今天介绍的这部《亲爱的同志》,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苏联人来说,便属于后者。

本片在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如今一上线,便登顶豆瓣当周口碑电影第一名。

苏联的历史,被尘封三十年的流血事件,在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春秋笔法下,向我们阴郁袭来。

01

时值1962年,距离斯大林去世还不满10年,苏联全国上下,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由于长期对军事重工业的侧重,加上多年的战争摧残,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将斯大林的神圣地位瞬间颠覆,也开始了一系列明面上的经济改革,将国家的发展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赫鲁晓夫的不少政策在执行层面时常虎头蛇尾,无法贯彻,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倒退。

1962年6月,食用油、肉类在政府的财政干涉下,价格分别涨了20%和35%,可工人们的工资反而降低了三分之一。连肉都吃不起,日子过不下去的工人们只能罢工,向政府要说法。

6月1日,苏联的西南城市新切尔卡斯克的电车厂内,燃起了第一颗火星,局势一触即发。

本片故事的女主角柳达,便是该市城市发展委员会的政府官员。她会在清晨凭借其特权身份获得稀缺物资,却又在市政例会上对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

当得知工人罢工的消息后,她首先想到的只有一件事:以强硬的手段压制动乱,严惩煽动工人罢工的头头。

她本以为,如此工人们便会散去。可事态急转直下,罢工潮愈演愈烈,工人们拿起石头砸向领导办公室,迫使柳达等一众官员仓皇逃走, 流血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作为官员,傲慢又麻木的柳达是这场动乱的助推器之一;但同时,她也成了受害者。女儿 斯维特卡,是当天游行群众中的一员,在混乱中失踪了。

影片的整个后半段,便是柳达寻找失踪女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 柳达信仰崩塌的过程。

曾经她觉得流血再所难免,是实现正义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今,女儿生死未卜,再见无辜之人倒于血泊,柳达心里只有恐惧。

曾经她觉得面对骚动最好的办法是压制,面对不听话的人就要制裁;如今, 女儿下落不明,她听到枪声就觉得害怕。

曾经她是庆功会上最慷慨激昂的发言者,如今,女生不知何处,她只想跪在僻静的角落,求老天保佑。

巴掌,永远只有打在自己脸上,才觉得疼。

一天的生死莫测,柳达以为女儿斯维特卡已经罹难,却突然在自家屋顶上发现了怯生生的女儿。

影片用这样一场大团圆的结局告诉我们,祸乱中总归存在不幸中的万幸吗?非也,而是一种留有余味地恐惧。

在斯特维卡参加游行活动的“原罪”前,在柳达根深蒂固的“效忠”方能抵罪的意识下,这对母女终究在信仰破产之际,舔舐各自无法愈合的伤口。

02

对于1937年出生的导演康查洛夫斯基来说,拍摄这样一部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的影片,既是对青年时期的国家伤痛进行的招魂仪式,同样也是他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

很多人可能对康查洛夫斯基并不是非常熟悉,然而提到他的老同学塔可夫斯基(代表作《乡愁》《镜子》),及弟弟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代表作《烈日灼人》),文艺电影影迷们对他们的作品应该如数家珍。

可大家殊不知的是,康查洛夫斯基乃是老塔前两部影片《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编剧,对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人心路历程的创作可谓驾轻就熟。他常能以精雕细琢的影像调度,克制简省的叙事手法将影片锤炼的极富余味。

比如本片在影像画幅上特地选用 4:3的复古制式,一是为了让观众回到六十年代电影的常规宽高比中,二是为了在视觉上造成局促感,让片中所有角色都处于一种被时代挤压的状态。

而基于黑白画面拥有丰富的灰度层次感,康查洛夫斯基在摄影师的辅助下,常常选择在室外的远景、大远景景框中,增加光圈数,用景深效果营造幽暗的视觉外延,使人物常常处于未知的“监视”和“惩戒”,正好呼应了高压统治下的恐怖氛围。

和这一丰富细究的影像语言相比,康查洛夫斯基并不追求故事上的多线交叉,而是用一条最直接的线索——寻女,来架构整个流血事件。

在此,以柳达作为切入点而展开的三位家庭成员,实则涵盖了当时整个民众心态的基本构成。

柳达的老父亲,曾是个哥萨克老兵。在历史上,哥萨克人乃是骁勇善战的一个社群,有着东正教的信仰,和苏联当局关系胶着,甚至在1920年代被当局高压统治。这一点,从老父亲读着过去的信件,足以看出。

所以,老父亲对待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政府,充满仇视,感慨道:幸好我是快要死去的人。

但柳达不同,她是个在斯大林时代受益的既得利益者。斯大林在她心中,宛如神明,所以她才会在家中挂满斯大林的肖像画,而对赫鲁晓夫的执政方式颇多微词。

和这两位长辈相比,最小一代的女儿斯维特卡对斯大林深恶痛绝,但她却对将斯大林赶下神坛的赫鲁晓夫充满崇拜之情,希望在后者的领导下,苏联可以迎来民主制度,以及社会繁荣。

老一代对过往族群的皈依,中年一代对逝去领袖的追忆,新一代对当下执政者的赞赏,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这个女官员的家庭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撕裂下,渐行渐远。

唯有“寻女”,让柳达与柳达的老父亲再次回归到人性亲情之中。所以,斯维特卡的失踪和归来,表面上是因游行运动所导致,实则是导演对这个家庭进行重新审视和修补。

当亲情在生死的边缘挣扎时,才可能出现另一方发自本能的恻隐心和保护欲。因此柳达才会对着斯维特卡的“假坟”疯狂哭泣,老父亲才会在深夜拿出旧信向柳达袒露过往。

但《亲爱的同志》一片的底色终究是悲凉荒谬的。反观柳达从头到尾的言行,你会发现她的内心如同其分成三瓣的家庭一样,充满矛盾。

面对官职比自己略大的情人,她表达了对时局的怀疑,将民众苦不堪言的生活现状归因于政府的措施不当;可在面对比她社会地位低下的副食店店员时,她又成为政府的忠诚守卫者,对一切质疑言论大加鞭挞呵斥。

可不管是在城市委员会上,还是在上层决策者商讨如何处置罢工工人时,柳达都是一副“铁血惩恶”的嘴脸,巴不得将这些为了讨生计的可怜民众一个个送上断头台。

和柳达有着相似矛盾的还有那位克格勃队长,以及在车中与队长密谈的将军。克格勃队长既会如鹰隼一般,对参与过游行的民众毫不手软,却又会为初次相识的柳达以身犯险;至于那位将军,更能与游行民众共情,感叹:一切都是被“保密”过的。

这便是康查洛夫斯基的高明之处,他没有照本宣科,将视角对准那次流血事件中的某个底层民众,将血腥和愤怒倾泻到银幕上,而是另辟蹊径,聚焦到另一面——执行及参与暴力镇压游行群众的政府官员、克格勃特工及军队士官。

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并非是无情的草木,而是因为恐惧、自保及权力不断做出的身份转化,即在面对上层官员时是一套,面对下层民众时是另一套。

著名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提出过一种名为平庸的罪恶的理念,用以指代那些在二战中,执行屠杀犹太人命令的德军官员,这些人并非是恶的根源,而只是恶的执行者,是整个邪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毫无知觉。

而《亲爱的同志》中的柳达,显然比“平庸的罪恶”更进一步,她深知自己的罪恶,但却无法自制,她在潜意识中厌恶自己,却在自我层面,对这一切罪恶视为理所当然。

柳达是个恶人吗?或许女儿斯维特卡在银幕外的不幸遭遇,会让她幡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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