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获得飞速的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随着《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上新了 故宫》等大批文博类节目的热播，不仅将“博物馆热”从线上带到了线下，也点燃了社会公众对于文物鉴赏和博物馆参观的热情，“打卡”博物馆的行为逐渐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把参观博物馆、展览馆当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吉林省博物院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瓷彩华章——吉林省陶瓷艺术展》《破晓——吉林人民革命斗争史陈列》《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壮阔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吉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等一批优质展览的推出，集中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吉林省地域文化的厚重底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目前业已推出两期的“长白遗珠”系列吉林省博物院藏书画精品展。
沈周《枇杷图》
长白，取吉林之意；遗珠，指的是留存于吉林大地上的书画明珠。吉林省博物院书画藏品底蕴丰厚，在全国范围里也称得上名列前茅，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书画大馆。由于吉林省博物院搬迁之前的旧馆条件所限，几十年来，这批宝贵的书画珍品很少有在本省展出的机会。2016年1月，省博整体迁入风景秀丽的净月谭公园西侧的永顺路1666号之后，陈列展览区的面积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陈展区的文物柜还配有先进的文物预防性保护设备，库房区每个库房均有独立的温湿度控制系统、现代化的文物装置用具、文物预防性保护监测设备，文物保护技术区还有多个实验室和修复室，并配置了X荧光能谱仪，傅立叶红外光谱仪，超景深视频显微镜，光纤光谱色差仪等先进的文保设备。这些设备为文物瑰宝提供了安全保障，也为人们近距离亲近这些院藏珍品提供了可能性。
在首期书画精品展中，省博向公众展出了院藏宋元明清书画精品25件，包括苏轼、徐渭、沈周、文征明、赵孟頫、董其昌等书画大家的作品；而此时正在展出的二期展览，则以院藏北宗山水画为主题，精选院藏自南宋赵伯骕至20世纪后半叶的张大千、溥心畬等共37幅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北宗”山水画呈现给公众，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20年2月10日。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张磊：就是想趁着咱们传统文化热这一个阶段把它推出去，（两次展览）质量都很好，涵盖了花鸟、人物、山水、工笔、写意全包括了，（作品）本身也是一流的。
长白遗珠二期展览
中国的绘画发展至今几千年，每个时期的绘画作品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代绘画是我国古代绘画的黄金时期，各类绘画都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此后数百年的发展都是在宋代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在已经展出的众多书画藏品中，宋金时代的画作自然是备受书画行家瞩目的部分。张磊：“它每个时期都不太一样。你像宋代，其实宋代是注重“格物致知”的，到了南宋发展为理学。“格物致知”就是讲的事物发展规律，所以才体现在绘画方面，就是相对要写实一些。所以你看宋人的绘画，无论是花鸟还是人物，它的用线要合乎规律，比如说事物的起伏，甚至用不同的线去表现不同的质感，比如说叶子的这种厚重感，反映的花鸟上面，花的那种娇柔，包括枝干那种苍劲，他要不同的线去体会，所以这是对那个宋人“格物致知”的一个诠释。咱们这次展览里边，它是金代宫廷绘画，是受宋代画影响的。你比如说《文姬归汉图》里边呢，线是合乎结构的，而且提案转折都合乎，包括物理的结构啊、质感呢你都能体会到。比如说那个胡须，人的胡须的这种飞扬的这种感觉，包括那种厚衣服鼓起来那种厚重那种感觉，它都是用不同的线去描绘，而包括那个关节，人的关节有线条的那种提案，马的那种关节的那种线条啊，每一根线条都特别讲究，都特别到位，就是宋代的绘画。”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卷《文姬归汉图》，经郭沫若先生考证为金代画家张瑀所作，画中描绘的是东汉蔡文姬返回汉地的场景。画卷前端第四位骑黑色骏马、衣饰华丽、容貌端庄者为蔡文姬。画面不作背景，通过刻画随从畏寒的神态以及遮挡风沙的动作来表现行进的艰难，同时蔡文姬表情的庄重又传达出她毅然回归汉地的决心。
长白遗珠首期展览
中国元代虽然国运略短，却是名家辈出的时代。元代的人物画《九歌图》是“长白遗珠”系列展览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幅长卷以屈原《九歌》中从《东皇太一》至《国殇》十篇为题材，前面加绘屈原像，共计十一段画面。此图临仿宋代人物画大家李公麟，采用白描技法，线条如行云流水，极其飘逸；人物皆有神采，体现出作者在人物画方面的高深造诣，堪称是一件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代表作。每段画面后还由元代书家吴叡以篆书题名、隶书书写相对应的《九歌》原文，并在《国殇》后加书《礼魂》篇。这幅画卷的作者叫做张渥，在中国书画史上，这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
因为他绘画史上也没有记载。但是他应该也是属于当时的一个士流阶层，士流阶层在当时因为地位都比较低，所以就是关注的人也比较少。他的后边有一段官款，是倪瓒题的，他是“元四家”之一，而且也是格调里边最高的。因为你算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逸品，逸品也是咱们中国画格调最高的一个品格。当时文献里边说“江左以有无论清浊”，就是江南人家有没有倪瓒的字画来论你家清不清，倪瓒能给他提词的话，就证明他在当时其实在文人圈儿里边，是影响比较大的。你到了元代，因为元代是蒙古族统治下的一个朝代，他对汉族文化（理解不深），而且汉族知识分子在当时是地位比较低的。当时有“十儒九丐”的说法，所以他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书画方面。所以这个时期隐逸题材的说法出现了，也比较多，人物反而出现的比较少。因为山水更加适合传达这种隐逸题材。所以就是张渥的。这一个《九歌图》已经是元代，就是人物画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件精品。因为他是总共有三卷《九歌图》，在国外一卷，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卷。那咱们这一卷是他其中的一些比较精彩的一卷。他的艺术成就是很大的。因为元代人化并不是很昌盛。所以这一个在元代人化领域来讲已经是很少见的一件精品。
长白遗珠首期展览
倪瓒为张渥题跋道：“张叔厚画法，吴孟思八分，俱有古人风流，今又何可得哉！壬子六月廿九日观于思齐西斋”。这幅长卷的全名叫做《临李公麟九歌图卷》。李公麟是北宋时期一位颇具影响的名士，其白描绘画为当世第一。北宋的人物画被李公麟发扬光大，他的人物画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构图坚实稳秀而又灵动自然，画面简洁精练，但富有变化；题材广及人物、鞍马、山水、花鸟，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且所作皆不着色。张渥的这卷《九歌图》，颇有李公麟白描的清丽流畅之风。
咱们现在看古人，比如说你临啊或者摹啊仿啊，这种题材你并不是说完全是一定就是临或者仿或者摹。因为他有时候是借鉴，比如说咱们看那个古画，里边说摹什么李唐，结果你一看就跟李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因为中国的传统的人，他有一种厚古倾向，就是包括咱们现在也是，所有人都有一种喜欢古代文物的这种这种理念，这所有人都好古。那么，他有时候，比如说写书写画画完之后呢，往往提一句说摹笔，但是其实你看到原作的话，跟他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为了证明，就是他的东西是师出有名的。我这个来自古人，有古意。
溥儒《昆明湖秋色图》
文人画兴起，是元代绘画的显著特点，文人画的基本特征表现在重视绘画中的书法趣味和诗、书、画的进一步结合，强调作画贵有“古意”，并以“士气”反对“作家气”。在书法方面，元代初期的士大夫大多以取法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为主，直到赵孟頫崛起，才开始提倡师古，力追晋、唐，他扭转了南宋书法取法“近人”，格局越来越窄的衰弊风气，使元代书风以取法晋、唐风范为主，而又有所创新，既恢复了传统的法度，也具有了自己的时代特点。在“长白遗珠”展览中所选取的赵孟頫手札，是一件得其书法真趣的作品。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在元朝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曾被封魏国公。他的书法世称“赵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这件手札这件手札是赵氏暮年的一件作品，收信人的名款已经残损，看文中所写的内容此人应当是作者的同乡，信中提及田上账务，嘱托他代为某处山上遍种松树、购买山地等事宜，而文中的“东衡穴边地，望都与买了。”一句，则为我们揭示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张磊：“因为赵孟頫是四大楷书家之一嘛，他的这一件是一个尺牍，写给同乡一个朋友的尺牍。但是受信人已经残损，分辨不出来。他在信里边就是说到了准备自己归隐之后，在家乡里边有个种松树啊买地这样的事情。而且里边透露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因为他和他夫人管仲姬感情特别深，这里边提到了一个“东衡穴边地，望都与买了。”东衡穴就是他的妻子管仲姬的墓地。”
董其昌《昼锦堂图》题字
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字仲姬。她亦是一位风华绝代的才女，她与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并称中国历史上的“书坛两夫人”。这位管家小姐自幼工诗善画、聪颖异常，不知是不是因为才气非常，在一般16岁就嫁作人妇的古代，管道升直到28岁也没有出阁，直到她遇到了赵孟頫这样一个有缘人。
赵孟頫虽然出身贵胄，却生不逢时。在他少年时期，南宋王朝便已如大厦将倾。在父亲早亡，赵家家境每况愈下的情形下，赵孟頫的生活度日维艰。宋朝灭亡之后，在元世祖忽必烈“搜访遗逸于江南”的过程中，赵孟頫被人推荐给忽必烈，当元世祖看到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赵孟頫，惊呼其为“神仙中人”。由此，赵孟頫一路平步青云，仕途顺畅。
董其昌《昼锦堂图》
后来，两位旷世才人终成眷属，赵孟頫才艺绝世，丹青艺术的被称为元朝第一，书法世称“赵体”，流传不多的作品至今仍是收藏界的珍品，诗词文赋诸体皆妙，开启了元诗新风。管道升才貌双绝，能诗文，擅书画，笔意清新。二人既各有千秋，又珠联壁合，整整三十年，这对诗、书、画三绝的夫妻，在诗坛画苑中相携游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
虽然这对神仙美眷修养相当，夫唱妇随，但夫妻二人结为连理二十余载后，人过中年的管道升已经被岁月消磨了色彩，此时已然是“玉貌一衰难再好”。而在那时的历史环境下，男人纳妾本也是一件平常小事。一日宴饮之后，赵孟頫借着酒劲题写了小词一首，以此来试探一下夫人的态度，他写道： “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张大千《小蓥华山图》
随后，管道升也不明言此事，同样以一首小词作答，那便是这首流传千古的《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俩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这首词的设喻十分婉转，但字里行间暗藏机锋，透出铿锵英气。特别是末句“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更是表达了管道升对用情惟专的誓死坚持。
当赵孟頫读完了这首至情至性的《我侬词》后，心下顿时后悔不已，他叹息着说道：“有妻若此，夫复何求！”
张瑀《文姬归汉图》
从那天起，赵孟頫和管道升把这两张字笺工整地誊写下来，贴在案旁，时时引为笑语，二人之间从此再无间隙。几百年间，这首至情至性的小词已然被世人广为传颂，这对神仙眷侣的故事也随之镌刻在了中华历史的记忆里。
公元 1319年，管夫人因病重客死在归乡的舟楫之中，时年58岁。赵孟頫和儿子赵雍护送管道升的灵柩回到故乡吴兴，把她安葬在德清县东的衡山上。之后，便就有了这件写给乡邻故友的手札，以及手札上这句语气平静却堪比千钧情重的词句。张磊：就是这片信札里边没有提到管仲姬也没有说我想念亡妻，但是你就这一句话，就是“东衡穴边地，望都与买了。”你就能感觉出他对他的妻子感情有多深。墓地周围的地全买了，通篇不见“亡妻”两个字。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对他亡妻那种爱恋。而且这封手札写完三年之后，赵孟頫也去世了。
赵孟頫《种松帖》
赵孟頫在为管道升撰写的《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中这样描述她：有才略，聪明过人。亦能书，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夫人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墨辞章，不学而能……在女性社会地位普遍低下的古代，管道升既能以才华超脱于凡尘世俗之外，又能用自己的智慧处理好家庭社会中的日常琐事，由此，她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杰出女性之一。可以说，这幅由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的《种松帖》，不仅仅是一件传世的书法佳作，更因为二人伟大而浪漫的爱情故事变得别有风味。
在两场“长白遗珠”书画展之中，宋代苏轼的《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金代张瑀《文姬归汉图》、元代张渥《九歌图》卷以及清代恽寿平的《鱼藻图》轴等作品，都曾著录于清宫的《石渠宝笈》中。
文征明《树下听泉图》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即1745年)，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而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张磊：“有4件是《石渠宝笈》收录过的，《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喜爱书画，所以就把征集到的书画陆续注入到清代内府，所以就是他分为一编、二编、三编，但是三编基本都是嘉庆皇帝编的，因为他国家搞收藏，所以收藏基本顶级的文物都收藏在《石渠宝笈》里面。”
书画之美，常常直达心灵。当我们面对一件杰出的书画作品时，在色彩的变化里，在线条的疏密中，流淌着自然与人文的双重本性，我们品读的不仅仅是笔墨上的美，更是在与书画作者的心灵相交，书画大家们的品性与志趣、思想和领悟潜藏于方寸之间，其作品中的寓意、书画背后的人生故事等，对于当下我们的人格的完善亦有着别样的影响。
张渥《临李公麟九歌图》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曾孕育了众多艺术大师，明代的董其昌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一个山水画家，他不仅有卓越高超的艺术作品传世，他的艺术理论也影响了明清近百年的绘画理论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南北宗论。
当下，吉林省博物院正在举办“长白遗珠”系列书画展的第二期——吉林省博物院藏北宗山水画展，董其昌、何澄、仇英、张大千、溥心畬等名家珍品悉数亮相，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月10日。
中国山水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由于中国艺术深受儒家、道家、佛家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古代艺术家们往往更崇尚一种述而不作的理念，因此对于理论的探讨常常来于艺术家自身的经验总结，而非纯粹理论性构建。所以，中国画艺术理论的发展通常是艺术家对于自身创作经验的感想，很难构成较为系统的理论著作。
南北宗论标志着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理论的产生。古代中国的画家，尤其是山水画家，对于山水画的研究缺少一种系统的论述和流派的归纳，而南北宗论却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它从思想方面上拓宽了美学的表现手段，增添了人们对于艺术的审美和欣赏的能力。想要进一步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董其昌背后的明代画坛。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张磊：“明代的美术史，他相对起伏比较大一点，因为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因为是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所以他不喜欢那种就是元朝这种隐逸文人的这种风格。他反而推崇南宋院体那种特别清刚那种效果。当然，他也有他的政治意义在里边，因为你推崇元代的这种文化的话，不利于它的统治，所以他绕过去推崇南宋。南宋毕竟是汉人中原文化。在宫廷院画里面，你看到的明初的这些风格，比如说王谔呀，包括边文进，还有那个林良、吕纪呀，他们的无论是花鸟画或者山水里边体现的是一种南宋院体的一种笔法。那么到了在这种影响之下，他就出现了戴进这样的浙派，后来随着浙派没落，吴门画派兴起。”
吴门派是明代中期兴起于苏州地区的书画流派。在有明一代里，吴门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因而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古有着“苏湖熟，天下足”之称的苏州，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所以才有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盛誉。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南宋王朝建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距离首都最近的大城市就是苏州。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都南京，苏州仍然是离首都最近的大城市。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起锚地就在太仓浏河，苏州由此成为对外贸易的窗口。永乐迁都后，贯通了京杭大运河，促进南北物资交流，苏州又成为巨大的物流中心。以上这些历史原因叠加起来，让苏州具备了发达的经济实力和独特的地理优势，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纺织业与手工业发展尤为迅速，纺织印染、苏州刺绣、苏州制扇、玉雕、木雕、漆雕等手工艺也促使了吴门绘画艺术有着更新潮、更广阔的艺术视野，绘画人员队伍需要不断壮大，画家们也需要提高艺术水平寻求改革与突破。
由于苏州在明代中期极强的经济和文化实力，这一地区通过科举考试走出的文人士大夫也很多。这些文人多有两重身份，一是在朝的高官要员，一是吴门书画艺术的实践者。明代中期开始，以苏州为中心，吴门派的书画艺术逐渐辐射开去，形成中国书画艺术的重心所在。这个流派里有不少历史人物让人耳熟能详，比如最常被提到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以及与文征明、唐寅并称“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和徐祯卿。
吴门派的成员基本都是书画皆擅长，沈周和文征明均是书画大家，而唐伯虎则在山水画、人物画两方面都很出色。一个流派能够在书画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长白遗珠”系列书画展的首期展览中，就陈列了沈周和文征明两代吴门派领军人物的作品。张磊：“吴门画派取而代之。就重新讲文人画的这种领域，重新占据了中国美术史的地位，比如说咱们展览里边的沈周、文征明，这都是吴门画派的领袖。因为先是沈周执掌吴门画派，后是文征明执掌吴们画派，咱们选了两个代表人物的作品。那么在考虑选品的时候，文征明选的是他的比较代表性的青绿山水，但是沈周因为大家都知道沈周的山水画的好，其实不知道的是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所以这一次单独拿出来一张一副沈周的一幅花鸟。”
沈周是吴门画派创始人，也是“明四家”之首。由于他家资丰厚，所以一生不走仕途博取功名，书画艺术成了他闲暇之余怡情养性的生活方式。尽管沈周是一个山中宰相，几乎一辈子隐居世外，但是他吴门派鼻祖和领袖的地位却没有人能够撼动。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幅《枇杷图》轴，是他写生枇杷果实一枝，笔墨简练，随意点染，一种生动之气跃然纸上，可以看出沈周的水墨写意技法已达到挥洒自如的境地。
文征明是沈周的继承者，他一生稳健，这与他的好友唐伯虎有很大差别。文征明不似唐伯虎那般才气横溢，但却有着更多的责任感，能做到自我约束和节制，因而继沈周之后，他曾执掌吴门画坛达四十年之久。文征明的艺术造诣十分全面，在绘画方面山水、人物、兰竹等无一不工，书法方面则强调“君子因其笔而得其心法，其心正，则笔正，如正人君子。”《树下听泉图》轴是吉林省博物院藏的一件文征明执笔的青绿山水画，笔墨、设色语汇兼有文人、院体两种体式，风格雅致独特，气格在宋元之间，属于文氏山水画中的精品。
到了明朝末年，吴门派开始衰落，开始称雄画坛的是松江画派，松江画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董其昌，董其昌提倡仿古，追求笔墨趣味，在他的影响下，一部分文人山水画家中兴起了摹古仿古之风。那么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思想开始开放，就是包括新学的影响，禅学的影响思想开始开放，然后重新定义、重新兴起一股潮流，这个时期就各种浪漫主义思维抬头，比如说徐渭，还有陈淳就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到了晚明时期，你比如说董其昌他又提出了一个南北宗论，一直影响到现在，包括咱们这次展览的那个《疏林远岫图》，但是这个画的笔墨不是很油，但是就是因为它不油所以才可以保证是董其昌的。因为董其昌画的特别越好看的董其昌反而越存疑，画得越生的东西反而越没有问题。
明代晚期大名鼎鼎的书画家董其昌字玄宰，出生于华亭，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松江。他17岁时参加了松江府会考，当时，略有点自负的他交了一篇自以为很得意的八股文，心里便开始期许着夺魁的消息。谁知一发榜，董其昌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究其原因，是考官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很差，所以文章虽好，却只能屈居第二。
这件事给了董其昌巨大的挫败感，从此开始发愤修习书法。他先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时在山水画方面，他从22岁学习绘画，先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他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一直伴其终生。由于他广泛吸取了唐宋元诸家的优长，使得自己的书画最终获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成一宗，引领了一时风骚。
董其昌除了擅长书画之外，在绘画理论的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因而他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南北宗论”的思想源头来自禅宗，禅宗自六祖慧能开始被划分为南北二宗，南宗慧能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被世人广为流传，事实上，这首偈语是来自慧能对北宗神秀当时所写偈语的修改。神秀原作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把两首偈语相比较我们可以得知，北宗思想执着于“有相”，以树和台比喻身心；而南宗则讲究“无相”。在修行的法门上，北宗强调“渐悟”，要“时时勤拂拭”，而南宗则是“本来无一物”，因而强调“顿悟”。
董其昌提出如此独具一格的“南北宗论”，是源自他青年时参禅的经历，同时受儒、道的影响也很大。他把唐代的李思训和王维的作品分别作为“青绿”和“水墨”两种山水风格的始祖，以此让中国山水画也分成了南北二宗。在他看来，南宗画是文人画，近似于南宗禅，注重天成之趣，由此和慧能的顿悟相类似。而北宗画是院体画，近似北宗禅，注重功力，类似神秀的渐修。但南宗画与北宗画的区分并不是按照画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进行分类的，画家的审美倾向和思想以及绘画风格才是“南北宗论”的根本区分方法。具体说来，南宗画是以淡、净、雅见长的水墨画、山水画；而北宗画是指画风刚性的、躁动的、雄浑的、气势豪纵的，画法上使用勾线填色斧劈之法的这类画。张磊：“它其实没有高下之说了，因为他怎么说呢，因为文人画家，他重视的是一种意境的表达。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画。第一眼让人感觉不太好看，但是你越看越有味道，就是特别引人入胜，它第一眼并不打眼。那么职业画家的画是第一眼让你很打眼，就很漂亮，但是除了好看之外，你很难去表述更内在的一种东西，所以这就是文人画和职业画家的一个多少的一个差距。但是你要是说。他高下的话，那很难去说。”
不过，南北宗论也并非董其昌一人发明。据史书记载，明代万历年间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和沈颢共同提出了山水画的南北宗论，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提出关于画派的理论，此论提出后，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由于在这几个人中，董其昌是名声最大的一个，所以后人就把董其昌认作这一派唯一的鼻祖，在明末清初的一些画家心目中，董其昌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元代的赵孟頫。
他提出的南北宗论涉及到中国绘画流派发展的准则，也涉及到文人画的价值定位。可以说，正是南北宗论奠定了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历史上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成为了中国画坛的主流和最高的价值代表。
南北分宗论是明清时期绘画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画家的创作活动，及其对绘画本身的理解和对中国山水画史的把握，甚至波及了书法、诗词等相关艺术门类的理论建构。然而，这种“崇南抑北”的艺术思想对晚明以及清代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塑造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北宗山水画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北宗山水画名家寥若晨星，几近绝响。董其昌等人构建的山水画家传承体系，也许并非是单纯的理论建构。从实际效果来看，南北宗论虽然并不严密，但却理清了众多茫然无措者的思路，很好地启发了此后山水画的发展，实现了对现实困境的超越，造就了数百年稳定的局面。
《昼锦堂图》是吉林省博物馆本次“长白遗珠”北宗书画展上所有作品里的重中之重，这件由董其昌创作的绢本设色画，成卷之后不久就进入清内府，历经乾隆、嘉庆、宣统鉴藏，后来被溥仪带出故宫变卖。日本投降后，作品流散到民间。1963年，由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先生主持，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某位市民处征集得来，由此入藏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张磊：“咱们吉林省博物院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董其昌的《昼锦堂图》记。因为董其昌是咱们山水画使人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他把山水画分为文人画和职业画。他瞧不起，也很少做那种青绿山水。这一个就是他自己做的一个青绿的墨古山水。而且他很少见的是大写的一个“昼锦堂记”。所以这一个是可以说也是咱们吉林省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之一。也是经过张伯驹收藏过来的。”
“昼锦”一词指衣锦还乡之意。宋仁宗时宰相韩琦回归故里，建造名为“昼锦堂”的别墅。欧阳修曾为之作《昼锦堂记》，董其昌即按文而绘制。图画展现的便是欧阳修文字中所描述的风景。在夏秋之交，一片茂林峦岫远近相连，左半部下方是一片平静的水面，漫漫雾霭飘袅于画面上。水面铺开的大片留白远处与天际连成一片，青山静静地绵亘在不远处，山岭间一道溪流从高峰石缝中涌下，树木错落其间，或疏或密点缀在山坡、山谷和岸边。左边山峰下一丛茂林中掩映着数间茅屋，这便是画中所说的昼锦堂。画作卷后以行书录《昼锦堂记》全文，字大如小拳，笔致清秀中和，轻捷灵动而风华自如，时见米芾风范。
到清朝末期，京津地区出现了一批力图恢复北宗山水的画家群体，在金城、陈少梅、刘子久、溥心畲等画家的共同努力下，北宗山水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机，虽未达到与南宗山水分庭抗礼的程度，但在当时沉闷的山水画坛，已经有如一阵清风，让人耳目一新。此外，被称为“南人北相”的张大千也堪称20世纪艺坛奇才，他工笔、写意、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书法、篆刻、鉴藏无一不通，反对传统守旧，标榜创新，徐悲鸿曾称赞他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懂得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是一种在传统文人思想基础上，内心感悟自然又超脱自然，化万物于胸次的超脱和智慧。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现代典型，更是坚守民族气节及传统精神不可替代的卓越表率。张大千和溥心畲两人在画坛各领风骚数十年，“南张北溥”的美誉，是二人在当时画坛崇高地位的体现，也是本次“长白遗珠”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磊：“因为“南张北溥”，是咱们近现代美术史上也绕不开那一个话题。也是咱们现在市场热点之一。因为他俩合称为“南张北溥”，而且他俩做画的时候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清秀典雅，又不一样的地方。咱们说张大千，他擅长临摹历代名家。他从那个清代的“四僧”山水入手。尤其是他在当时有一个假石涛的外号，他擅长临摹石涛，他临摹的石涛骗过了比如说黄宾虹啊，陈半丁啊，吴湖帆呢这样当世的收藏大家。当然，他入骨而不泥古。他在离国之前，基本是以传统技法为主。而且他学传统是信手拈来，就是从清代四僧再往上追溯溯源，后来又到敦煌临摹壁画三年张大千参画。因为他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当时张伯驹就利用自己的特有的条件能力范围之内，把当时张大千留在大陆的一些精品都收藏了吉林省博物馆来，这是张伯驹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那么溥心畲是相反，溥心畲是没落王孙，因为它是清代皇室吗，他是溥仪的兄弟，所以他的人生历程不一样，所以他和张大千的心境也不一样。张大千毕竟是以书画作为那个谋生的一种手段。而溥心畲最开始是不愁吃穿的。他是后来那个没落之后，才开始以书画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溥心畲他的代理的东西特别多。因为他忙不过来嘛，应酬的东西很多，所以咱们吉林省博物馆在这些方面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因为他在就是1948年离开大陆之前，他寄居在当时的浙赣铁路局局长侯家园的家里边。是侯家园,把他送到台湾的。所以出于报答他给侯家园画了一批精品，所以这是报恩用的。这批东西被咱们吉林博物院收藏就是经过张伯驹先生，收藏到咱们院这些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就是避免了有溥心畲的代理，所以这个贡献还是很大。那么咱们这次展览，就是把这一些精品综合到一起。
在吉林省博物院公布的书画文物名录中，总共列出了7820件院藏书画作品的名字，这不禁让我们对接下来的展陈活动充满期待。希望“长白遗珠”系列书画展上这些优质的前人创作，能够激发我们对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并借此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的经典书画艺术，以及这些国宝背后承载的人文价值与民族精神。
文章来源：原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编辑：李雨楠、月半马尧
审核：怀楠
监制：王林 郝峰
戳右下角小花分享给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