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郭靖宇那天，北京的天气并不算晴朗。灰蒙蒙的天低沉地压下来，寒风吹着窗外的树枯枝摇曳。
郭靖宇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来的。他穿着一件印有“长信”的普通灰色帽衫进入会议室，笑意满满地和记者打招呼。
大概是天气的原因，在采访过程中，他止不住咳嗽。这是拍摄《最美的青春》时留下的毛病，“去零下40度的地方，一开始坐车里很暖和，穿的很厚，但到了现场特别冷，没有额外准备保暖措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经常咳嗽，两年了也没好。”在周围人担心的眼神中，他乐呵呵地和记者解释。
对于从业二十年，直至近两年才逐渐不再每天亲自待在片场的郭靖宇来说，常年恶劣环境的奔忙，让这些老毛病早已见怪不怪。
但相比于这些藏在那些声色光影背后的付出，郭靖宇更乐意与记者聊一聊那些让人意料不到的新尝试——2020年春节，由北京长信传媒制作和出品的网络电影《我来自北京》系列即将与观众见面。
作为背后的操盘者，郭靖宇一如既往的低调。但话语间却充满了对这一次新尝试的笃定，“影视环境经常瞬息万变，我们要适应市场，也要适应政策。”日前，在影视Mirror的独家专访中，郭靖宇这样说道。
说这句话时，他的表情温和而明亮。不愧是在业内有着“传奇剧王”之称的一线导演，依旧对世界充满着好奇。
“非典型”网络电影
当《我来自北京》的拍摄消息传出，大概没有人是不意外的。
“农村扶贫的网络电影？为什么会选择这种题材？年轻人真的会喜欢吗？”疑问铺天盖地而来，因为题材，也因为形式。
这的确是一系列“非典型”的网络电影。
在内容上，《我来自北京》系列作品各自独立，但都围绕着农村扶贫的核心主题出发，将那些离观众最近、也最远的故事搬至荧屏中来；而在制作上，《我来自北京》从导演编剧，到演员阵容，竭尽所能以最优配置组成。
而这样的类型题材和阵容规模，也的确加深了不少观众的疑惑。但实际上，这却是郭靖宇深思熟虑的结果。
早在去年九月，郭靖宇就已经在网络电影的专家研讨会中，提出了这一想法，“一方面，我认为这个形势未来会成为一个主流，大家没有时间去影院，网络电影未来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阶段网络上最红的一种形式。”对于网络电影的看好，让他坚定了在《灵魂摆渡·黄泉》后再拍摄一部相关载体形式作品的决心。
而拍摄内容，向来喜欢尝试新鲜玩意的郭靖宇，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之下，将扶贫最先列入了考虑范畴。“我希望《我来自北京》不仅仅只是拍给农村观众看的作品，因为贫困是涉及到每个观众生存的问题。”在他看来，扶贫，是跨过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最直逼观众生活的元素，“未来全世界消除绝对贫困都是一个主题。”
而除却投向网络电影市场的试验意义之外，曾接连创作了《最美的青春》、《最美的乡村》的郭靖宇，还有着一些自己的“私心”，“我希望观众在笑着的时候，还能够有一丝感动，能够在角色中对照看见自己。也是对280万驻村第一书记的一个致敬，一个新年问候。”
曾经的拍摄经历，让他见识到那些奋斗在第一线的扶贫书记们为消除贫困差距所做出的贡献，于是所有的期待与致敬，共同汇聚，《我来自北京》系列“非典型”的网络电影也由此诞生。
从生活中来，
才能沉到生活中去
当然，所有的事情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
在《我来自北京》系列故事成型之前，最先困扰着郭靖宇的，是剧本的真实性。“最开始我们在青工委征集了十几个剧本，但成型的比较少，多数是凭想象的。”
这同样也是困扰着大多影视从业者的问题。不同于可以从身边取材的都市故事，或是天马行空的仙侠偶像，农村扶贫对于生活在都市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它仿佛离的很近，每个人张口都能说上一二，但它又似乎离的很远，落到实处，真正能讲出前因后果者往往寥寥。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找到真正符合实际的并不容易。
因此从剧本阶段，郭靖宇便始终在强调一件事——回到生活中去，“很多编剧导演说没有故事，实际上就是没有到生活中去。”
在《我来自北京》的系列故事拍摄前期，不论是编剧、导演、制片人还是演员，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体验经历。
而这段“扶贫实习”，带给剧组的成效的确是难以想象的。说到兴起处，郭靖宇为记者举例了一段编剧束焕在贵州期间的趣事。一个吊着输液瓶的贫困户，在聊天过程中突然将输液管放入口中开始喝，经了解才发现，输液只是他骗取低保的手段，那里装着的其实是酒。后来，这件事被束焕写在《扶兄弟一把》中，塑造成了刘老九这样一位令人啼笑皆非的角色。
而这种故事，在《我来自北京》的系列故事中，只多不少。甚至《过年好》的编剧，更是直接由曾担任过三年第一书记的张弘弢来担任。在他的故事里，连图谋羽绒服这样的小事，都是有据可依。
打好了故事的地基后，关于拍摄地点的选择，郭靖宇和剧组工作人员也同样经过了深思熟虑。
“因为两不愁三保障已经经过这么多年，那些所谓的破破烂烂漏风的农民房子，全中国几乎没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一个能够拍出效果的房子、村子，又如何能够保证故事的真实性，是郭靖宇始终在考虑的问题。
当然，为拍摄特意搭建也并非不可，但在这一点上，郭靖宇不想含糊其辞，“我说你们要去哪拍，有很多地方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写这个剧你必须得符合真实。”在采访过程中，郭靖宇始终在强调的一个词是“真实”。
而在他看来，所有的真实，都来源于那些观众或许注意不到的细枝末节。“凡是那种漏风的快倒了的房子，如果没有修，这就是基层村干部的问题。”
而唯有这些最细微之处的组合，才能最终拼凑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故事，所以，在他对于拍摄地的指向很明确，“你得到真正艰苦的、真正需要你的地方去。”
而这带来的不仅仅是故事的真实和饱满，更意味着源源不断地长尾效应，“你对他的旅游开发有一些带动，也算我们影视企业真真正正的对扶贫做贡献。”
网络电影才是未来
从最扎实的土壤中汲取养分，让《我来自北京》系列故事安稳地立在纪实性与戏剧性的平衡杆上，也让郭靖宇与长信在人人自危的影视寒冬中，走得游刃有余。
细心的观众或许不难发现，尽管这两年来，郭靖宇已经再鲜少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在监视器后，但作为北京长信传媒的当家人，在他的带领之下，长信的项目从未有过停摆。深耕自制剧、定制剧、网剧、网络电影，甚至是演唱会等诸多领域。
这是属于长信的潜力，也是郭靖宇本人的野心。即便自己是做传统内容出身，但在尝试新鲜事物这一方面，郭靖宇却有着很多年轻人都没有的勇气。“我一直认为我们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他用这句话来警醒自己。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屋里坐着老少三代，爷爷跟孙女之间交流，很可能就是用手机发短信交流，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移动互联网了，形势已经是这样了，我们要去主动跟上它。”而在郭靖宇看来，网络电影，作为这种变化的主要承载者，在未来必然是大势所趋的。“我就说故事本身不会变，形式变成什么样，我们都要适应。你适应不了，其实就给淘汰了，你要不停的做变化。”
但所有一切的前提，仍然是要改变观众的某些刻板印象。当题材红利因政策监管与受众偏好升级而退却，面对来自短视频等网生内容的冲击，网络电影已不再“野蛮生长”，但“粗制滥造”的刻板印象仍旧困扰着行业。
如何改变这种印象，或是如何引领观众关注到网络电影的变化，在郭靖宇看来，这都是他和长信未来所最渴望做的，“未来我们希望通过系列，让整个网络电影能够登堂入室，不会再有人质疑网络电影只是妖魔鬼怪，这是我的一个野心。”
或许正是基于此，不仅仅在内容端，郭靖宇以院线电影的阵容制作了《我来自北京》系列作品，更是史无前例的以线上春节档的形式一一上线。在爱奇艺线上春节档，《扶兄弟一把》和《过年好》分别于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五16:00上线，而《铁锅炖大鹅》，则是于大年初一16:00于优酷线上贺岁档与观众见面。
勇气值得业内人士称赞，但面对转折点，这样新鲜的上线方式，也不是没有迎来过质疑——这种形式真的可行吗？
疑问铺天盖地，但郭靖宇充满信心。一如最初没人看好《灵魂摆渡·黄泉》时，郭靖宇的喜悦一样。
“我一听这事我就觉得开心了，因为之前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