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未名读书/清北读书/墨香学术
转自：学术派
北京大学原校长、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吴树青于2020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吴树青先生早在1997年就曾撰文提出“社会科学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国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
后吴校长亲自写文回答自己的提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云南，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
八年中，西南联大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和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使昆明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文化中心之一，而且也为国家培养、造就了相当可观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当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所以，西南联大被学术界公认为战时中国办得最成功的大学。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
今天，回顾、缅怀西南联大的办学历程，其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资我们学习和借鉴呢？
一、广泛吸纳一流的师资
西南联大的办学者、三常委之一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之。”他说，“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正是由于其深知著名教授授于大学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们才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从各方聘请名师来联大任教。联大八年，其教师常年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约179人，这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称它是“囤集教授”。不仅数量多，联大教师的阵容也是国内大学中力量最强的，几乎当时所有主要学科的权威和领军人物都集中在联大。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联大教授有26人。
这些教授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到了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据统计，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联大三常委中，两位留美，一位出洋考察过。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真正是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中西的人物。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堪称为联大教授的典型代表。他能背诵“十三经”全文，通晓14种外国语言文字，并多次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解答疑难。他在联大讲授隋唐史时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过去未曾讲过的。”何等的学识与气魄！
西南联大有如此强的教师阵容，是由于联大在选人、用人上有几个特点：
一是注重竞争。做教师的时刻都能感受到教学与研究的压力。西南联大的必修课多由有名望的教授担任，而选修课则由青年教师来上，往往是一门课由几位教师同时来上。如中国文学系的“楚辞”课，就是由闻一多、罗庸、游国恩、彭仲铎来上，各人讲课的角度不一样。闻一多是从研究古代神话的角度讲授，罗庸则从楚辞、诗经到五言、七言诗的过度这个角度来讲的。又如中国通史是联大各学院学生都要上的课程，这门课由吴晗、雷海宗和钱穆来讲。吴晗用“纵法”来讲制度演变史，雷海宗用“横法”讲历史循环论，而钱穆则讲中国史大纲，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宣扬复古主义思想。学生可选其中任一位教授的课听，如果时间安排得过来，几位教授的课都可以去听。此举于学生可以开阔视野，于教师无疑是一种教学压力。而这种情形在联大则是极平常的事情。
二是善于激励。为了稳定优秀教师，联大规定：教师在联大任职满五年，而学校又有意续聘的，教师提出申请并经教授会同意，可以带薪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访学休假。在联大期间，曾有数十位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访学研究，保证了这些教师得以不断提高和学术创新。
三是选用教师不拘一格。西南联大集中了我国当时大批一流的教授学者，人才济济，强手如云。这里自然是一个讲求资历的地方。但联大也力求做不拘一格，惟才是聘。论资历，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华罗庚中学没有毕业，钱穆也没有大学学历，但丝毫不影响联大聘他们做教授。另外，费孝通、钱钟书、吴晗、卞之琳等人都是联大期间新聘的教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闻名中外的学者。
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学术的地方，享有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校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道理。西南联大之所以办学成就斐然，就在于它能顶住来自外部的种种压力，维护了大学教授的正当需求，使真正的学术探究成为可能。
1939年3月，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后，屡发训令，采取种种措施对大学加强控制，诸如统一颁布大学科目表，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实行毕业考试总考制，等等。这些举措当即引起联大教授的群起抵制。联大为此专门召开学校教务会议，要求学校致函教育部转述教授们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文中说：
“拂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这份教务会议的意见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它是西南联大的办学宣言。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据。好在当时的教育部还知道大学是教授们的大学，教授们是不好惹的，有好教授才有好大学，无好教授哪来好大学？末了只好知难而退，不了了之。
说学术自由，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左、中、右都有。教授方面，有属于左派政党的闻一多、曾昭抡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费孝通先生；无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陈序经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王赣愚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陈雪屏先生……党派虽说形形色色，但都能在学术自由的大旗下各不相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对此，联大常委梅贻琦的态度是，“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联大的教授们享有较高的学术自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个年代，教授们能够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和生存方式，在流动中比较、寻求最适合于自己的职业与归宿。潘光旦曾说过，经常流动的人是做不成学问的。其实不流动的人也做不成学问。适当的流动才能做出学问。有人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和北师大在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流动情况，他们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达四五次。
冯友兰教授做了八年联大文学院院长，他是极赞成学术自由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联大的贺麟教授1941年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除了学术自由，西南联大再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教授治校。联大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组成。校一级民主管理机构主要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由联大常委主席召集，由常委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2人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讨论“本大学预算及决算；大学学院学系之设立与废止；大学各种规程；建筑及他项重要设备；校务改进事项；常务委员会交议事项。”教授会则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是：审议“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学生导育之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予；建议于常委会或校务会议事项；常委会或校务会议交议事项。”此外，联大还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聘请教授和高级职员为委员，由一名教授任主席，以解决各种专门问题。由于上述机构都由教授充任，所以在做出各种决策时，大都能体现教授们的民主意愿。这使教授们普遍感到，“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三、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众多的一流人才，与其推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极有关系。二十世界三四时年代，我国大学教育界曾有过一次是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的激烈争论。起因是为改变当时重文轻实、建设人才奇缺的状况，1932年5月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改革教育方案》，主张“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此论一出，教育界一片哗然。“真个停办各大学文科十年，全国教育将要因此退化五十年。”
梅贻琦等人则力主在大学推行通才教育。他在《大学一解》中，积极坚持“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学的重心在培养通才，而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又从何而来？梅贻琦说：“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这些机构“一曰大学之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都可以担负培养专才的任务。
为实施通才教育，西南联大实行灵活的选课制，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联大的必修课大都开在一年级，到三四年级绝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选修课的比重较大，一般要占到总学分的60%以上。据统计，联大八年，开出了1600多门课程。联大规定，文学院学生要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同时要必修两门社会科学课程。理工科学生所修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则更为丰富。他们可和文科学生一样，经常聆听许多著名文科大师的教诲。有些课程因名额有限，许多学生未能选上，他们就不要学分，抽空去旁听。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课，正式选修的只有几十人，而旁听竟有数百人！性格怪僻、行事荒唐的刘文典先生讲授《红楼梦》时，也曾出现因听众较多而三易教室的事情。一位学生在听了这些名宿的精彩讲课后，佩服的五体投地，大发感叹：“现在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朝闻道，夕死可矣’！”后来，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作家到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其实，自由只是联大风格的一个方面。其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从不在哪一所大学之下。联大实行学分制，同时也规定学生必须学习期满四年。其《教务通则》规定了学分数与年级的关系；一年级以上之学生，其年级依所得学分编定之；已得33学分者，编入二年级；已得66学分者，编入三年级；已得90学分者，编入四年级。但“党义”、“体育”、“军事训练”之学分不计在内。成绩计算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如果学生一年中不及格课程的学分数占总学分的三分之一，须留级；达二分之一者，则自动退学。不及格者不予补考，学分为零。选修课不及格者，可选其他课以补足学分。若是必修课不及格，下学年须重修，隔年再修，即使及格了也不记学分。联大工学院有位教授甚至在学生考试中定了一条这样的严令：凡小数出错，错一位，其分数乘以10%，错两位，乘以1%。此举让每位学生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松懈。因此，有人称联大的管理模式是无为而治，外松内紧。正是这种无为而治、外松内紧，才使得联大教授年年有著述，学生代代人才辈出，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科学发现的经验表明，对正常条件下发育完美事物的本质研究，能使我们获得较全面的认识和发现，但对不利条件下茁壮成长的特殊事例的典型研究，常常帮助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深刻，并由此发展出新理论，因为事件异常，总是把事物的本质机理暴露得更明显。在处境险恶、艰辛备尝的条件下，西南联大无论是取得的学术成就，还是它所培养的人才，都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现如今，我们正在全力推进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积极创建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西南联大成功的办学实践无疑应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典范。
对照西南联大的办学实践，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我们今天的办学者。其一，名师出高徒。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了众多的一流人才，是因为联大聚集了一大批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中西的大师，随便提出联大的一位教授，其成就都会使我们今天的人称羡不已，自叹不如。我们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还有没有这些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中外的人物？我什么东西让这样的人物消失了？
其二，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与其推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极有关系。我们自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以来，学习所谓苏联经验，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以专才教育代替通才教育。还不仅如此，发展到现在，连中学里也是文理分科。前北大校长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其实，又何止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理科大师又培养出几何？
其三，西南联大之所以大家云集，学术成就众多，还在于其推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已行之有年，但改来革去，步子终归不大。对外，总是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大学中的主要事情都得由政府及主管部门定夺；对内，学术管理让位于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