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驻中国的外科医生表示，头颅移植手术“即将到来”。
最近，一个消息被炒得沸沸扬扬：意大利的塞尔吉奥·卡纳维罗（Sergio Canavero）和中国的任晓平计划将一个活人的头颅移植到一个捐献者的遗体上去。两位外科医生以挑战古板医学权威的形象示人，但被很多同行视为鲁莽的反叛者。两人表示，有意向的头颅捐献者将是某位退行性疾病患者，其身体不断退化的同时，思维依然活跃。
而那个“身体”的来源，则有可能是死于严重头部创伤、但身体安然无恙的遗体捐献者。两位研究人员称，相关技术手段已在多只小鼠、一条狗、一只猴子以及一具人类遗体上实验过并不断完善。最初，他们曾预言2017年秋天时，会有这样一例手术，但现在的说法改成了“即将到来”。
卡纳维罗预期将在中国展开这一手术，因为美国或欧洲的相关机构都不会放行。“西方的生物伦理学家们可以歇歇了。”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而另一方面，他表示，中国想为这类尖端工作提供条件，以此实现复兴。
消息一出，质疑声纷至沓来。这一不可思议的说法和激进的手术提议不值得“媒体报道，只配得到蔑视和谴责。”去年12月，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系主任亚瑟·L.卡普兰（Arthur L. Caplan）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这样写道。
批评人士指出的问题有：初步研究与动物研究均不充分；技术手段及实验结果未公开发表；伦理问题有待探讨；以及，讨论氛围被卡纳维罗闹得跟马戏团一般。此外，由于手术将在中国进行，遗体来源问题也引发了重重顾虑。
有生物伦理学家称，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忽略就好，免得被卷入这场闹剧。在《美国生物伦理学-神经科学杂志》最近的一份特刊中，一名作者就主张停止这一讨论，多去探讨“能够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不要为可怖的幻想添油加墨。”
但我认为，生物伦理学家不应该忽略头颅移植话题。也许这一次，卡纳维罗和任晓平实现不了活体头颅移植，但毋庸置疑，他们不会是最后的尝试者，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去思考这样一种尝试究竟会引发怎样的伦理影响。
无可否认，异体的头身接驳会引发一连串引人深思的问题，这涉及个人身份、关于自我的法律和社会学定义，以及科学和医学的底线。
按照卡纳维罗和任晓平的描述，异体头身移植是移植发展史上顺理成章的下一步。的确，这段历史尤为辉煌：时至今日，病人在接受心、肺、肝、肾等器官移植后，都能存活好几年。
2017年，最早的活体肾移植迎来50周年纪念。父亲将肾脏移植给女儿之后，50年过去了，父女俩都还健在。最近，手、胳膊、腿和脸部移植的成功案例不绝于耳。2014年，我们见证了首例成功的男性生殖器移植。同年，一名女子以移植子宫诞下活体婴儿，创造历史。
脸部或生殖器移植虽说困难（失败的例子依然常见），但头身移植的复杂性完全是另一个量级。
科学层面的根本性顾虑
卡纳维罗和任晓平曾发表过将小鼠头部移植到大鼠身体的实验结果。失败率非常之高：在一项研究中，在60只大鼠组成的初始样本中，只有14只似乎活过了36小时。两人还宣称，他们分别在一条狗和一只猴子身上，将切断的脊髓重新融合，成功测试了这一技术手段。但他们并没有发布充分且可靠的实验证据，有关结果的数据也不完整。
两人曾在媒体报道中称，那条狗和那只猴子的动作均有恢复。但对此，他们没有发表经同行评审的论文，也没有指出，两只动物是否恢复自我意识，以及它们是否仍有感知能力。网上流传一张图片，猴子的颈部有一圈缝合伤口，惨不忍睹，但那不是可靠证据。
科学不是这样推进的。之所以有同行评审和动物研究，就是为了保护病人，充分验证所报告的结果，保证安全。两位外科医生将该项目命名为“头吻合尝试”（Head anastomosis venture），缩写为“HEAVEN”（英语中意为“天堂”），但他们远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头颅移植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头颅移植术的关键障碍，是脊髓连接的重新建立。关于脊柱断裂和粉碎的灾难性后果，我们都有所耳闻。在头颅移植术中，脊髓是医生有意切断的。令人惊讶的是，卡纳维罗和他的同事们宣称，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建脊髓功能，只不过，这一说法依然未得到证实。他们称，这种技术手段分为两步：首先，用非常锋利的刀切断脊髓，将损伤降至最低；然后，使用化学螯合剂，加速神经的融合。
但就连卡纳维罗自己都承认，在重新接驳脊髓时，只有10-15%的神经恢复了功能。卡纳维罗坚持表示，他的实验动物恢复了一定的动作能力。但即便此话不假，脊髓还负责传导感觉、本体感觉（相对于周遭环境的自体知觉）、疼痛等。他并未发布相关证据来表明这些感知能力得到了恢复。
移植后的“混合人”到底算谁？
有人说，头颅移植术的成功几率太低太低，尝试无异于谋杀。但就算这样做可行，就算我们把一个头和一个身体接合起来，最后那人还活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围绕手术本身，还有手术创造出来的混合生命，所有的伦理问题都将奔涌而出。
打个比方，医生把你的头移植到了我的身体上，得到一个人，那这个人算是谁呢？在西方世界，人们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精髓所在，就是他的思维、记忆和情感，而这些全都在脑子里。既然混合体的头是你的，这个人自然就是“你”。
但这个结论很有可能是欠成熟的，理由有不少。
首先，人脑时刻都在监测、响应并适应身体。一个全新的身体会带来全新的输入，让大脑来一场彻底的重定位，久而久之，大脑的根本性质和连接通道（科学家称之为“连接组”）也会被改变。
到时候，接到我身上的脑，就不会是原来你身上那个脑了。至于你、你感知到的自我、你的记忆、你跟这个世界的联系，这些东西将发生何种改变，我们并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改变必然发生。
其次，身体对基本自我意识的影响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但身体的影响也许不可小觑。借用当下学界流行的一种说法：我们都是“具身存在”，意思是说，我们通过身体的输入和反应来体验世界，而不单单是通过头部。
人体内最大的神经丛在脑部，其次就是在腹中（专业术语为“肠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常被称为“第二大脑”，它规模庞大，可独立于脑部运行；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没有脑部输入的情况下，自行“做决定”。事实上，就连它使用的神经递质，都跟大脑是一样的。
你也许听说过血清素，它可能会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而人体中，大约95%的血清素都在腹部，而不在脑部。我们知道，肠神经系统对人的情绪状态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并不清楚，在决定我们的自我意识、感受与行为方面，它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而且，最近，人体微生物群系研究爆出重大发现：人体内的微生物数量比人体细胞总量还多。人的腹中生活着500多个种类的细菌，具体组成因人而异。
各项研究日益证明，微生物群系会影响我们的压力水平、恐惧情绪，乃至精神病症状等。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试验相关疗法，试图通过改变腹部微生物群系，来治疗抑郁症。也就是说，我们也许能完全绕过脑部，来治疗抑郁症。
我们不知道这些微生物群系会对人类行为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然而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找来两组小鼠，一组腼腆，另一组敢于冒险。他们将一组小鼠腹中的微生物群系移除，然后将另一组小鼠的微生物移植过来。令人惊诧的是，受体小鼠表现出了供体小鼠的性格特征。腹部微生物群系和肠神经系统的表现，倒是为英语中“Gut feeling”（Gut意为腹部，全词意为直觉）的说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们也不了解在自我意识中，肠神经系统或微生物群系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也许，头身移植的结果是，最后那人的性格有五分像身体捐献者，也有五分像头部捐献者。
另外，不要忘了，即便最后的混合人顶着你的头，他的身体还是我的，有我的指纹、我的大部分疾病、我的旧伤，也许还有我的肢体语言，以及举止动作。混合人生育的子女，继承的将是我的基因，我的父母才是他们遗传意义上的祖辈。
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
头部移植还有其他堪忧的问题。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供体器官短缺。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期为五年，肝为11个月，胰腺为两年。一个遗体可以捐献肾脏两个，心、肝、胰腺各一个，也许还有其他器官。为了那微乎其微的成功率，拿来只做一次头部移植，这是不合伦理的。
卡纳维罗估计，首次头部移植术将耗资1亿美元。如果把这些钱投到已知有效的治疗与移植中，该能造福多少人？
哪一天，要是断裂的脊髓真能重连，如此重大进展，最先要救助的，也肯定是那些因脊髓断裂或损伤而致残的人。
法律问题也有待解决。从法律意义上讲，混合人究竟算谁？在法律上，它是“头”的原主人，还是“身体”的原主人？换言之，这个人是你，还是我？身体占到整个人质量的80%以上，所以按质量算，主要是我，而且，其笔迹可能更像我。还有，从法律上讲，其子女或配偶又应该是谁？
如果，这个手术让人瘫痪或重度残疾（似乎有可能），谁又该承担医药费用和长期护理的责任？（应该由谁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是头的，还是身体的？）
批评者称，要说卡纳维罗背后的动机，自我推销甚于外科手术创新。头部移植离我们还远着呢。这些人或许是对的。
但从理论上讲，头部移植在未来某一天实现，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提前把事情考虑清楚，就显得十分必要。
造就：剧院式的线下演讲平台，发现创造力，下载造就APP观看更多演讲和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