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娃/文
上小学时，老师曾指着“雄鸡”状的地图说，白菜最好吃的地方是菜心，如果把咱们中国比喻为一颗白菜，那么最好的地方就数陕西了。
把这几句话记到如今，不仅因为老师的比喻形象生动，还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那遥远的黄土高坡，那“菜心”的血缘之情越来越加深。
我知道，在距离西安不远的一个镇上，有个叫做：“古水村”的地方。我父亲的父亲，我父亲的母亲的母亲......祖祖辈辈在那里繁衍生息。
然而那时候，由于诸多的兄弟中数我父亲身上的不安分因子最多，他没念完中学就逃跑了。为此，奶奶哭瞎了双眼，她想不明白，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跑，而且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哩。
父亲却活得很潇洒，他先经人介绍，到了延安上抗大，之后去河北一个解放区任区长，并娶了那区上年轻漂亮泼辣能干的女通信员，也就是现在的我的母亲。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他俩双双转到地方工作组随军南下，定居在湖南长沙市。
因此，虽然我是喝湘江水长大的，但在我心里始终保留着这么一块神圣的地方。参军三年后提了干，每年一次探亲假，可以经过陕西，使我终于有了去看看古水村的机会。但这个时候，我父亲早已去世，老家的爷爷奶奶也都不在了，而古水村对我的吸引力却仍然越来越强烈。
母亲絮叨着，担心我不懂老家的规矩，会得罪人，又怕我独来独往不方便......
我去定了。
从西安转火车，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县城。火车上几乎全是农民，挑着担子背着包袱拥挤不堪。突然从我隔壁传来猪叫声，乘警马上走过来大着嗓门训斥农民：“你不知道铁路上的规定吗？带牲畜上车一律罚款，钱拿来！”
那农民吓得哆嗦着语无伦次：“我，我，你们没有告诉我呀。”
“告诉你？上哪儿告诉你？上你们家告诉你吗？”连珠炮似的三个问句噎得老实巴交的农民说不出话来。
我对那位骄横的乘警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但更加令我不好受的，是当乘警斥责带小猪的农民时，周围的农民都在哄笑。
我觉得，这笑声中有一种深刻的悲哀。
下了火车，我径直去县上的社会福利院找我的表妹，她在这里当打字员。我与表妹从未见过面，但她一见到我就知道是“三叔的女儿”来了。表妹先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没吃，他忙去为我煮挂面。我进厨房一看，大铁锅里竟煮了5个鸡蛋。我迟疑小心地问：“煮这么多”？
“都给你，你都吃掉。”
无论我怎么解释，说我从来没有哪一回能一次吃两个以上的鸡蛋，表妹也不肯相信。她说你连饭都没吃，吃5个鸡蛋算什么。要不你的腰怎么那么细呢，敢情是饿出来的。
随乡入俗，我往死里挣了两个鸡蛋，还吃了大半碗面条，喝了不少汤。表妹这才心满意足地用自行车将我驮上，朝古水村方向驶去。
到了到了！一股莫名的“近乡情怯”的感觉油然而生。
表妹一路上跟所有的人打招呼：
“吃过了没？“
“吃过了，你回来啦。”
“是哩。看这是俺三叔的女儿。”言语中无不透出骄傲。
我就鸡啄米般地不断冲人点头。
曾经听一个远方叔叔说爷爷家是个“大户人家”，有5个儿子，后来又领了一个儿子，这领来的儿子生下的女儿就是我这位表妹，那么依照规矩，我应当到本族的亲叔伯家去住。
四叔的儿子叫勤昌，按辈分算我应当叫他哥。这勤昌哥是古水村唯一经常与我们家保持通信往来的人。参军前，我曾在长沙家中阅到过他写的信，感觉是一个颇有头脑的农村小伙。
可是当勤昌哥站到我面前时，我的那份“感觉”就跑了。因为他没有表现出我预想中的激动和高兴，甚至没有微笑。他只默默地对我点了点头。我开始有点后悔，心想当初不如住表妹家，好歹表妹是“吃公家饭的”，而且会讲普通话，在这里还少不了她为我当翻译呢。勤昌哥领着我刚进他的家门，就瓮声瓮气地打发他媳妇为我做饭，我忙说刚在表妹家吃过了。勤昌哥听了似乎不悦，说到家了不在家吃，在“外面”吃啥哩。我想起母亲所担心的那些“规矩”，只好不吭气，硬着头皮又吃了一块嫂子为我烙的薄饼。
晚饭后表妹过来了，和勤昌哥一起领我到各家串门。村里的人吃了晚饭这阵特别爱在外面溜达，遇见我都用好奇的目光使劲儿瞅。突然，一位红光满面的胖大嫂嗖地跑过来，万分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不停摇晃着说：“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多住些时吧。”直晃得我心也发酸眼也发红。这位大嫂前后左右把我打量了一周，又拍着腿说：“啧啧，瞧瞧她怎么这么瘦，脸这么白。来家多住些时，保管能养得又红又胖。”我只好笑着不语。
我们这个家族，不知是因为风水不好还是别的什么缘故，似乎生来灾难深重。大伯、老三（我父亲）、四叔，都是早逝。
我大伯倒是方圆几百里的知名人物，解放前，他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校医，对跌打损伤什么的极有研究。听说全国解放后，一位中央首长多次派人接他去北京诊治跌打病，并且想挽留他，他却坚决不肯，仍然回到了古水村。
去大伯家时，大娘正端庄地倚在门槛边歇息，那老态里竟透出一股脱俗的英气俊气。我想她当年一定很迷人，否则大伯为什么那般依恋这块土地呢。
大娘轻轻地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听不懂的话，表妹就在一旁为我翻译。大娘说瞧你这鼻子，直直的，真真是俺刘家的鼻子。又问我的脚是不是裹过，我笑着说：“哪能呢！”她说那为什么这么尖？我说是生来就这样。那好那好，她说尖脚好看，跟我一样，说着她把自己的脚伸出来。是一双正宗的三寸金莲。
回到勤昌哥家我累得眼睛直迷糊，倒头便睡了。好像是天蒙蒙亮的时候，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似在梦中听到人们在轻轻说话，待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起床一看，长桌上摆满了圆溜溜的煮鸡蛋。我愣了，勤昌哥这才笑着对我说：“都是大娘们婶婶们送来你路上吃的。”
伸手摸摸，鸡蛋都还温热着，这温暖一直传到我心里，我坚决只肯带几个鸡蛋，不仅是因为两个小时的火车绝对吃不了这些东西，还因为我知道农民们养鸡下蛋是极不容易的，他们能拿鸡蛋去集市上换很多东西呢。
离开车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提出要去看看爷爷的坟。勤昌哥犹豫了一下，说很远怕我走不动。我坚持要去，他便领我去了。
在一大片盛开着黄莹莹油菜花的田边，我看到爷爷的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在这块对于我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黄土地下掩埋的那个亡灵，竟与我有着这么亲近的血缘关系。我到底应当感谢他，还是怨怪他使得今天有个觉得活着很累很艰难甚至很痛苦的我呢？
我不敢仔细往下想，觉得自己这种可憎的念头是对爷爷的一种亵渎。我下意识地摘下一把油菜花插在爷爷的坟头上，一直默默无语的勤昌哥也抓起一把土，替我加固那把油菜花。这个细小的动作令我心中一颤，我真实地感受到勤昌哥深沉内向的一面。
我在心里向爷爷告别，走到半路，突然看见对面山坡的树林里闪出一大团刺眼的白光，转瞬即逝。我吃了一惊，顿时想起了有关“飞碟”的传闻。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勤昌哥忙拉着我往家跑，边跑边说，好雨好雨，已经半个多月没见雨，农民们正愁着哩。
我听了心中一动，莫非是爷爷显灵了么？
沿途中，不时看得见白发苍苍的老农民在虔诚地合掌祈祷，浑浊昏花的眼里满噙着泪；泥猴般地孩子们光着腚在雨中又喊又叫又跳；姑娘媳妇们从窗口露出愉悦的笑脸......
这就是我们的老乡们，我的黄土高原上的亲人们！他们活得那样仔细认真，那样充实知足，一场久旱后大雨就能使他们如此欣喜若狂。而我，究竟活得有多苦多累多么委屈呢？
试想如果当年父亲没有出走，如果今天的我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如果给我几亩地让我自己耕种，并且靠它来养活自己，那么我也就不会有闲情去琢磨那诗人式的痛苦了，就不会无病呻吟了罢！
爷爷，这大概就是您真正要告诉我的道理了。
我是在倾盆大雨中离开古水村的。勤昌哥也是骑自行车驮着我去火车站。我高高地撑起雨伞，遮着他遮着我却遮不住我的泪水涟涟。
雨中的古水村如一幅简朴的素描，从我的身后退去却永远退不出我铭心的记忆。
听见火车头沉重的喘息声了。
啊！古水村，我还会回到你的身边来么？
作者简介:
烈娃，原名刘烈娃，女，祖籍陕西扶风绛帐镇古水村，出生于湖南长沙。1987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1993年毕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1976年入伍。历任南疆军区文工团独唱演员，部队文化干事、编辑，现为总后勤部专业作家，中国散文学会理事。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散文集《听雪》，散文集《菩提花》等。小说《金蝴蝶结》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奖，改编为剧本获夏衍电影文学奖，散文集《在雪地上跳舞》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小说《雅鲁藏布江故事》获全国青年女作家大奖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