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医疗工作者，他们每天不停地奔波，只为在生与死之间、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为生命搭建起桥梁、为逝者与生者打通一条通道，他们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而他们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生命的“摆渡人”。
生命的“摆渡人”
世事无常，这位阿姨的儿子在缅甸遭遇了意外，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但还是由于伤势太重，已经回天乏术了。惊闻噩耗，家属悲痛万分，在生与死的最后关头，人们能够做的，还有些什么呢？
昆明市延安医院器官移植管理办主任 熊竟明：“当事人从三楼坠下，头部外伤，缅甸的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就把伤者送到了孟连县医院，又转移到普洱市人民医院。
经过抢救发现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就把信息给了我们，我们就连夜奔赴普洱，到了普洱市人民医院时凌晨的2点半。”
伤者被诊断为“脑死亡”，但身体其他器官具备捐献条件。每每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器官捐献协调员就会前来征求家属的意见，看是否愿意捐献出亲人的器官，让生命换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当天夜里，延安医院器官移植管理办主任熊竟明开始了他的工作。然而面对亲人尚存一丝气息，这样的征求意见显得十分“无情”，再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家属对此都会表现出抗拒甚至是愤怒。
但对于器官移植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每过一分钟，器官的功能性都在下降，而每节约一分钟，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就多了一分生的希望。
一边是死亡 一边是新生
昆明市延安医院器官移植管理办主任 熊竟明：“对于捐献器官的意义，她也有所了解，她认为她儿子既然救不回来了，把她儿子的器官捐献出来，肯定就能挽救别人的家庭，是基于这样一种高尚的想法。”
在对器官捐献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家属签署了器官捐献文书。
都说母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而这位母亲，正是希望她的儿子，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留在人世间。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突发情况出现了。
昆明市延安医院器官移植管理办主任 熊竟明：“老人家说她在普洱的时候报了警，她儿子为什么会从三楼摔下来，她要了解清楚，如果涉及刑事案件，器官捐献就不能进行。
我们征询警方的意见，警方初步了解到的情况，是酒后坠楼，因此老人家写了撤案申请。”
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家属同意捐赠逝者的器官只是第一步，在摘取器官的同时如何守护逝者的尊严，摘取后如何打通生命通道，让器官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顺利移植到危重患者的身上，不让捐献者的一片爱心付之东流，这才是对于每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最大的考验。
昆明市延安医院器官移植管理办主任 熊竟明：“器官摘取到移植到等待移植患者的身上，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比如心脏只有4个小时，肾脏好一点，可以有48个小时，肝脏可以到24个小时。
我们尽可能把这个时间尽量缩短，这样对于接受者来说会更安全，需要协调民航、公安、交通部门联动。
器官捐献以后，我们要完成捐献者的身后事，安葬的一些事物，以及每年清明节对捐献者缅怀。
同时，我们密切追踪每一个案例，及时把（受捐对象）的健康情况，通报给捐献者家属。”
目前，器官移植会由系统根据患者病情、地理半径、年龄等因素综合考量，从而进行合理分配。
但据卫生部门统计：2015年到2018年底，我省共出现了359名器官捐献者，其中心、肝、肾、肺、胰腺、小肠等大器官移植1109个，人体组织眼角膜移植528枚。
由于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到文化、伦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因此我国的器官捐献曾走过一段漫长的“冰河期”。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观念发生了转变，但器官移植的缺口依然巨大，很多患者都是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就不幸离世。
昆明市延安医院器官移植管理办主任 熊竟明：“需要器官移植救命的人很多，从发现捐献者信息到器官摘取，大概时间就是三到四天，三到四天我们要完成大量工作。
突破的是家属对死亡的认知，以及对丧葬习俗观念的改变，希望我们各行各业，每一位公民都能积极参与。”
据2018年卫生部门统计，我国每100万人口中器官捐献者比例仅有4.63人，以肾脏捐赠为例，全国等待肾脏移植的患者有50多万例，但肾脏捐献者仅有5万例......
8099999记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