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力所及范围内，医生可能是工作强度最高的职业之一。
可就是有一群人，在择业的时候，选择了做医生，才让我们可以不惧病痛，得意安心。
我最近在看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开篇的旁白里有一句话，“这是中国医疗系统的一个缩影”，记录了6家医院里发生的故事。
整部作品没有过度煽情，也没有神话医生，却为普通人揭开了医生这一职业的一个侧面，崇高的那一面。
1.
我不能死，
我自己的家庭责任没有尽到。
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
说这句话的，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医师，朱良付，今年44岁。
他是河南省人医的脑卒中绿色通道的急救组组长。
卒中，有另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中风”。它是我国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因为发病急，在6小时内如果没有得到救治，会致残乃至致死。
所以朱良付跟他的团队，需要24小时全天候待命，住院值班，随时准备上手术台。
脑卒中的急救，需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判断，而这每一个决定都是在为患者争取生还的机会。
有的时候，从CT看不出问题，朱良付为了争取时间，就需要直接把病人放置手术台上，再次排查。
行医者，如履薄冰。金属导管在血管中穿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后果。
手术之后，汗湿的衣服是他的日常。
朱良付的工作密度到底有多高呢？
配合朱良付做介入手术的护师描述过朱主任的一天，手术做到夜里12点，紧接着还要做16台造影，一直忙到5点才能休息。
急救科的医生，都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王东进是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他主要治疗的是心血管疾病。
这类病人在发病48小时内，就有50%的人死亡。越早进行手术干预，就越有机会获得生命的安全。
王东进有个称号，叫“心脏上的拆弹专家”。
能获此名，是因为从1986年起，他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万例心脏手术，成功率99%以上。单2017年，他参与的手术就有2898台。
去年8月，有个报道说王东进带团队救治了一名94岁老爷爷。标题用了“起死回生”四个字。
王东进有自信，从发病到送到他手上，只要不超过6小时，他基本上有把握，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
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外，长时间的站台能力和高度集中的精神状态，是他确保自己能顺利完成手术的两个基本要素。
去拍摄当天，王东进从早8点到凌晨1点，完成了3台手术。历时17个小时。
高强度的工作，让王东进的身体出现了不少问题，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犯病最厉害的时候，他得带着颈托才能上手术台。
腰跟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疼痛。
王东进开玩笑说，“心外科的医生，得是身体最好的，不然站台站不住，就会被淘汰掉”。
虽然他笑盈盈地说出这番话，可背后的付出，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在他看来，每天去手术室是工作，是责任，更是使命。
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得到了王主任的鼓励，虽然静默无言，但我想他内心充满了感恩。
这是急救医生没日没夜工作之后，想要得到的成就感。
2.
他“舍”小家，来挽回一条又一条的性命。
最近看到各个省市的医护人员告别家人，去往武汉支援。
这背后，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分别，跟父母的跟儿女的跟伴侣的，但可贵的是“逆行”大概是他们对自己的交代。
如果病人命悬一线，是人生中最重要以及艰苦的战役，那么心脑急救医生，每天都在牵着数名患者与死神一较高下。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光是一个病人，他们牵扯的是几个家庭。
然而，越是要频密地面对生死的医生，越是顾及不到自己的家庭。
朱良付骑电动车上班，或许是病人等待救治刻不容缓，经不起塞车的阻碍。
朱良付的介入手术护师在描述医生压力的时候，会对镜头袒露心声“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
朱良付有两个女儿，而他在家的时间很难谈得上陪伴。
哪怕是那么辛苦的工作，朱良付依然挺期待自己的孩子可以从事医疗工作做医生。
拍摄的当天，朱良付回家吃了碗面，跟女儿说了没几句话，又被医院的电话催走了。
如果要说比较从容的工作时刻，可能就是那种有比较宽裕准备时间的手术了。
在拍摄期间，朱良付要做一台对国际会议直播的“东方脑血管介入手术”，这是对20多个国家3000多医务人员的手术演示，也是对此类病情的具体案例分析。
王东进也做着很多切实地普及医疗技术的事。这是他能力范围内，能为人类做出的一点贡献。
他几乎一年365天无休，工作之余，要下乡给基层的医务工作者普及自己领域的知识。
很多时候，是否能挽回一条性命，取决于医生的救治水平以及医疗科技的进展程度。
南京鼓楼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魏嘉，是名处于成长期的医生。
她跟她的老公都是医生，平时很少有空陪伴孩子，提早过周岁是夫妻俩尽力弥补孩子的方式。
魏嘉手上有个胃癌晚期的年轻病人，她积极配合治疗，现阶段却因为医疗技术的瓶颈，只能保守治疗。肿瘤病人最可怜的是医治到后期，会出现一个没有别的办法治疗的困境。
于是魏嘉争取到了出国进修3个月的机会，她用跟不满一岁的孩子分别的代价，来换一丝治疗肿瘤病患的可能性。
她仍然希望年轻的生命，可以在自己手上还有一线生机。
肿瘤科的老医生有经验：千万不能跟病人做朋友。不然病人如果最终无法治愈，自己会长时间走不出来。
但医生们往往嘴炮打得响，却落实不到位。
对于魏嘉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源于给病人带来希望。
3.
医生是一个关怀人类的职业。
医生跟病人一样饱受煎熬，无奈。他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兄弟。
不同于面对生死一线的病人，整形科医生的手术台，气氛就没那么凝重了。可贵的是好医生对自己的要求，总是精益求精。
从医20多年的麻醉科王强主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要面对的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个月大的婴儿。尤其是婴儿，麻醉的计量的必须精准，所以他格外谨慎。
他们医院美容外科主任舒茂国，从1996年就自行锁死了这个搭档。王强去哪，他就去哪。
对于外科手术而言，外科医生、麻醉医生、配台护士是标配，缺一不可，这三部分直接影响到手术的顺利与否。
舒茂国在给唇腭裂孩子的手术上，有绝对的自信。
他们团队反复研究，找出了与传统缝合“仅仅对到一块” 不同的缝合方式。
他想要的结果就是，把瘢痕留到最小。不需要患者再一次返工。
结果胜于雄辩，这是舒茂国治疗过的唇腭裂的孩子。
更多时候，治病救的是心。
一个唇腭裂的孩子，要背负的是旁人异样的眼光，自己同家人一样要顶着外界的压力度日。医生的技术越高明，病患的这份心理负担就越轻。
依赖的是医生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孜孜不倦的追求。
对于年轻医生徐晔来说，他这几年住院医师的经历，正是磨练的开始。
他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住院医生。
59岁的老刘，由于煤气爆燃烧，导致全身烧伤面积达95%，重度烧伤。
老刘的妻子烧伤面积70%。由于经济压力，女方已经被转移到小医院治疗。
重度烧伤的治疗过程中，患者的疼痛，不言而喻。
老刘每天都需要换药：徐晔要把纱布拆掉，全身涂药，包裹上新的纱布。日复一日。
涂药的过程，不亚于在伤口上不停地撒盐，遍及全身。病人感受到的痛，大概是常人能理解到的100倍。
医生自然懂得这种疼痛对病人意味着什么，他们能做的也只是给病人镇痛、安抚。
无论是在哪个科室，医生面对治愈几率大的病患，都在尽可能劝家属坚持治疗。
而家属有更多层面的考虑，最实际的问题是——钱。
如果心脑突发的疾病，给家庭带来的负担是一笔巨大金额的手术费。那么烧伤的负担，则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经济上的逐日耗损。
记得2010年10月22日selina在拍戏过程中，遭遇了爆破意外，全身56%的烧伤面积，入院接受治疗。一直到2011年1月19日出院，经历了3个月的治疗。每一天的治疗都在烧钱。
这种治疗落实到普通家庭，意味着每一天的都有不小的治疗费用要承担。
钱永远都是阻碍患者得到最理想治疗的最大障碍。
每个家庭条件不一样，巨大的医疗费用对于多数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老刘的烧伤面积比selina更大。每天换药时间需要2小时，换药的费用是大几千元/天。之后需要做数次植皮手术，每次手术2-3万元。
预计治愈，需要花费一百万。老刘的儿子，在计较是否要继续治疗。他被徐晔约谈了好几次。
老刘的儿子倾尽积蓄，给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才凑够30万。这些钱，无法支撑到植皮手术阶段。
家人告知医生，实在不行，就转回小医院去治疗。对徐晔来说，转院意味着不及目前的治疗水平。
站在医生的角度，如果不完成植皮，意味着老刘身上的创面无法愈合。然而，创面暴露在空气当中随时会感染，不仅仅是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而是会令其丧命。
医生希望家属能积极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愈疗效果。驱使医生一遍一遍劝病人家属配合治疗的，就是他们的良知。
可每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的算盘，难以被左右。
老刘的儿子并不愿意倾家荡产并背着巨大债务，来挽救烧伤的父亲。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大可以骂他自私
“这个儿子就是不想出钱，不孝啊。”
“钱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怎么办？”
但我们不是老刘的儿子，我们无法评判，他为什么不抵押厂子不卖房子来挽救父亲。
我们很难考虑到在镜头之外，老刘儿子抵押变卖了厂子房子的这笔钱，可以支撑父亲多久。
老刘是否能够接受举家之力挽救自己所付出的代价。
也很难顾及到他还有烧伤的母亲，还有子女，还有欠下的负债，这些钱要怎么办。
徐晔能做的，就是跟医院申请救助，建议家属去社会上寻求帮助，但也仅仅只能到这里了。
烧伤科的老前辈有句话：有可能医术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碰到人心的瓶颈了。这就是徐晔现在面临的最难的历练。
面对人心的问题，医生往往也无所适从。
他们只能接受一个又一个重症病人被家人安排强行出院，留给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遗憾跟沮丧。
4.
被神化的医生，才是易患矛盾的纠缠点。
无论平时多理智的人，都会在找到某个领域的专家之后，不自觉地开始心理暗示：交给他就能治好的，他可以救命。
有的家属有一定的医学背景，他们才能理解作为医生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可对多数家属来说，他们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手术做完了，人还没好。病情危重的患者家属，更是提心吊胆。
为了从一定层面避免医患矛盾，医生以录音的方式，来保留家属同意手术的过程。这一套流程，让人唏嘘。
病人最终没能获救，部分家属会理直气壮地迁怒于医生。这是医患矛盾爆发的直接原因。
实则，医生也是人，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
纵然有几十年数以万计的手术经验，在救治过程中也会出现许多能力范围之外的危机。
医学是门科学，科学是讲究概率的。
医生在面对低概率事件的时候，一样会有难以言喻的失落难过。他们越想救人，碰到技无可施的情况，越是绝望。
他们面临的还有被患者家属投诉。
对于医生而言，刀尖舔血的职业，促使他们无止尽地去学习、操练。
高压工作，无规律的作息，朱良付对自己的身体隐隐担忧，他生怕自己哪天会猝死。
可他是不敢死的，他无法面对自己倒下的后果。
而我们，能为医生做的很少，可能只有尊重、信任、配合。
或许，给他们足够的信任，得到救治之后，表现出高兴感恩，就已经是我们能带给医生最厚重的礼物了。
对于平时松散惯了的我们，高兴的可能是赢了一把游戏。可对他们来说，内心的喜悦或许就是 “嘿，干得不错，又救了条命” 。
所以，别轻巧地跟风喊“人间不值得”。
当你把握到自己的价值，并且想为小我之外的世界做点什么的时候，那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