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绘图工作照，左二为谭其骧，左三为邹逸麟。资料图片
邹逸麟（1935年8月—2020年6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民盟上海市委原副主委。曾任上海中山学社第二届、第三届的副社长
不久前，邹逸麟先生驾鹤西去。初闻噩耗不胜悲，更忆尊贤别泪垂。
慈祥老先生
我和邹逸麟先生相识于1997年。那年6月，民盟上海市委十一大在云峰剧院举行，邹先生当选民盟市委副主任委员。对正埋头研究盟史的我来说，邹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自然不能错过。可人家是领导，又是史学大家，我不便贸然打扰。观察良久，见先生平易近人，我决定“主动出击”。
2000年6月的一天，我给邹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在百忙之中，能给我提供一些不易看到的书籍。6月19日，我欣喜地收到邹先生的回信：根据我的要求，他让学生整理了一份书单，还说“我是民盟的一个新兵，只能给你一点帮助。”
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这封信后的第8天，邹先生竟冒着38℃的高温，带着《雷震回忆录》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邹先生，您怎么亲自送来了？”邹先生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微笑着说：“我有事，顺路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因参加熊佛西100周年诞辰活动，我对邹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10月30日，民盟市委老领导翁曙冠来找我，说12月1日有个纪念熊佛西先生100周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叮嘱我请邹先生代表民盟出席。邹先生说：“我对熊佛西先生不熟，麻烦你写个讲话稿。”11月29日我因义务献血去上海血液中心，回家后匆匆写稿，忙乱中竟将熊先生出生“提前”了100年。12月1日，我陪同邹先生参会。一上车邹先生便一脸认真地说：“海波，你差点让我出大洋相。”说话时他面带笑容，但笑容里的认真令我终生难忘。
2005年8月，我的第一本书《追根寻源话民盟》刚出版便给邹先生寄去。两个星期后，邹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除了对书中文章的评说外，还有一段对民盟先贤的评价：“民盟的先贤们大多是有很高学历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受西方社会和思想的影响，为中国走上民主、和平、法制的道路，百折不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不乏一些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也有一些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抱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以天下为己任’者，希望能在政治舞台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总之，都是一批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遗憾的是：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处在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没有民主的传统。近年来，学界渲染的晚明以来的民主主义思想，依我看也不过是孟子‘民为贵，君为轻’思想的延伸，与近代真正的民主思想距离还很远。‘五四’以来近百年，人们追求的‘德、赛’两位先生，至今尚未出现”，“但民主与法制，是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参政党只有共产党领导之下，逐步开展民主的历程，才是符合国情的道路”。
信的结尾，邹先生问：“为何不写叶笃义，不解。”邹先生的话让我内疚。2010年10月，我终于动笔完成了《笔墨难尽苍凉味——忆叶笃义先生》，这既是对叶老的缅怀，又是对邹先生的一个交代。
记忆中，我为邹先生做过一件事。2012年5月10日，邹先生来民盟市委参加活动，在宣传部聊天时，突然发现鞋带松了，低头弯腰去系鞋带。我赶紧上前帮忙，并将1月21日民进市委原主委、华东师大教授刘恒椽低头去捡落在地上的药片，引发脑溢血去世的事告之，说：您今后千万不要头朝下。邹先生一脸慈祥地看着我。
执着一学人
回想和邹先生的交往，向他约稿不能不提。邹先生当选民盟市委副主委以后，作为《上海盟讯》编辑，我多次向他约稿。他总是一脸慈祥地看着我，认真地说：“写什么呢？”
记得1998年1月，民盟市委副主委、华东师大教授何声武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给我发来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念文章。2000年5月，《上海盟讯》三版发表他的《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翁曙冠看了说好，要我推荐给《群言》杂志。6月22日，我给《群言》负责人叶稚珊打电话，她一听是邹先生的文章，连声说：“好，好，你马上给我。”
同年7月17日，邹先生发来一篇文章，讲南水北调应该慎之又慎。邹先生说：本来是应邀写给一家权威杂志的，可因故又不用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我的好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马驰8月9日打电话给我，说他第二天就南水北调采访邹先生。这篇《历史地理学者视野中的南水北调》一发表，好评如潮。《群言》负责人专门打电话给我，十分感谢我的推荐，说这稿写得太精采了。
2008年我去研究室工作后，还向邹先生约过稿。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约邹先生写稿，他很快写了《从历史沿革看大地震》，当时的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冯德康连声称赞：这才是真正的参政议政。
邹先生在担任民盟市委副主委的5年里，只要有空，他都会来民盟市委参加活动。比如，1997年民盟市委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座谈会”，1998年民盟市委政治思想顾问座谈，1999年纪念上海解放50周年活动，2000年迎春茶话会，2001年高校统战部部长座谈会等。他从副主委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我在一些民盟活动中也见过他。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4月24日，我应邀去复旦讲民盟历史，讲着讲着，突然看到邹先生坐在对面。我还听复旦盟员说，邹先生担任民盟复旦委员会主委的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他都会骑着装有水果的三轮车，亲自上门慰问老盟员。这段佳话，口口相传，已经成为复旦学校里的一个美丽传说。
我最后一次和邹先生见面是在2016年临近春节的2月3日。和我一起去邹先生家的还有民盟市委青年委员会副主任方研翔，民盟市委机关的谢军、韩以朴，以及青年盟员方谏。他们和我一样，对邹先生的学识为人十分敬仰。那天，邹先生慨然陈词，畅谈时局。他的言谈，让我想起了2005年8月27日给我信中对民盟先贤的描述：他们出生不同，专业不一，性格迥异，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却高度一致。
邹先生逝世后，我翻阅多年工作日记中和他相关的记录，仿佛先生一脸慈祥地坐在面前，感动之情涌动心田。中共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原主任殷之俊告诉我：当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在采访邹先生时说：你在学界很有名，但圈子外知道你的很少，可否学习某某人，写点雅俗共赏的文章？邹先生答：“我努力。”我笑道：不会的，邹先生是个除学术外把其他都看得很淡的人。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邹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的师德。著名学者辛德勇在《悼念邹逸麟老师》一文中，细致描述了当年他来上海时，邹先生对他的体贴入微。他的描述，让我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想到2000年6月29日邹先生冒着高温来送《雷震回忆录》的那个场景……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