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瀛璐
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爱美食，也爱喝酒，被长女戏称为“泡在酒里的老头”
本来喝酒是最日常不过的行为，但作家饮酒，犹为人津津乐道，许是因为写作是一件创造力极强的工作，在这项事业中，酒精成为陪伴，既是寻找自我的“树洞”，亦是凸显才华的“出口”。其中作家与酒的关系，似林语堂所言：“酒在文学上比别样的东西更有重要的贡献，饮酒有助于人类的创造力。醉的人似乎是很自得的，在这个时候，人类介于事实与幻想间的创造力，便比平常更高了。”
凭借着独特的职业素养，大作家们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酒经”，把醉里乾坤、壶中日月描绘得口口入韵，回味悠长。
如郁达夫说鲁迅：“他酒量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主要是黄酒。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
又如丰子恺搬进重庆沙坪坝庙湾特五号“抗建式”小屋后，晚酌就成为乐事，也是白天笔耕的慰劳。“我不喜吃白酒，味近白酒的白兰地，也不要吃。巴拿马赛会得奖的贵州茅台，我也不要吃。白酒含多量酒精的，我都不要吃。逃难中住在广西贵州的几年，差不多戒酒。广西的山花、贵州的茅台，酒精含量都高。”此次搬到沙坪后，便爱上了“渝酒”，这是重庆人仿造的黄酒，全因黄酒不易醉，丰子恺觉得“吃酒图醉，放债图利”，容易醉人的酒不是好酒。能在晚酌中看儿女们升级、毕业、任职，此刻的一杯酒，少了激烈，多了温馨，流淌身体恰到好处的温热，便是“满眼儿孙身外事，闲将美酒对银灯”的追求。
林清玄写《温一壶月光下酒》：“春天的时候可以面对满园怒放的杜鹃细饮五加皮；夏天的时候，在满树狂花中痛饮啤酒；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冬寒时节则面对篱笆间的忍冬花，用蜡梅温一壶大曲。”“喝酒是有哲学的，准备许多下酒菜，喝得杯盘狼藉是下乘的喝法；几粒花生米一盘豆腐干，和三五好友天南地北是中乘的喝法；一个人独斟自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上乘的喝法。”
海明威
周作人对中外酒都有心得：“黄酒便宜，市场可以买喝。白干未免太凶，喝了口腔内要起泡，山西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可以喝少许，也总觉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模样，味道不很静定。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一位最好的还是勃阑地。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则很有功夫，绝不下于中国。”
20世纪20年代，美国饮酒之风盛行。菲茨杰拉德说，他们那一代像美国人一样饭前喝鸡尾酒，如法国人一般喝烈酒、白兰地，似英国人一样喝苏格兰苏打酒，这就像噩梦中的大型鸡尾酒会一样，混合在一起。这种饮酒法映射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便成了混乱的酒醉场面，觥筹交错，一夜梦醒。
海明威游历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处，就会尝当地的酒，1941年，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访问中国，在广东他爱上当地的蛇酒和鸟酒，开心地给朋友写信介绍酒的配方。临走前，还特地在一个村子里买了一壶蛇酒，准备带回去给美国朋友。在《永别了，武器》里，他写：“我真该叫他们威士忌不要加冰，冰块要另外放。因为这样你才知道威士忌有多少，不至于加了苏打突然弄得太淡。我宁可买一瓶威士忌，叫他们端冰块和威士忌来，这才合理。上好的威士忌非常怡人，这是生命中怡人的享受之一。”即使躺在医院里，海明威还是会“喝一小瓶香缇红酒佐餐，然后又喝一杯咖啡和一杯干邑白兰地”，同时翻阅着从美国寄来的报纸。他习惯饭前喝苦艾酒，饭间喝红葡萄酒，运动前喝伏特加，最后喝威士忌加苏打。晚上还要到酒吧喝酒，消除白天写作的疲劳，十分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