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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众生皆苦，成年人没有真正的开心，因为没有合理宣泄情感的方式。
可在看过更多疾苦后，或许你会陡然发觉“还能有片刻正视自己的情绪需求，其实是件幸事”。
芸芸众生，“生存”一词给每人的标尺都不同。
有人说“等我老了，就和姐妹们住进高档养老院，跳舞作画老来乐。”
有人说“我老了，就吞一瓶农药自杀，不给儿子添麻烦”。
说出后句绝望之语的女人来自吉林某地，栖息在全中国最便宜的房子内，所有对生活的美好愿景不过只一句“能活着就活几天，好好活着”。
而在她所居住的两元过一夜的狭窄宿舍中，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底层女人。
一间不到10平米的宿舍，上下铺加起来共住十余人，散发着霉味的床单被褥，随处可见的蟑螂臭虫 ......
而这里之所以人头攒动，是因为住24小时只要两元的低价。由于距离本市的打工劳务市场最近， 这家没有任何招牌的简陋宿舍也住客不断。
住客们多为中年女性，从四十到七十不等，都是费力讨生活的孤苦女人，要么逃婚多年无处可归，要么儿女不孝被撵出家门，10平米的破烂房间是她们唯一可以安身的避难所。
女人们大多来自农村，没读过几年书，除了务农没干过其他工作。
而她们最擅长的力气活也随着年龄增长早已不具竞争优势，老板们说她们“尽是些笨手笨脚的老妇人，太老了”。
“眼泪”和“命苦”是在这间宿舍内被提及最多的词。
大家拿眼泪当饭吃，每每有老姐妹说到辛酸之处，几人经常抱在一起哭。
方淑珍是在这里住了8年的老人儿，今年62岁的她中年时被吃喝嫖赌的老公撵出家门，尽管不到20岁结婚后就一直过着被打骂的生活，可直到被赶出家门，方淑珍才觉得自己看错了人。
刚来城里的几年，方淑珍时常迷路和被骗，在打工市场混迹一段时间后，她找到了在工程队倒水泥灰的活儿，虽然累，但有近两千的收入，还算不错。
但这几年方淑珍年纪大了，她日渐稀薄的力气早就与工程队无缘，想找活儿得给工头买烟，买烟还不一定能得到分配，她每天都在为明天能否有活儿发愁。
在老姐妹介绍下，方淑珍去了养老院做护工，给老人们剪指甲洗衣服，伺候大小便，这份又脏又累的活让她一月能有一千块的收入。
方淑珍的伙食费是每天一块钱，一个花卷顶一天，有时候奢侈点就个咸菜，记者问她不吃肉吗，方淑珍愣了愣，说“肉，那肉没吃过啊”。
两元宿舍住一个月也就不到一百元，方淑珍生活如此拮据的原因大概还在于，她的钱是养活一家三口的，更准确的说是一家四口。
方淑珍的大儿子重病在床，二儿子有肺结核，儿媳妇皮肤癌，生活负担座座山般压下来。方淑珍在外打工几个月后惦念儿子便回了家乡，想着正好帮家里干点农活。
儿子见她后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回来了，得打工啊，钱怎么办啊”。
第二天，儿媳指桑骂槐地赶方淑珍回城，方淑珍想洗洗头冲个澡都没被允许，背上背包离家后，她哭了一路。
方淑珍回城里后大儿子来看过她一次，一句没提接老母亲回家的事。
“那不是看我来了，那是奔钱来的”，尽管方淑珍心里和明镜一样，还是从层层包紧的手绢里凑出了一百给儿子。
临走前儿子还叮嘱她：“妈，您别把咱家的事儿跟外人说，丢人。”
宿舍里的女人都是不幸的，在这个逼仄的环境里，常人最爱提到的健康、尊严和体面在这里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钱是按天结算的，没有人会大手一挥结算一个月的住宿费，以能找到的活儿为圆心，她们在打工市场的半径内位移，但住宿费用都以两元设限。
两元宿舍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流着水，住客们用它吃药、喝水、洗头、洗澡，零下30度的天气冰冷刺骨的水哗哗拍在脸上，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也就着冷水结块仰头饮尽。
她们可以为争水洗漱、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琐事争吵骂脏甚至大打出手，还可以为了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男朋友”的一块西瓜而撕扯，互骂对方“狐狸精”、“没了男人不能活”。
楼道和房间内随处有呜咽哭喊甚至呼痛求救声，有的因被前任抛弃而怨命运不公，有的因病痛折磨没钱寻医电话求救亲人又被拒，有年纪更长的老太太在厕所晕厥摔成重伤。
王淑琴是同宿舍和方淑珍最好的老姐妹，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是17岁，这段婚姻维持的十七年她都在家暴中度过，直到现在颈椎上还留着病根。36岁王淑琴再婚，没两年第二任丈夫也和她提了离婚。
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的王淑琴有诸多不易，前段时间又因在干农活时手被农药腐蚀日日痛的难以入眠。
她联系了儿子想拿点钱治病，两个儿子一个是局长，一个是处长，可在接到她电话时不约不同地没回音，王淑琴打多了，他们就敷衍下“过几天给你打钱”。
直到有一天王淑琴疼的难忍打电话对儿子说“我快疼死了”，大儿子才应了给钱，结果又推给二儿子让弟弟给打钱，拖了几天后，王淑琴终于拿到了一千块钱。
但这病也没看好，因为王淑琴没舍得照个CT，只简单地拿了点药，她说“它就烂掉也拉倒，我也看不起”。
两元宿舍的老板“孙二娘”看她实在苦，托人给王淑琴方淑珍找了割麦子的活，一天能赚80块，总算是能有个吃喝钱。
“孙二娘”是宿舍女人们给老板起的外号，大家都说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八点半就熄了宿舍灯，像守财奴一样把“拿钱来”挂在嘴边。
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楼下市场的人冬天想上来暖和一下，“孙二娘”伸手要价：“一元钱”。
大家背地骂她周扒皮，因为“我们拿一块钱都当钱，一块钱我们都舍不得啊”。
可也是这样的“孙二娘”，恰恰也是老姐妹治病筹钱时出的最多的，有个六十多的女人半夜上厕所摔破了头，“孙二娘”急忙送她去医院给垫了医药费。
送老太太回家后，“孙二娘”发现这家里只一个傻儿子，一个哑巴女儿，一个月后老人又回到“两元宿舍”要找活干，“孙二娘”狠了狠心没让她住下，怕担不起责任。
“逃离”是住在这里的中年女人也曾幻想但太难实现的词，两元宿舍像她们说了一辈子的“命”一样，已然将她们牢牢的桎梏在底层。
而夹杂在其中分外鲜活的少女小芳则是例外，她和妈妈居住在女子宿舍，却从没把此处看成归属：“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小芳讨厌这里，她不喜欢这些人都为下顿饭活着的窘迫，在她眼里，这些女人们眼里只有“钱钱钱”，而她不一样，她有诗和远方。
尽管她的远方只是在比打工市场稍远的餐馆做服务员，餐馆不提供食宿，小芳打工一天后只能回女子宿舍，和她认为是两种人的妈妈挤在一个被窝里。
小芳的未来会更好吗，我们希望会。
拍摄这部《女子宿舍》纪录片的导演戚小光曾说：“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还能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在被眼泪浸泡的日子里还能坚韧地撑下来，虽然埋怨命运不公却还没放弃奋力抵抗，不论结局如何，至少她们做了一切为更好而努力的事。
点个“在看”，为用力活着的她们，也为曾咬牙坚持下来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