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晔旻
考量通货膨胀因素，按1928年价格统计，纳粹德国的外贸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这就耗尽了德国的外汇储备。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的外汇储备从未超过8000万帝国马克——这个数字只相当于1925年到1929年间拥有外汇的约4%。幸运的是，在兼并奥地利（1938年）后，纳粹当局没收了总计约有4亿5千万先令的黄金和外汇，并依靠这笔不义之财支付了1938年夏天进口商品的款项。面对这种濒于破产的贸易形势，希特勒在1939年初向国会绝望地宣布：“我们必须出口，不然就要灭亡。”然而，当时的德国除了武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出口创汇的。
另一方面，即使就德国国内经济而言，纳粹德国扩大政府开支的规模也日趋失控。自1937年4月开始，德国国家债务比财政收入增加得更快。1938—1939年度，债务的增加额为财政收入增加额的3倍多，几乎等于财政总收入的68 %。更为严重的是，1938年国家债务增加的数额竟高于国民收入增加的数额（该年国民收入增加69亿帝国马克）。
大约半个世纪后，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于1983年6月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撰文指出，凯恩斯的学说“打开了通货膨胀闸门”。他说：“在人们普遍看到通过信贷扩张而取得了就业方面的暂时收获之后，通货膨胀肆虐是个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更晚的阶段，其代价成了甚至更为严重的失业。”据他说，凯恩斯在他的晚年也已“充分领悟到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有退化成渐进式通货膨胀的危险”。
德国法兰克福，阿道夫·希特勒为即将修建的高速公路铲土
纳粹德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扩军备战导致纳粹当局的财政需求急骤扩张。为此不得不开足马力进行印钞。光是在1935年底至1936年底，流通量增加了7亿帝国马克，相当于前3年增加的总和。1936年10月至1937年10月，增加5亿多；下一年又增加15亿；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增加33亿左右，相当于1932年整个德国的纸币流通量。
显然，纳粹德国正是借助通货膨胀才得以为保持工业设备运转所需的巨额开支筹集到了资金的。尽管纳粹当局冻结了工资与物价，又容许民众在市镇从事以货易货的交易来减轻对货币的压力，但是毫无疑问，滥发纸币这种做法最终只能导致货币和金融体系土崩瓦解——就像魏玛德国经历过的超级通货膨胀那样。
实际上，希特勒统治集团对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后果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第三帝国第二把手赫尔曼·戈林就曾说过，“目前还不能预见扩充军备的终结。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胜利或灭亡。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经济将会得到充分的补偿……我们现在下的是最大赌注。”
这个“赌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