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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锦元: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共产党员
1942年7月29日上午7时许,一辆汽车急驰穿过南京城,向城西方向驶去,突然停在了一座豪华宅院门前。这座宅院是当时伪国民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的公馆。紧接着,从汽车里跳下几个身穿便服的日本宪兵,他们径直闯进汪公馆,在负责警卫该宅院的日本宪兵队的配合下,不一会儿带走了一位三十出头、白净清秀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汪锦元。汪锦元是汪精卫的随从日文秘书。他平时谦恭有礼,办事认真,深得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赏识,汪公馆上下对他的印象也很好。日本宪兵司令部不打一声招呼就把身边的人捉去,这使汪精卫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向来器重汪锦元,现在日本宪兵在她眼皮底下公然逮捕汪锦元,更使她火冒三丈,她不顾汪精卫的劝阻,再三要求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出面和日本方面交涉。说到这里,可能您会感到好奇,这位汪锦元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被捕为什么又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
就在当时,众人并不知道,汪锦元的真实政治身份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派驻南京的战略情报员。 汪锦元,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他的父亲汪钟卿早年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法律时,和东京美术学校学生大桥对子结婚,于1909年生下汪锦元。汪锦元1岁时,随父母回国,回到苏州城。不幸的是,汪锦元7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顿时陷于困境,两年后母亲带着他来到上海谋生,靠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
1921年,母亲委托亲友将12岁的汪锦元带到日本,他先住在京都的外祖父家里学习日语,一年后,又搬到神户的姨母家。姨父母没有能力培养汪锦元,只好将他送去钢铁厂当学徒。汪锦元因不堪厂长的虐待,不久后便离开了工厂。后来,汪锦元又当过乐器店学徒、戏院事务员……他的中国血统和中国名字,使他在踏上日本社会之初,就尝尽了生活的辛酸。这时,汪锦元已成长为一个青年,他性格内向,但内心情感却很丰富,屈辱的生活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充满仇恨。
1929年春天,汪锦元的母亲来日本探亲,不久后20岁的汪锦元随母亲离开日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这年秋天,汪锦元到母亲的朋友日森虎雄创办的上海通讯社当新闻抄写员。日森虎雄把汉语新闻翻译成日语,由汪锦元刻写在蜡纸上,油印后分送给上海的每户读者。日森虎雄选取的新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新闻中有很多中共文件以及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前夕,共产党的文件引起了日本有关部门和日本各大报纸记者的注意,索取新闻者甚多,奇货可居,日森虎雄由此赚了不少钱。在通讯社工作期间,汪锦元结识了前来摸底的日本进步记者手岛博俊。日森虎雄不在时,手岛博俊便会与汪锦元谈天说地,这使汪锦元增加了不少知识,思想也逐渐左倾。
手岛博俊从与汪锦元的交往及对他的考察中,深知他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思想进步。手岛博俊离开上海前夕,把汪锦元介绍给了自己的好友、日籍共产党员西里龙夫。西里龙夫帮助汪锦元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给他看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红旗》,不断提高他的政治觉悟。这使汪锦元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他确立了人生目标,坚定了奋发之志。 有一次,西里龙夫和汪锦元谈到组织上经济有困难,他一声不吭地把自己刚拿到手的薪水全部交给了西里龙夫。后来西里龙夫把汪锦元交给中共党员陈一峰联系,1936年12月,汪锦元由陈一峰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汪锦元入党以后,先被党组织指派做日本侨民的工作,他干得很出色。1938年初,汪锦元奉命打入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秘书处,以职务之便搜集情报,交给党组织派来与他联系的翁迪民。同年秋,组织上改由郑文道与他联系。后来他又打入高宗武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40年,汪精卫的私人秘书周隆庠接管了这个机构,由于汪锦元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娴熟,办事认真负责,深得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拼凑成立后,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周隆庠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兼汪精卫的日语翻译。汪精卫委托周隆庠为他物色一位精通日语的人做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周隆庠便推荐了汪锦元。就这样,汪锦元于1940年9月来到南京,并打入汪公馆。此时,汪锦元转由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领导。
从1940年到1942年,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系列会谈,又曾随汪精卫“出访”日本和伪满洲国。汪精卫和陈璧君把这个沉默寡言、和善亲切的青年当作心腹,以此为掩护,汪锦元抓住一切机会收集汪伪政府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各种肮脏“交易”的情报,例如日本与汪精卫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卖国密约,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装备情况,汪精卫身边来往人员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被迅速送交南京情报组负责人,又由可靠机敏的政治交通员张明达送往上海情报科,再经秘密电台报送延安党中央,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称赞。
1941年下半年,日本发生了所谓“赤色国际间谍案”,其“主犯”是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他是苏联红军参谋部极为出色的情报人员。1933年秋,佐尔格被派往东京开展情报工作,他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mó)的私人秘书、同时打入日本政府智囊团的尾崎秀实等秘密组成兰瑞作战小组,在日本上层政要部门收集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1941年10月,兰瑞作战小组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破坏。尾崎秀实曾在中国秘密从事反法西斯斗争,是日籍共产党员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亲密战友。日本警方经过数月侦察,于1942年6月15日秘密逮捕了在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在上海的中西功。随后,7月29日,与西里龙夫密切联系的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成员陈一峰、汪锦元,以及上海的郑文道、金若望和倪志朴等人同时被捕。在这里着重提一下郑文道,28岁的郑文道为保守党的秘密,被捕后毅然跳楼,壮烈牺牲,198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三人被捕后,被关押在上海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特务急于破坏中共组织,侦获情报线索,便对三人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 1942年10月1日,汪锦元等三人被押上由上海开往日本长崎的轮船,再转乘火车抵达东京,关在巢鸭监狱。由于查不到汪锦元等和佐尔格案联系的事实,加之陈璧君坚持要求汪精卫、周隆庠出面干预要求引渡,1943年4月初,日本政府碍于汪精卫的面子,把汪锦元、李德生和陈一峰押回上海。同年6月21日,驻上海江湾的日本陆军军事法院判处他们无期徒刑,先关在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7月,他们又被押往南京,关在珠江路日本陆军监狱服刑。
抗战胜利前夕,汪锦元等人获释出狱。1945年5月底,汪锦元、陈一峰和李德生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他们就像远行的游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心情无比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经过有关部门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了组织关系。6月,经党组织妥善安排,汪锦元的母亲、陈一峰的妻子分别由上海、南京来到根据地。
1945年9月,党组织指示汪锦元和陈一峰回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埋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并交代组织上会派人与他们取得联系。不久后,陈一峰夫妇去了南京,汪锦元母子回到了上海。1946年,一位自称叫张建良的先生来到汪锦元家中,客客气气地说道:“组织上很关心你的生活,派我送些钱给你。”张建良又问汪锦元:“你能担任些什么工作?”汪锦元非常激动,但是因为张建良并没有按照党组织与他约定的联络暗号进行联系,他担心这是国民党特务的试探,便敷衍了过去。一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汪锦元再次见到张建良时,才知道这位张建良便是当年刺杀汪精卫的大英雄华克之,他是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情报干部,当时是潘汉年嘱咐张建良来关心汪锦元的。
1947年初,汪锦元和堂弟一起在上海武进路开了一家小无线电行谋生。半年后,邻居悄悄地告诉汪锦元:“国民党方面通过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此后,汪锦元更加小心谨慎,但又非常渴望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1948年,汪锦元动员一位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并委托他进入苏北、山东解放区后找党组织取得联系。此外,他又委托一位同志在上海寻找党组织,但因解放区战局紧张,上海地区白色恐怖严重,都未能接上党的关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汪锦元先后在上海市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他工作积极勤奋,但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给汪精卫当日文秘书这段历史,更是从不提及,甚至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过去的工作情况。汪锦元的默默无闻,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毕生忠诚于事业、奉献于人民的极为可贵的精神品质。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逝世,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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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稿整理:孔小平
总策划:冯秋红 吴芳芳
制作:丁聪
编辑:春茹 耿思奇
图片:史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