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邮政往事

2019-05-09   看懂上海

邮局、邮筒、邮票、信封……虽然现在还在用纸笔写信的人少之又少,但走在上海春风和煦的马路上,不经意遇见一所具有绿色醒目门头的邮政局,或者街角立着的一只历经岁月沧桑的邮筒,都让人一下回忆起那个年代。电话还没普及,更没有网络,折三道的信纸装进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里,传递各家的大事小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01

曾经有个“上海大清邮政局”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相邻的沿海省份的民营信局纷纷将业务扩展到上海,甚至设立总号。一时间,上海地区的信局多达90多家,为全国通信中心。当时民营信局主营业务为传递信件包裹、汇款、票据业务等等,与今日的邮局业务已十分近似。而且当时有些信局还有普通邮费和邮件保险费之分,类似于今日的平信和挂号信。

1856年英国人手绘的上海及周边地图

1861年,英国当局于上海英租界设立邮政局,时称“英国驿务署”或“大英书信馆”,办理英国在沪侨民的邮件往来业务。此后,驻沪各国领事馆纷纷效仿。这种局面延续了十多年,直至1878年政府性质的邮政创办。

当时英国在沪使用的邮政纪念戳,有中英两种文字,内圈中间的汉字“大团邮局”分上下两排书写

1878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提议设立官方的近代邮政局。当年,时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决定于上海、北京、天津、烟台和牛庄(今营口)五处试办邮政业务,并且委托赫德的总税务司进行管理。翌年,五处邮政办事处以“海关拨驷达书信馆”的名称开始营业,上海的邮政办事名为“江海关拨驷达书信馆”,两年后更名为“江海关拨驷达局”,办公地址位于江海关大楼后院。

上海江海关旧建筑外景

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下旨正式开办国家邮政,设立总邮政司,同时委派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领。1897年,江海关拨驷达局正式更名为“上海大清邮政局”,办公地点仍为原址。同时在吴淞海关处开始下属的第一个邮政分局,此后城市乡村各处陆续增设邮局和代办所,建立起上海地区一整套完整的邮政网点。1899年,“上海大清邮政局”改名为“上海邮政总局”,8年后邮政总局的办公地点由原址迁入北京路9号的“新厦”。

上海邮政博物馆内陈列的旧建筑样貌

1911年5月,清朝当局设立邮传部从而取代总邮政司。从此,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部门,而海关亦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邮政代管业务。同时上海邮政总局改名为上海邮政局。1913年再度更名为上海邮务管理局。

大清邮政时期,投递邮件都靠步行,直到1911年底,上海邮政局向英国订购了100辆蓝苓脚踏车,每辆脚踏车60银元,自此上海邮政开始进入车辆投送邮件的时代。

02

拥有“远东第一厅”的邮政大楼

虹口区北苏州路276号,原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现在既承担了博物馆的功能,同时还是日常对外营业的邮局。大楼拥有号称“远东第一大厅”的邮政营业厅,气势雄伟。

上世纪20年代的大楼

建造背景

1914年以后,上海邮政业务快速扩展,位于北京路的原址已经不敷使用,于是决定兴建一座新的大楼。

由于各有各的算盘,中国政府与两任上海邮务管理局邮务长英国人里奇和史密斯就新总局大楼选址问题产生分歧。前者希望将大厦建造在毗邻上海北站附近的华界之内,后者则表示反对,因而新厦的建造被迫搁置。

1920年,英国人希乐思接替史密斯成为上海邮务管理局的邮务长,同时兼领新厦建造的总负责人之职。他执意将新厦建造于公共租界内,并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公共租界”地价相对便宜,二是所选新址离邮政总局租用的码头和北站都相对较近。最终邮政总局新厦决定在新改建完工的四川路桥北堍。

1922年2月,上海邮务管理局购得规划内的四川路桥北堍9.727亩土地,同时拆除购得土地内的旧屋集美里。同年12月大楼正式开工建设,两年后的11月,邮政总局新厦竣工。12月1日,上海邮务管理局正式由北京路迁入北苏州路办公,同时对外营业。这座建筑由当时沪上著名的英商思九生洋行负责设计,本埠知名的余洪记营造厂负责营建。

昔日邮政大楼鸟瞰

建成后的邮政总局大楼共有地面建筑为4层,地下室为1层,大小房间187间。最为标志性的一点,便是耸立于东南角正门处的钟楼和塔楼。其中钟楼高13米,正面镶嵌有直径达3米的大钟,钟楼基座两边各有一座水刷石粉面的火炬台雕塑。而塔楼则建于钟楼之上,高达17米,顶端另设置高8.2米的旗杆,塔楼两旁则各有一对希腊人物雕塑群像。

大楼除了外部雄伟壮观,同时内部装潢设计也极为庄重和典雅。尤其是由正门处经由门厅拾阶而上后进入的二楼营业大厅。曾经享有“远东第一大厅”的美名。大楼底层和二层为营业厅负责收发国内和国际信件包裹,而三层为邮政总局的相关办公部门,顶层则为高级职员宿舍。另外地下室是包裹分拣封发部门,中庭天井为装卸往来邮件包裹的场地。1987年,分拣中心迁出大楼。

大楼整体风格为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国家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主体参照英国古典建筑风格,融合了罗马式的大型科林斯立柱和巴洛克式钟楼。其中大楼主立面即南面和东面以及东北转角处共设有19根高数十米的罗马科林斯柱。而主立面上,墙面使用了细粒水刷石粉面,而北墙则是经典的机制红砖墙,整体具有很浓郁的英国风情。

邮政大楼离北火车站和轮船码头都较近,邮件的水陆运输都十分便利,为当时理想的邮政枢纽。

03

上海正式开始有信筒信箱

上海大清邮政局成立后,设信筒、信箱20具。至1897年年末,连同接收工部局书信馆11具信筒,共有箱筒31具。信筒一般设在邮局屋前和大路人行道上,信箱一般设在邮政代办机构和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车站码头等地建筑物墙上。信筒和信箱均置有开取邮件频次时刻表,在市区大多由专人按时开取邮件,近郊及除县治所在地由专人按时开取外,一般由投递员在投递邮件时顺道开取。

世界最早的信筒

152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府在市内设置一种木制信箱,既收寄信件,又收集检举信。1653年法国在巴黎各区设立专用于投寄信件的信箱。1840年英国邮政开始实行均一邮资制,并开始采用以邮票预付邮资的办法,因此寄件人可以预购邮票备用,在寄送平常函件时自行按规定邮资贴足邮票,就近投入信筒、信箱,无需去邮局交寄。

设置信筒、信箱收寄平常函件的方法,简便易行,相继为各国采用。信筒、信箱外涂醒目的颜色,以便公众识别,并标有开取频次和时间,由邮政人员按时开取函件,送邮局集中处理。信筒、信箱所涂颜色,各国不尽相同。中国的信筒、信箱油饰为墨绿色,为赶发邮件而设置的赶班信筒、信箱和航空信筒、信箱,另加明显标志。

后来上海也有了除统一涂装之外,具特殊功能的信筒。1936年,上海南京路、静安寺等闹市地段设置蓝色专收航空邮件信筒10具。1947年7月,废除专收航空邮件的信筒,改在市区闹市中心地段和交通要道设置白顶“赶班信筒”(俗称白帽信筒)45具,并增加夜间开取频次。

中国邮筒的变迁

清朝当时使用的邮筒

1866年,清朝海关兼办邮政,于1878年7月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也就是大龙邮票。1879年,清朝海关邮局被命名为海关“拨驷达”(POST的音译);1896年,改称大清邮政官局。

贴有大龙邮票的实寄封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大清邮政改成了中华邮政,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的中华邮政由中国人民邮政接收。

上图左边是1937年中华邮政摆放于上海街头的邮筒,右边的是中华邮政在民国时期最常用的邮筒样式。

上图左边为早期的人民邮政邮筒,右边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邮政的情人邮筒。

上图左边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邮政的平信邮筒,右边为八十年代人民邮政的快递邮筒。

上图为中国邮政目前使用的邮箱和邮筒。

上图为中国邮政最新使用的同城快件邮筒。

上海愚园路上有一幢老建筑,原为现代文坛“三剑客”之一施蛰存先生的旧居,后由邮政公司接管使用,成为长宁区江苏路邮局物流中心。随着愚园路城市更新工作的推进,目前这一栋有着“91岁”高龄的老建筑已化身愚园百货公司。

曾经的长宁区江苏路邮局物流中心

保留了建筑原有的老式壁炉、陡峭的木质楼梯等元素。

纯白邮筒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老物件,重新粉刷后立在了门口,作为新地标的指引,也向历史与时间致敬。

04

三枚老信封见证邮政往事

一位在上海做旧家具生意的先生在一只老式柜子的抽屉里发现三枚老信封。

这三枚老信封的收件人都是在上海五和织造厂工作的钱炳南先生,信封内的信件早已不存,从发信人的姓氏来看,这三封应该都是钱先生的家信。其中两封为民国时期的信件,另一封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信件。

钱先生的第一封家信于民国38年4月16日(1949.4.16)从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慈城镇,1954年前是慈溪县城)寄出,到上海的时间为同年4月17日,途中走了2天。

信封上贴两枚由“中华民国印花税票300圆”印花税票加字改作的“中华民国邮政金圆50圆”邮票,邮资合计金圆100圆。盖一枚“浙江慈溪”始发戳和一枚“上海十八乙”中英双文落地戳,两枚邮戳均为中式三格式点线戳。

钱先生的第二封家信于民国38年5月19日(1949.5.19)仍然是从浙江慈溪寄出,而到上海的时间却为同年6月18日,途中足足走了31天。再看信封上贴的邮票真是蔚为壮观,整个信封的背面全部贴满了邮票,而且贴了两层。

所贴邮票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华民国邮政孙中山像版20000圆”邮票加字改作“中华民国邮政金圆五万圆”邮票8枚,计金圆40万圆。第二种是由“中华民国印花税票100圆” 印花税票加字改作的“中华民国邮政金圆1000圆”邮票28枚,计金圆28000圆。

钱先生的第二封家信所贴全部邮票计36枚,邮资合计金圆428000圆。这封信加盖了十三枚“浙江慈溪”始发戳和一枚“上海十八乙”落地戳,所有邮戳也均为中式三格式点线戳。

这两封民国时期的信件,第一封信用了2天,第二封信用了31天,为什么呢?原来,1949年4月21日,也就是钱先生收到第一封家信的第四天,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于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一举完成了对上海的合围。23日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27日上海宣告解放。在这样一个兵临城下,炮火纷飞的环境下,钱先生的第二封家信被延误就不足为怪了。

钱先生的第三封家信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9月16日16时从上海寄本市,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9月16日18时,途中仅仅走了两小时。所贴邮票为 “中国人民邮政天安门图案普通邮票400圆”邮票一枚,所盖上海始发戳和上海落地戳同样均为中式三格式点线戳。

由于当时使用的是老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10000:1,因此400圆的面值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分。从1950年5月开始,中国人民邮政规定:本埠平信的基本邮资为4分,外埠平信的基本邮资为8分,这个收费标准40年没有改变,直到1990年才作相应的调整。

(部分参考:《中国邮筒的变迁》,《三枚老信封承载的历史》作者 上清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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