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至少在纸面上维持着一支亚洲最为庞大的陆军力量。但是这支纸面上最庞大的陆军中到底有多少可战之兵，我们翻开大清国的这笔烂账，一起来盘点盘点吧。
清末的八旗兵典型装束
当时清军的正规军编制分两大部分，其一是被统治者视为根本的八旗兵，人数为25万。剩下的就是由汉军构成的绿营兵，人数多达44万，这两类武装力量共同构成了当时清朝正规国防军的基干力量。这两支部队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职业化军队”，从军官到士兵都可以实行“世袭制”，也就是说，父辈年迈不能再战的时候，子辈可以“子承父业”、顶了老子退役留下的缺额继续服役、拿军饷、领俸米。放到现在，就是十足的终身制“铁饭碗”，一辈子都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更有甚者，担负地方守备任务的绿营兵就把一家老小都安顿在守备处附近，每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扛着刀枪出门去上岗，到日落时分就拖着“家伙事儿”回家，搂着老婆、抱着孩子一起热炕头，真正做到了按点上班、到点下班。省掉了去军营报到点卯的“麻烦”，当兵成了彻头彻尾的“生活”和“职业”。也就是说，此时的八旗绿营不过就是勉强能够充当“联防队员”的角色，战斗力早就沦丧殆尽。而其存在关乎大清国的国本和“祖宗旧制”，因此这支多大69万人的“世袭联防队伍”无论如何是一个人都裁撤不得的。更有甚者，为了养活如此庞大的“世袭联防队伍”，清政府每年要花费超过两千万两的巨款给他们发工资，相当于筹建一支规模齐整的北洋水师费用的总和。
西方人绘制的清军和太平军作战的铜版画
可是，就算是联防队员这样的“清闲活”他们也干不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干。宁愿花钱雇佣穷人去顶他的名额服役当差，而自己却开小店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或者赚点外块。八旗绿营的花名册上的勇丁放在现实中有可能是小贩、有可能是混混、更有可能是花花公子，甚至早就成了坟冢里的枯骨：世上已无此人。真正在营中像模像样操练的很有可能是顶替者；真正的兵不想当兵，只想拿饷银；顶替的兵只想着拿辛苦钱，又怎会想到上战场呢？另外在八旗绿营军中拿饷银的往往不一定是士兵，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军官手下的管家、仆役、轿夫、吹鼓手甚至丫鬟、厨娘、仆妇都能顶士兵的名额拿饷银，甚至有极端的说法曰：44万绿营兵中真正的士兵不过几万。虽然有夸张之嫌，但是顶空名、吃空饷的情况在八旗和绿营中早就泛滥成灾、积重难返了。平日里歌舞升平倒也能粉饰太平，一旦到了国家危难的时刻，决计成不了擎天之柱、国之柱石。1851年的金田村，一个落第的书生靠着半本圣经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纵横东南各省，最后割据江宁，以“太平天国”之名号和大清朝廷分庭抗礼十数年。在“长毛”气势汹汹的步步紧逼之下，疲于奔命的八旗绿营早已糜烂而不可用，却又事关几十万人的福利、绝对裁撤不得。清政府不得已打发京官（比如曾国藩、吕贤基、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回乡办团练以抗发匪。朝廷给优惠政策，但是户部不出一个子的招兵费，完全由这些返乡的京官靠自己的关系网，依靠亲情、友情甚至姻亲的纽带拉起的队伍起先被称为“团练”，按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创建“戚家军”的规制编成“勇营”。曾国藩拉起了湘军，后在其基础上又派生出了左宗棠（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的楚军，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的霆军，以及李鸿章在安徽拉起的淮军，最终依靠这些勇营，清政府才勉强将各地的起义逐步地镇压下去，而当天下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勇营这种地方武装力量就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履行起“国防军”的重担大梁来。
勇营没有编制，属于“临时工”，要争得地位只能用命去拼
由于勇营的招募全赖于亲情的纽带，朝廷并不出一个铜板供养，所以军队的所有权仅仅归于招募者所有，“兵随将转，兵为将有”，用编著《湘军志》的名士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的话说：“从湘军（也可以说是全部的勇营）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剿发中的三河镇之役，湘军猛将李续宾部精锐孤军深入被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部的优势太平军聚歼之后，其余部也旋即被裁撤。很显然，勇营不是国家供养的军队，地位类似于现在的民兵。
虽然从十九世纪中下半叶开始，勇营就成了大清帝国国防实质上的主体和柱石，可受到的对待比起八旗绿营来无异于“后娘养的”。如果将八旗绿营比作是和国家签了终身合同的“正式工”的话，那勇营就是无合同无保障的“临时工”。危急时刻需要招募勇营的时候，国家只是给部队编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负担勇营的军饷和福利，一旦乱事毕了，那么临时组建的应急部队自然是首当其冲要裁撤的对象，原因再明显不过，勇营没有正式的编制，不是铁饭碗，而是百分之百的泥饭碗，朝廷是说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说裁撤，一旦战事结束，维持一支听命于个人的地方武装无异于给言官御史们一个极好的参劾靶子。曾国藩的湘军全盛时期曾达到过两百四十余营12万之众，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捻军、南有太平军余部的情况下，曾国藩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烧身，毅然决然的将大部分的湘军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长江水师。可算是保全了其“中兴名臣”的名声，如果动作稍稍迟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贰臣”了。李鸿章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让他的淮军顶了国防柱石的重任，还在淮军的体制内，建起了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1888年正式成军后改称“北洋海军”）。这下可是不得了，言官和御史们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满脸通红地将弹劾李鸿章的折子往军机处送。
中兴名臣们哪个没挨过参？
在参劾李鸿章的言官中最著名的莫属梁鼎芬、黄体芳还有安维峻三人。梁鼎芬称李“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有六可杀，请特旨明正典刑”针对的恰恰就是李鸿章在中法战争期间对法交涉的表现（“六可杀”中甚至包括李鸿章不为母亲守孝三年的“大不孝”；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据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记载：梁鼎芬一次听相术师说他只能活到27岁，遂“问禳之之术，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节庵（梁鼎芬）归，闭门草疏，劾李鸿章六可杀。”直指梁鼎芬上折“六可杀”折子的动机仅仅就是为了驱邪保命）；黄体芳的那道“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而挟以自重则有余”的折子很明显是在影射李鸿章拥兵自重、强烈要求朝廷削权；而有“陇上铁汉”诨名的安维峻则更是落井下石，纠集七十多名言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李鸿章遭遇甲午之败后根据“听说”和“想像”捏造罪名并大呼“杀李鸿章以振奋人心”，大有不杀李鸿章中国无以富强的架势。他们所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对“私人武装拥有者”的态度是如此的“欲杀之而后快”，那么对“私人武装”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李鸿章因为办洋务而被天下仕子指责成“事鬼之徒”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世袭联防队员”不同，不论是湘系和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练、军火等产生的一切费用都是曾国藩、李鸿章靠老脸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处筹措所得。朝廷宁愿把钞票花在白养八旗绿营那帮酒囊饭袋身上也不肯对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个铜板（因为你们不是朝廷的军队，是民兵！不取缔你们就是皇恩浩荡了）。可想而知，要办团练，没点家底和公关能力根本想都别想。但到后来湘系、淮系军转变为当地驻防的防营，成了大清国野战和守备各地的中坚力量的时候，朝廷总算开始下银子了。首先，各勇营的领头军官们有了国家编制，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编制只能借用与其驻扎地毫不相干的缺位来填补，所以说勇营的提督和总兵大量出现了驻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况。其次，朝廷也终于肯在勇营的建设和装备的更新上使银子了。不过却不是直接拨款，而是“报销”！所需花费大佬们先垫上，然后统一列个单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报朝廷，军机处审核报请皇太后、皇上批准后着户部给银子！这种做法在今天的公司老板处理员工的工作花销上很是流行，确实是杜绝浪费的好办法。可是，国家不是公司，军队也不是国家的员工。更过分的是：即便有太后和皇帝的签字批条，拿到户部那里往往也不能足额拿取，甚至一文钱都拿不到，人家户部大可以“没钱”俩字把你顶回去。虽然湘淮勇营在性质上还是汉族地主大佬旗下的民兵武装，但如今“民兵”干的都是正规军该干得活，而真正的“正规军”却吃空饷不干事这合适吗？
操练中的绿营军
没什么不合适的，太合适了！在主流的舆论（也就是传统的清流士大夫）眼中：你团练大佬虽然本事是有，但是武装却是你一个人的，叛乱镇压了，天下太平了，识相点的就应该自动散去。而你却不识相地充起了主力。好啊，没问题啊，不过中央政府给你找点不痛快还是可以的。兵你自己募、将你自己招、器你自己购、军饷你自己先垫着，至于报不报销就看朝廷的心情了。
即便如此多的限制，即便很多人再不情愿，由于八旗绿营早已是烂泥糊不上墙，所以湘、淮私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国家军队的顶梁柱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家能打；人家剿贼有功；人家在危难中救了你大清朝。怎么着也算是同光中兴的功劳之人，得赏！否则天下不服，再说了，此时也只有重用他们了。没了他们，靠什么保卫大清国？靠那些只会成天捧着鸟笼在北京城的街道上遛鸟的八旗子弟还是那些顶了绿营兵士名额的管家、仆役、轿夫、吹鼓手、丫鬟、厨娘、仆妇和被他们顶替的小贩、小混混、花花公子绿营“世袭联防队员”？
可是，没有“铁饭碗”的保障，还是低人一等的“后娘养的”。那么依靠什么实惠的来吸引兵员呢？答案很简单，除了亲情纽带之外，那就是高工资，比八旗、绿营高得多的高工资。
要说人力，大清国不缺。身处乱世之秋，等着参军的人是一拨一拨的。可是勇营相比绿营，显然是临时工编制，为了吸引临时工入伙，在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召的年代，最有用的莫过于高工资，因为勇营被裁撤后被裁勇丁不会得到半点额外的补偿，连一次性的遣散费都拿不到，所以服役期间的“高工资”是维系士气的必要保障。这个问题又牵引除了一个新的问题：兵员的质量。
说到兵员的质量就不得不说一说大清朝国民的素质，这似乎不用本人再多说什么了。鲁迅先生的各个文章里都或多或少地谈论到了大清国民的愚昧和麻木不仁。一般人把这种不正常的景象归结为满清政府的“愚民”国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统治一大拨汉人，除了尊汉礼、用汉吏、行汉学摆平一拨汉人地主之外，最有效的统治方法就是愚民了。其实，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的长河中，愚民存在于历朝历代的统治方式中。即便是以开放程度高、文化包容性强的盛唐时期，读书人的数量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极低的。识字的人一多，思想就不好控制。毕竟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抗性比文化水平高的低不是一点点，统治者天真地认为：只要控制好天下的读书人，天下就太平了，一群愚民兴不起大风大浪来。
大清国民参军为的不是空泛的“保家卫国”口号，而是为了吃饭问题。其实当年老百姓做出的什么大决定几乎都是为了吃饭问题，为了吃饭问题参加天地会、太平军；为了吃饭问题参加团练镇压起义，李自成用吃饭问题召集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因为当时饥民遍地），为了吃饭而造反，因为造反就能有饭吃、有钱用（太平天国的一大口号就是“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而为了吃饭而镇压造反，因为当兵能拿军饷，不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补贴家用。于是乎，保存到现在的士兵家信中大多是遇到变故急需用钱的家里问当兵的儿子伸手要银子的。不用把一个早就将汉唐尚武之风从民族精神里活活阉割得分毫不剩之民族的民众参军行为想得如此高尚，贴上一张“爱国”的标签那更是无稽之谈。大清的老百姓长年生活在没有国家意识的社会中，1900年的庚子国乱中，那些参加英国人招募之“中国军团”的华夏子孙其作战勇猛程度居然大大高于在清军中服役的同胞。而如今的人们除了痛骂他们是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之外，难道就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反思吗？不然鲁迅先生凭什么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向人民大众不停地《呐喊》，以期望唤醒沉睡在愚昧和麻木不仁中的老百姓呢？
“大反派”、“大卖国贼”琦善事实上能力在林则徐之上
有什么样素质的国民就能招募到什么素质的士兵（除非学迦太基帝国玩雇佣兵那套，不过清政府玩不起，更不会玩）。既然是为了吃饭而参军的，那么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不畏生死地作战呢？什么对个人来说最宝贵？性命！在性命面前，这点饷银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亦是不论是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还是甲午战争中清军往往在不利的作战条件下一哄而散的道理。举一个典型而又心酸的例子：在虎门炮台激战前夕，为了安抚闹饷的士兵，民族英雄关天培几乎变卖了全部的家产换成银子来“安抚军心”，而作为“大反派”、“大卖国贼”的琦善也想尽办法筹措到万余两“饷银”相助。但是在炮台存亡的最后关头，即便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被放在炮台上，可是面对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猛烈炮火，关天培部下的清军还是溃散得一干二净。在金钱和生命的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性命。当英国人冲上虎门炮台的时候，关天培身边只剩下十几个忠心耿耿的家丁而已。关提督确实是如同教科书上赞颂的那般英勇的捐躯了，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真实，一个人的英勇是左右不了战斗的结果的。一场战斗的总结也不是树立一两个英雄和打倒一两个“出卖英雄”的“奸贼”那幺小儿科。不过，真的到了必死无疑的境地时，这些士兵有时还是会鱼死网破，来个光荣捐躯的（1895年威海卫保卫战中，300余名北洋海军陆战队残部的士兵和少量陆军残部被日军围在南帮鹿角嘴炮台前的海滩上，战至最后一人，无一人投降），但是，这种时刻实在是少之又少。
关天培殉国时身边只有十几个忠心耿耿的家丁而已
那清军的战斗力为什么就一直上不去呢？这又是一桩历史公案了，除了大清国士兵的来源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全国上下缺乏对武人的信任；以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歧视之外，另外一条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压根就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兵役制度。常备军队大清国是有的，可是已经形同摆设。担负国防重任的“民兵”纯粹就是为了工资和赏钱而打仗，空洞的所谓忠君爱国思想在这群人心中的分量还不如一年的军饷来得实惠。为了粮饷，这帮人可以像打了吗啡一样嚎叫着和敌人拼命，但是如果得知不会有粮饷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不给主官面子地四散而去（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招募的团练之所以战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粮饷已经断了，兵无斗志，遂自行溃散）。更有甚者，这群人可以为了粮饷无着而闹起哗变，对旧主反戈一击（滇、桂两省的驻军因为闹饷哗变而进入越南境内为匪的事情发生了可不是一回两回）。
Q版的八旗甲胄
当国家的正规军队没有能力保卫国家而不得不依靠“民兵”的时候，国家却不能给“民兵”应该有的待遇。既不想让马儿吃草、又想让马儿快快跑，天下哪里有那么好的事呢？可是，极端歧视武人的士大夫们既没有胆子要求裁撤被“满臣”视为“国之根本”的八旗，也没有意向去裁撤被他们这一干“汉臣”自己视为“国之根本”的汉军绿营，却对在危难之机能救国于水火的勇营耿耿于怀、忧心冲冲。他们自有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逻辑：当国家危难的时候，团练自应该聚集起来为国分忧；但是当危难过去、天下太平的时候，团练自应该自行散去、各归其位。于是乎，太平天国、捻军、回乱、苗乱等叛乱被镇压下去后，那些在平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团练武装的下场往往都是被裁撤。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面子上的理由是湘军上下志得意满、暮气已深早就没了奋发的锐气。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曾侯是不得已而为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在任何一个士大夫都不是褒义，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都在拿这句话当作“行动准则”。
可怜那些团练起家的勇营武将们，一仗打完，自己手下好不容易磨合地比较顺手的部队被朝廷大刀一砍地裁撤了。到危机再起的时候只能另起炉灶，重新招募一帮农民兵再从头开始磨合。招募-磨合-裁撤-再招募-再磨合-再裁撤，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犹如一把沉重的枷锁，在严格限制众将领的谋反能力的同时也将大清国军人的战斗力严格“限制”在一个低得可怕的水平上。在国内剿贼战场上勇猛无比的湘、淮、楚等团练将领和面对欧洲强国正规军连吃败仗的将领当然是同一拨人。可是因为他们手下的部队也不再是当年从家乡一起拉出来剿发剿捻的原班人马，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而仓促在当地就近招募的壮丁而已，面对这群懵懵懂懂，应征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连枪是啥样子都没见过的“农民子弟兵”，大帅和将军们能通过个把月的操练就能带着他们上战场，实属不易了。至于这样的速成班能训练出啥战斗力，拿基本上就看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