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她是樊锦诗，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2019年，国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樊锦诗先生颁发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日前，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她首次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该书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执笔。2019年10月21日，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樊锦诗本人出席活动。面对大家的称赞与崇敬，樊锦诗是谦虚的，对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为止奔走的——仍是敦煌。
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写什么自传、回忆录，真的想都没想过。”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樊锦诗做了20分钟的发言，虽然几次推说自己年纪大了，可是在发言中每位观众都感受到她干练的性格与深厚的学养，以及她对敦煌毫无保留。她从不讲虚的，言必务实。在樊锦诗心里，敦煌就是标尺：“我自己知道敦煌的价值。世界遗产评奖的时候大家对敦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就在那儿普普通通的工作有什么好写的，没什么。”
但真正让她动念写自传的，除了这些年友人的建议之外，还有一种责任感。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几十年见证的历史写下来，把那些和研究院前辈、同仁一起工作的故事记录下来。她讲到在工作中看到常书鸿院长、段文杰院长为敦煌所做的一切，讲到在政治不太平的年代坚守敦煌的研究者依然恪尽职守，讲到在条件依旧艰苦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深入大漠，默默无闻地把一生奉献给敦煌：“他们对敦煌的爱真的是发自内心。敦煌能从老照片的废墟里，发展过70年来到敦煌研究院，真正是这些老先生们带头留下来的。他们为此奋斗，白手起家，无怨无悔。我们这些后生呢？好像也要做点事儿。”
于是这本自传就在她的讲述和执笔者顾春芳的记录中开始了。作为执笔者，顾春芳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是她研究写作生涯中格外不同的经历。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花费了四年时间，“用四年的时间为这样一位令我发自内心尊敬的人写一本传记非常值得。我并不是研究敦煌学和考古学的学者，写作这样一本书要重新学习，要做许多的准备。敦煌学的相关文献，敦煌艺术的相关研究，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壁画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需要我逐一深入了解的领域，无论做多少准备都是不够的。”顾春芳说，写作樊锦诗的传记她必须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她并非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学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研究并一生践行文物保护学者的心灵史。
“我认为传记要尽可能的呈现在特定时代中人物的真实，好的传记也不是为人物歌功颂德，而是探索人之所以成为他现在这样的根源，我在和樊先生交往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并不是她所获得的荣誉，而是她作为人的内心真实冲突，她如何自我超越的经验。关于人的觉悟和超越的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我要为这本传记注入的灵魂。”顾春芳说。
难道文物的一切意义就是旅游吗？
首发式结束后，樊锦诗接受了媒体的访问。樊锦诗与记者谈到了文物、旅游与数字敦煌之间的关系。樊锦诗对敦煌的保护，不仅是考古文博专业方向内，更在于她对保护敦煌理性的态度，有时候这态度甚至激烈的。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面对当时有人提议“大景区开发模式是大势所趋”甚至要将敦煌纳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并交由企业管理，樊锦诗寝食难安。“毫不夸张地讲，那些日子里，我只要一想到让旅游公司经营管理莫高窟这样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就会惊出一身冷汗。”樊锦诗在书中讲到。
时至今日，她提到当时外界的声音，态度仍然是坚决的。“大景区当然不是大势所趋。”在樊锦诗看来，面对文物如果只看到旅游的商业价值，则是太表面了，“我们中国发展很快，但现在软实力仍然存在问题，文化中所有的制度也好，道路也好，根基是中国的文化。这个里头的内容可丰富，可是我们现在远远还没有完成。”
对樊锦诗而言，她视保护敦煌为一生的使命，“现在有一种想法，觉得文博研究花了这么多钱修复文物，总是提保护，就会影响旅游行业的收入。好像文物的一切意义就是旅游——也不是不对，但是有一条，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现在要简单一点地说，保护和开发是有矛盾的，而我们的敦煌研究要做什么？就是完整、真实地保护她的历史信息，把她的价值传给子孙后代。如果没有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旅游，那我就是罪人。”樊锦诗说。
而这样理智冷静的声音，在当时被一些断章取义的媒体曲解了。“后来媒体总是说我反对旅游。我从来没反对过旅游，大家关注莫高窟是多好的事！敦煌研究院为了让游客游览好，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在新世纪之初，她依法议案，拒绝了大景区的企业化开发，而具有前瞻性地将敦煌的保护工作放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工程上——这个工程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数字存储、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手段。
“‘数字敦煌’包含两个方面的设想。 第一，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建设，真实保存壁画本真信息，同时也可以真实反映壁画当前的状态，使数字化的敦煌壁画图像日后成为第一手的壁画信息资料，既可以为敦煌艺术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础性的信息,也可以为制定壁画保护的措施和研究壁画变化的原因提供最可靠的依据，作为壁画保护的重要档案资料，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 第二，找到一种方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利用敦煌数字档案开发数字电影，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游客可以“窟外看窟”,减轻洞窟的开放压力,真正地实现一劳永逸。”在樊锦诗的自传中写道。如今游客再前去敦煌在数展中心看到的4K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就是数字敦煌面向公众的最好展示。
“道理就是这样，有一天如果古迹没有了，还怎么研究，还怎么旅游呢？”樊锦诗在现场说。
文/北京青年报 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