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自家的海军军官毙命纸桥后，法国为何会选择打碎牙肚里咽？

红河的战略价值

法国海军上尉安邺、1835年出生于盛产优质煤炭、如今是“历史与艺术城镇”的法国中部城市圣埃蒂安（Saint-Etienne）一陆军军官家庭、长大后却不顾全家人反对加入海军、毕业于布雷斯特海军学校（L'École navale）、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侵越战争，拥有比较长的亚洲服役经历，法国交趾支那总督府所属西贡近郊堤岸市行政官，当时来越北并不是执行什么军事任务，而是受法国殖民当局的委托带领一支勘探队对湄公河道进行地理测量考察，目的是确认湄公河是否适合商业航行。结果却是阴差阳错：湄公河被证明“不适合商贸活动”！但是通过这次的勘探行动，另外一条适合“商贸”的红河被发现了！比湄公河更加让这帮法国人兴奋的是：这条红河的上游一直延伸到大清国云南省的地界之内。

安邺的地理勘探结果很快的引起了一名冒险成性的军火商堵布益（Jean Dupuis）的浓厚兴趣，正好此时云南境内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回民暴动，云南回民的杰出领袖杜文秀自领兵马大元帅，一度占有云南五十五县，一度对省城昆明进行过围攻，清政府慌忙调兵遣将镇压，一时间对军火的需求大增。但是云南身处中国腹地，并没有直接通商的港口，之前的物资只能从东南沿海出发，依靠水运进行军火运输。但是效率根本无从谈起，运到的军火面对巨大的战斗消耗无疑是杯水车薪，而且这么费尽周折运到的军火价格自然不菲，在火器已经普及的时代，枪支弹药不济明显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云南巡抚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和云南提督马如龙（原名席珍，字云峰，又字现彩，讳如龙，建水回龙人。原回民义军领袖，杜文秀下属，后受招安）急需更快的军火运输渠道。

而在这当口上，“热情”的堵布益找上门来，宣称他愿意替两位大人分忧，代为够买更加便宜、更加快捷运到的军火，急于剿灭叛贼好打发朝廷心急上火的催促的岑巡抚和马提督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双方一拍即合，即刻签署了军火代购协议；而堵布益向法国政府提出要在红河航道“做生意”的申请也很快得到了批准，堵布益先生可以履行他和岑、马二人签订的合同了。

这其中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堵布益先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过问过越南政府，似乎当他们是透明人一样，因为这个“小问题”，出事了！

1872年10月，堵布益带着欧洲冒险家26名、由中国人、越南人、暹罗、菲律宾等亚洲人组成的雇佣军125名，其中还包括了岑毓英派出的护送军火的清军。这150多人分乘内河炮舰两艘：前英国驻华舰队退役炮艇“甲虫”号（Cockchafer）和“商行”号（Firm），买下后改名为“红江”号和“老街”号、汽船“山西”号、中式帆船一艘（这两艘船作为装运岑大人需要的军火的运输船）一路冲进红河三角洲的东京湾（现在的北部湾），大摇大摆的、不打招呼的沿着红河一路穿过了越南政府控制的各处城镇关卡，于年底前成功到达了云南境内，比较过分的是：堵布益为了通商方便，自说自话的在河内设置了一个办事处，冲突的导火线就在这个小小的办事处上。

在按时向岑毓英交卸了军火后的1873年春天，做成生意大赚一笔的堵布益先生率队返回、抵达河内，正在他喜滋滋的准备数钱的时候，迎接他的越南雇佣军惊慌的向他报告：您的办事处的一些雇员被越南河内城的官府给抓了！

正春风得意的老堵犹如脑门上被浇了一大盆凉水，惊讶之余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一不做二不休，你能抓我的人我就不能抓你的人？遂派出手下的武装人员绑架了几个越南官员，顺带还放了把火烧掉了河内官府贴在河内城墙上的告示以泄愤，而且还仗着自己的炮舰上装着哈乞开斯机关炮，向越南人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如果你想阻拦我的路，我会用机关炮把你们全部杀光。如果你让我通过，我们将会是最好的朋友。”

这一威胁可是在河内炸了锅，可是因为法国人在越南有领事裁判权，所以面对无法无天的堵布益先生，满腔怒火的越南政府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Dupre）海军少将的身上，希望他来出面管一管这嚣张至极的堵布益。

交趾支那总督回应了越南政府的这一抗议，派出专员调查和调处这一事件，带队的正是安邺上尉，当安邺带着50名兵丁，分乘“蝎子”号（Scorpion）和“爱斯兵哥尔”（Espingole）号炮舰于1873年11月5日到达河内后居然丝毫不约束堵布益的行为，反而宣称自己是来剿灭河盗的。河内的越南巡抚阮知方对此大为不满，立刻命手下在河内贴了告示，宣称安邺此来的唯一目的是约束堵布益而不是剿匪。

安邺也不甘示弱，也玩起了告示，越南政府的告示被撕下，原处贴上了自己的告示，他传递给河内官府告示的大意是：你们曲解了我此行的目的，我是来调解纠纷、维持秩序顺带剿灭水贼的，并不是来管堵布益的。

越南人也够执着，安邺的告示很快又被河内方面的告示遮了个严严实实。

就这样你贴了我撕、我撕了你贴，来来回回玩了好几轮的告示大战，堵布益在一边偷着乐（当年堵布益可就是因为听了安邺的调查报告后对红河起了兴趣，要说也算是安邺的“知音”了，就冲这个“知音”的面子上，安邺不偏向他又能偏向谁），不过令堵布益更加惊喜的是：安邺在告示大战中居然公然提出了“红江将被保留专作法国与中国船只航行之用”这等无礼的要求，被理所当然的拒绝后安邺决定：文的不行来武的，用军事手段来取得目的！所以，在1873年11月20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安邺率领正规军和堵布益的雇佣军总共180人向河内城发起了攻击。

战斗持续到上午十点的时候，河内城内的七千越军就溃散得一干二净，而安邺的部队则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河内巡抚阮知方被俘后倒也保持了民族气节，绝食身亡，不由得让笔者想起了那个被英国人带到加尔各答、“不食周粟”、最终活活饿死的大清前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大人来。

在拿下河内后，一百来号雇佣军撒豆子似的四处出击，沿着红河而上，海阳、宁平、南定等红河沿岸城市相继被安邺征服，堵布益先生的生意路线似乎更加畅通了。面对堵布益先生热情洋溢的夸赞和吹捧，此时的安邺似乎终于可以以他的“丰功伟绩”来告慰他那个当年极力反对他当海军的陆军军官老爹了。可是法国人没有想到，他们在红河如此横行无忌的行为已经触怒了一股势力在越南北方颇为强大的武装力量，那就是黑旗军。

第一次纸桥战斗

在给了黑旗军正式的编制和合法武装身份地位的同时，越南王阮福时向黑旗军统领、七品千户、保胜防御使刘永福发出调令，令其挑选精锐前去河内郊外布防。早就因为堵布益过境不交保护费的行为恼怒不已、想和法国人干一架的刘永福立刻点起千余黑旗军精锐，轻装简从，日夜兼程地赶到了河内城下，刘永福的理由很充分：当年仗着有岑毓英派的清军护卫，堵布益在为岑提督运送军火经过保胜的时候竟敢不交“保护费”的一路长驱直入、过路后扬长而去，交卸完军火后又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根本无视刘永福的存在，完全不把他当盘菜。这种行为在刘永福看来无疑会给不想交过路费的商人们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意味着只要后台够硬就能挑战黑旗军在红河上的贸易管理者的地位，久而久之的话，每年八万两白银的过路费收不到、黑旗军弟兄们饿肚皮还算小事，更有失去在越南北部立足之地的危险。这是刘永福绝不允许的结果，因此他必须给堵布益和安邺一点颜色看看。

为了激励这些中国人，越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驸马黄佐炎开出了诱人的赏金标准：一百五十两白银买一颗法国大兵的脑袋，如果是军官的脑袋，赏钱的数额还会再增加，增加的额度以军官的军衔高低为准。所以为什么中国士兵只要有机会获得短兵相接的机会时候首先总是对着对方的脑袋一家伙下去，直奔人头去的原因就非常好理解了。

性格高傲，且又春风得意的安邺上尉自然也不能容忍黑旗军在河内周围出没，面对城外少量黑旗军的挑衅，上尉决定出兵剿灭。可是因为当天正好是休息日，不少法军官兵休假未归，仓促间上尉先生只来得及召集20名法军士兵。但是安邺上尉自信他能凭借手下这20号人，就能像扫平越南正规军一样将黑旗军杀得片甲不留！于是乎，“为了法兰西的荣誉”，安邺先生提兵出战。

在河内城外叫骂的少量黑旗军自然是刘永福抛出的诱饵，真正的精锐被刘永福埋伏在河内城外两华里处的纸桥。此处遍布泥泞的水田、植被茂盛，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供人通行，是天然的伏击场所。

安邺哪里知道刘永福的计谋。一路赶到纸桥，连个火力侦察都免了，直接一头闯进了黑旗军的伏击圈。

一阵乱枪之后，安邺的小部队被黑旗军轻易击溃，安邺上尉混乱中一脚踩进一个事先挖好的陷坑，不甘坐以待毙的他继续用手枪抵抗，子弹射光后被黑旗军包围，左营统带吴凤典亲手砍下了上尉的脑袋，他的副手巴尼海军中尉（Balny）同时被杀，另外还有3名士兵被黑旗军击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战场的绝对亮点，即使身处不利的地形、而且还面对千余黑旗军精锐的围追堵截，安邺带出城的20名法国士兵中居然还有多达17个人突出了黑旗军的包围，一路连滚带爬、屁滚尿流的跑回河内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奇迹”了。对此，压根就没有野战攻坚能力的黑旗军只能望着河内城徒呼奈何了，这一天是1873年12月21日。

安邺死后首级立刻就被割下，和巴尼中尉及3颗士兵的首级在越北各省各城“传阅”，刘永福决心向越南政府大大的“敲诈”一笔，遂大笔一挥，交上一份非常华丽的报告：“枪毙法军无算，计共斩得首级数百颗”，要求越南政府按照“数百颗”的数字兑现赏钱。另外刘永福还从安邺的尸体上得到了一块价值数千两白银的金怀表，所以小小的海军上尉安邺“幸运”的被刘永福指为“法兰西驸马”，要求越南政府开额外的赏钱。

刘永福这回是挣足了面子，找回了场子，法国人在越南红河的开拓事业首度受到了挫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法国人的忍耐

安邺的横死虽然被法国军方特别是海军方面视为奇耻大辱，但是毕竟安邺先生攻击河内城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法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有这个台阶下，法国舆论并没有催促政府采取报复行动。可是，即便有如此冠冕堂皇的台阶，法国人对此事却实实在在的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因为还有更加主要的原因，就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败！

色当一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将军元帅们在俾斯麦、隆恩和毛奇三驾马车之前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皇帝陛下本人和一打多的将军元帅连同十多万精锐的法国陆军官兵一起成了德意志人的阶下囚，伴随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达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庆典乐曲声，高傲的高卢雄鸡一身光鲜的羽毛被条顿骑士拔了个精光，法国一下子从欧洲第一陆军大国的宝座上被打了下来。更何况，普法战争的城下之盟《法兰克福合约》墨迹未干，新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偿还在普法战争中许诺给德国人的战争赔款，该条约规定：法国将重要的煤铁产地、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连同梅斯要塞在内总共一万四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在其上世代繁衍生息的居民一起割让给德国，法国向德国支付五十亿金法郎赔款，赔款必须在德国商业城市中办理，按照普鲁士银币一塔勒折价三法郎七十五丁生偿付，所有款项分三年付清；德军留驻法国，直至赔款支付完毕为止，军费由法国承担（每天支付的占领费用是一百二十五万金法郎，诸位有兴趣的可以自行计算一下这笔“占领费”的总额）。

这是一笔什么概念的赔款呢？五十亿金法郎相当于中国海关银一百亿两左右，如果再算上为期三年、每天一百二十五万金法郎的占领军军费，这个数字不吝为一笔巨额的天文数字，甚至超过了清末以来所有条约赔款数量的总和。普法战争的屈辱对于法国来说无异于“甲午战争”+“庚子国变”的欧洲版，同样是一方借助一场战争而崛起、而另一方则元气大伤。巨大的国力损耗以及赔款使得法国在安邺死后根本聚集不起复仇的力量对黑旗军进行报复。与此同时，越南政府虽然也痛恨法国人对他们的侵略，但是却也没有和法国“抗战”的勇气。虽然黑旗军纸桥小胜、安邺献首，但是越南朝廷满朝文武上下都认为这是一次侥幸的获胜而已，如若真正开战，就算是黑旗军也绝非法国人的对手。因此，法国人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而越南人则是见好就收，双方在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法国撤离了安邺侵占的越北省份，但是越南开放红河航道以及红河沿岸城市给法国通商所用，另外在条约中还附上了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向一切外国宣布，法国承认安南王国的主权和完全独立，承诺给他帮助及救援，并约定在他要求时，将无偿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他国内的秩序和安定，以帮助他对抗一切攻击，并消灭蹂躏王国的海贼活动”。

从字面上看，这条条款是完完全全站在越南方面的体贴考虑，但是从万国公法的角度上来看，法国已经凭借这个条约确立了越南“被保护国”的地位，今后在越南境内再发生类似于黑旗军攻击法军的行为，法国人就完全有了借口，可以以“剿匪”为名出动正规军对他们所认为的贼寇进行剿灭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条约从根本上否认了越南阮氏王朝与中国长期维持的宗藩关系，势必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果不其然，条约墨迹未干，天朝上国的质问书就到了：为何要擅自背着上国与外国签订这样的条约？在上国严厉质问下，阮福时这才意识到他落入了法国人的圈套，但是悔之晚矣。

嗣德帝心里明白：《法越和平同盟条约》是无法挽回的事实了，但是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国也不是他能够得罪的，左右为难之下只好采用阳奉阴违的方法：两头不得罪，一边表示要遵守《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另一边继续向大清国履行着宗藩朝贡的义务。

这种做法是巴黎方面所不能容忍的，既然已经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怎么还和前主人藕断丝连呢？更让法国方面生气的是，1878年10月23日，当冯子材的老部下、桂军旧将、提督衔记名总兵李扬才（钦州久隆人，随冯子材转战江南、广西,三次出镇南关剿围入越农民军，对越南北方颇为熟悉）借募兵之名发动兵变，很快就聚集了万余人，从刘永福的老家上思村反入越南境内。自称越南李朝王室后裔，要恢复祖宗的基业。面对如此巨匪，越南政府竟然没有依据《法越和平同盟条约》求助于他的“保护国”法国，反而向大清国上表请求“天兵助剿”，应越方之请，1879年初，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命令广西提督冯子材率部入越清剿，面对老上司，李扬才部毫无斗志，冯部一路高歌猛进，很快就攻克李部盘踞的长庆，在层层围剿下，李扬才放弃了部队，只身潜入深山，最终走投无路、于1879年10月17日走出深山被迫向冯子材自首，被押解回桂林斩首、首级被北越境内传阅，以警示那些有心要收留叛党的人；对法国方面所履行的义务也仅仅是由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向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进行了一次官话十足的解释而已。李扬才事件从头至尾越南政府完完全全都是指靠着大清上国的力量平息，完全把法国人晾在了一边，法国人胸中的不快可想而知，但是因为逃进越南境内的是大清国的叛兵，越南政府请清军入越剿灭清军的叛军从法理上也完全说得过去，所以法国人虽然胸中不满，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是法国人胸中的不快还远不止此，面对他们梦寐以求要得到的红河水道，越南政府倒是承诺开放红河通商了，但是偏偏红河的控制权根本就不在越南人手里，要利用红河向中国通商的话必然要经过黑旗军的老巢保胜，可是由于堵布益当时在保胜一进一出不交“保护费”的行为惹恼了刘永福，况且因为安邺的横死，刘永福是绝计不允许法国人的船只通过保胜的。除非法国商人先把货物交给中国人，再由中国的船只运送进中国境内，声称只负责保障中国商人及货物的安全，如果中国商人在黑旗军管段内遭到了抢劫，黑旗军将全数负责赔偿，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法国人自己把船开进红河，一旦遭受不论来自哪一方面的损失，黑旗军非但不会赔偿一分钱，而且还会拿枪说话。

“但是我还要重复一遍，如果欧洲船或者欧洲人来到保真（保胜）的话，我声明我将以武力阻止他，我们就要看看谁能压倒谁了！”

此举对于法国方面来说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但迫于国力有限，还不到大动干戈的时候，更何况这个时候中法的关系正处于在蜜月期，各种领域的合作亲密无间，特别是堪称“中法合作典范项目”的福州船政正处在风风火火的上升期，只要付足银子，可以随心所欲的买到想要的先进武器，显然为了越南这块小饼和大清国撕破脸、自绝于这个巨大市场绝不是巴黎方面所希望看到的。有鉴于此，法国方面只能用外交手段、不停地向清政府和越南政府发抗议书，一再的强调自己是越南的保护国，任何第三国在越南境内的军事行动都必须先经过法国的同意，但是中越两国对此均置若罔闻。无奈之下法国人又单方面的对越南政府施加压力，催促越南政府尽快剿灭红河上的“水匪”、暗指的就是黑旗军，保障红河的畅通。可是越南政府表示无能为力，刘永福是越南政府的“在编人员”，又无甚过错，怎么可以随便剿灭呢？甚至当法国人向越南政府抗议的消息传到刘永福的耳朵后，航行在红河上的法国船只开始接二连三的遭到了黑旗军的袭击。面对法国人的交涉索赔，刘永福表现出了十足的强硬：我没准许你进我的地盘，谁让你擅自进来的？被抢了活该！

法国人就准备这么吃瘪下去了吗？当然不会！

1881年，法国国内政局变化，温和的法理埃内阁被指责为“太过温和”而倒台，比较激进的左翼共和党赢得了议会选举，茹费理（Jules Ferry）受命组阁，再加上普法战争的创伤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因此恢复自普法战争以来一落千丈的国际地位成了当务之急，所以对外政策趋于强硬，配合这个基调的第一步，法国议会于1871年7月22日进行了针对是否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表决，结果得到了压倒性多数票的通过（308票赞成、82票反对），通过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驻越海军得到了二百五十万法郎的拨款，之所以钱拨给了海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陆军尚未在普法战争的大败阴影下完全恢复出来，加之法国在这段时期里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尚不足以维持大量的海外驻军；而海军在普法战争中实力无损，因此当仁不让的成了维持殖民地驻军的主力。

拿到这笔款子的交趾支那总督卢眉（Le Myre de Vilers）于9月7日得到了指示：“对顺化官员要采取一种态度，使用一种语言，以便让他们明白，过去由于他们的言行不一，诡计多端，使条约的条款成为一纸空文，现在是严肃对待这些条约的时候了。要让他们接受这一点，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军事力量。”

很显然，巴黎方面对《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签订后越南政府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在行使诡计阳奉阴违，不认真履行条约，需要等待一个时机来对越南当局进行一下警告——这个时机不久就到来了，黑旗军又在红河上袭击了一队不愿意交保护费的法国人船只，给了卢眉总督一个梦寐以求的动兵借口，总督大人立即将具体的军事行动权交给了新官上任的法国南圻舰队司令李维业（Riviere Henri）海军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