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日新月异、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极具丰富性和包容性的年代，人们的婚姻观念也一改旧俗，为之一变，无论文人名士还是普通大众，都极力追求自由恋爱，民国也因此成为情书最盛行的时代。"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都是书信时代才有的动人情谊。
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聘娶婚制，又禁止同性结婚、良贱通婚、寡妇再婚，并强调女子要"从一而终"，大力表彰守节妇女，流风所及，酿出了无数婚姻悲剧，许多妇女也沦为传统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到了民国，随着社会剧变，思想革新，许多封建陋习都被破除，传统的婚俗观念也为之一变，人们开始提倡婚姻自主，追求恋爱自由。
蔡元培的原配妻子病逝后，他曾提出五项征婚条件，其中的"男子不得娶妾"、"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夫死后，妻可以再嫁"等条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简直是惊世骇俗之举，后来许多人纷纷效仿，追求自主婚姻。1913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顺天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提出的择偶标准是"不染学堂中等自由之恶习"、"有从夫之美德"，但他最后却娶了曾任《神州女报》编辑、有着新思想的汤国梨，并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在文人名士的影响下，普通民众也开始移风易俗，追求婚姻自由了。
爱情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在民国时代，落之于文人墨客的书信笔墨中，更显得深情动人。谁能想到以笔当剑、铁骨铮铮的鲁迅也有温柔朴拙的一面，才气横溢、腼腆内敛的沈从文也有深情执着的一面，就连风度翩翩、潇洒倜傥的徐志摩也有对爱情懵懂的时刻。
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故事正是从书信开始的，许广平并不是鲁迅的原配夫人，只是他的众多学生之一。1930年的秋天，两人第一次在学堂上相遇，后来许广平主动写信给鲁迅，请求他给予"真切明白的指引"，鲁迅随之回信，指引她用"壕堑战"的方式，同旧社会进行战斗，此后两人经常通信。在这场爱情的战役中，许广平最终赢得了胜利，鲁迅也向她坦言"我可以爱，你胜利了。"
1933年，鲁迅和许广平将两人的书信编辑成《两地书》，以此作为爱情的见证。很难想象，历来以硬汉形象示人的鲁迅对许广平会有"小刺猬"、"小害马"、"乖姑"等亲切的昵称，他在书信中写道："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跨过它前进的，绝不畏缩"，而许广平也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小白象"。
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大部分是在谈论时事，无关风月，"小白象"和"小刺猬"的昵称和徐志摩的情书对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从传统道德观念上看，徐志摩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甚至有"渣男"之嫌，他抛弃发妻，爱上有夫之妇，在爱情上充满了狭隘和自私，但也因这种偏执和自私，使他得以保持爱情的浓度和纯度，他在给陆小曼的书信中，亲切地称她"爱眉亲亲"，又自称"你的摩摩"，浓情似火地写道："眉，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净，相互永远的占有。眉，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我的身体，我的灵魂，完全是你的，一团火热的真情，整个儿给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样拿整个完全的爱给我。"
1936年，在徐志摩诞辰40周年和罹患5周年，陆小曼将他和徐志摩之间的书信整理成《爱眉小札》出版，两人之间的浓烈深情，徐志摩对于自由、爱和美的追求都从中可见。
鲁迅的情书寡味生涩、鲜有热情，徐志摩的情书热情似火、浓烈炽热，两者似乎是两个极端。
相比他们而言，沈从文的情书则轻缓深情，平淡悠久，一如他笔下的湘西流水，于平静中自有一股力量，"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暗恋从来就不是苦涩的，把对一个人的喜欢与爱恋藏在心底，透过他看到的世界，也格外美好"，他用最平实的语言，诉说着自己的真挚情感，虽然朴实平淡，却最能打动人的心灵，真是"唯有真情最动人"。
如今，写信的时代早已经过去，在通讯设备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日趋冷漠，爱情也变得越来越苍白和廉价。四万多首的唐诗中，就有三分之一在写游子思乡，因为故乡之于他们太遥远，太难得，只能长存于梦中，寄托于诗中，就像萧伯纳的"纸上罗曼史"，像朱湘写给妻子的《海外寄霓君》。正因为相隔两地，各分东西，情书才显得弥足珍贵，感情也才真挚动人。随着时光流逝，民国情书里的情深意笃，深情厚谊，也随旧情书一同"渐行渐远渐无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