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自己远远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仁、义、礼、智、信)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
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维科
人们已发现中国人和古代埃及人一样，都用象形文字书写。不知经过多少千年，他们都没有和其他民族来往通商，否则他们就会听到其他民族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究竟有多么古老。
正如一个人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睡觉，在对黑暗的恐惧中觉醒过来，才知道这间小屋比手所能摸到的地方要大得多。在他们天文时历的黑屋中，中国人和埃及人乃至迦勒底人的情况都是如此。
诚然，耶稣学会派米歇尔·鲁基里神父曾声称他亲自读过在耶稣生前就已印刷的(中国)书籍。此外，另一个耶稣学会派玛蒂尼神父在他的《中国史》里也断定孔子甚古老。
这导致许多人转向无神论，像马丁·秀克在他的《诺亚时代的大洪水》里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伊萨克·德·帕越尔，《亚当以前的人们》的作者，也许就因此抛开了天主教信仰，还说洪水只淹了希伯来人的土地。
不过尼科拉·特里哥尔特 比上述两位神父都较博学，在他的《基督教徒向中国远征》里写道，印刷在中国的运用不过比欧洲早200年，孔子的昌盛也不过比基督早 500年。至于孔子的哲学，像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粗陋，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即由法律规定人民应遵行的伦理。
3、法国哲学家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中国的理只能存在于气(物质)之中，所以并不是根本。中国的理只是物体的形状和安排。而在他看来，真正的理是至上的真理，上帝就是至上的真理，他在他本身里包含万物的观念与原型，这种理是永远不变的，他存在于他本身里，不依赖于物质。中国人认为，理必须依赖物质，离开物质就不能存在，这是荒谬的。
中国的理不认识它自己，不知道它所创造的东西没有意志也没有自由，不值得称赞，而上帝是全能地、明智地、有目的地创造万物。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因为中国人不相信有无限完满的存在体的存在，他们崇拜天、天主，是偶像崇拜者。关于这一点，若将他的观点与伏尔泰的观点作一比较，是有意义的。
4、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
“古代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中国朝代的不断变更是中国帝王奢侈、腐化的结果。在开国初的少数几个君主时期，因他们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体会到品德的益处，从而反对淫逸。但其后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逸乐的俘虏，皇室衰微下去，直至这一朝代被推翻，而新兴起的朝代又走进同一循环之中。“他们(中国的立法者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
5、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
在中国宗教中，最基本的关注就是至上存在体，中国人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本原来崇拜，把它称做“上帝”，意思是君主或皇帝，或称做“天”，意思和前面基本相同。天总是引起人们的崇拜，使他们注意到自然规律的美及其庄严性。
只有在天上，造物主那亘古不变的规律才被最清楚地显示出来。由于这些规律是所有部分的总则，所以它并不仅仅应用于某一个地区。“天”这个字眼也有物质天的意思，它的意义视它所应用的地方而定。中国人说，父亲是一个家庭的天，知府是一个省的天，皇帝是一个帝国的天。他们对地位次于管理城市、河流、山脉的主要存在体的神灵的崇拜似乎要少得多。
6、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评价很高，他把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认为中国文化是更理性的和人道的文化。 他反对基督教文化一元论。他认识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最早的文化，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早得多、文明得多。
他认为虽然中国在科学、医学方面都比西方落后，但在精神文明上的不迷信、不狂热，讲究容忍、明智是值得西方学习的。
7、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社会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卢梭
与伏尔泰等不同，卢梭对中国并不一味推崇，而是提出了许多批评，这一点也可从下面所选的材料中看出：
然而我们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真理的证据呢？我们眼前不就有这一真理的充分证据吗？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
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
8、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雨果
先生，您问我对这次远征中国的看法，您觉得这次远征值得称誉，干得漂亮，而且您很客气，相当重视我的感想。按照您的高见，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双重旗帜下对中国的远征，是英法两国的光荣，您想知道我对英法两国的这一胜利究竟赞赏到何等程度。
既然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么我答复如下：
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可能有原型的话。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似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
假定有一座集人类想象力之大成的灿烂宝窟，那么这座像城池一般规模巨大、经过几世经营建造的园林究竟是为谁而建的呢？为人民。因为时光的流逝会使一切都属于全人类所有。艺术大师、诗人、哲学家，他们都知道圆明园。
伏尔泰也曾谈到它。人们一向把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和东方的圆明园相提并论。如果不能亲眼目睹圆明园，人们就在梦中看到它。它仿佛在遥远的苍茫暮色中隐约眺见的一件前所未知的惊人杰作，宛如亚洲文明的轮廓崛起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一样。
这一奇迹现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从他们的行为来看，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两个征服者平分赃物，真是丰功伟绩，天赐的横财！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
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对他们我要提出抗议，并且谢谢您给了我抗议的机会。统治者犯下的罪行同被统治者是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是强盗，可是人民永远不会。
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现在它又天真得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将圆明园辉煌的掠夺物拿出来展览。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
先生，这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赞赏。
9、法国小说家、剧作家罗曼·罗兰
和中国的精神联系建立得比较缓慢。这思想宁静的最古老的帝国，本来似乎应当第一个接受来自欧洲的和解言辞。它也许将是最后接受这种言辞的亚洲国家。去世前不久的托尔斯泰，已经抱怨他在争取中国的心这一方面，没有多大成就。与此同时，日本的心却自发地交给了他。
中国的巨大身躯，一方面麻木在使它瘫痪的沉睡中，另一方面在痉挛中骚动。它往昔的微笑和昏睡式的睿智，和目前以天真的与玩世不恭的自夸态度，披上美国的现实主义或莫斯科的辩证法的那些新的世代的精力，两者之间的融合还没有形成。
中国人的心里，还存在着混乱。它等待着新的秩序。它等待它的新的贤智的人们。这样的人早晚会出现。我比中国人自己更有把握，知道这样的人们必然来到。我感觉到正在渐渐觉醒的黄色巨人的极大脉搏在跳动。
中国人对我们不放心，这一点我理解，这是有道理的。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为了认识欧洲的以及在他们本地制造与贩卖的理想主义的尺寸，付出了代价。先让中国复兴吧！等到它站起来之后，它将赢得我们的重视因为，一千年来统治古老社会的那些原则，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那边，在最遥远的亚洲，我觉得就像在这儿一样，“必要性”的光明开始照耀，这种光明促使人类的各种族的优秀成员齐心协力，将他们财富聚合在一起为的是使古老大陆的被割裂的精神，重新恢复完整的常态。
10、法国著名女小说家、小品文作者、哲学家波伏娃
我已经把我在中国旅行的所见所闻写了出来即《长征》。这一次旅行与我的其他旅行很不相同，它不仅仅是一次漫游、一次冒险，一次仅仅为了猎奇的旅行，而是一次与胡思乱想丝毫没有关系的实地考察。
对我而言，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即使在犹加敦，墨西哥东南部与中美北部的一个半岛。和危地马拉，我还能够建立起一些共识，因为我曾经到过西班牙。但在中国，我却没有丝毫这种共识。通过一些英译本，我对中国的一些作家有一点了解，但直到那时，他们都与我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几位法国文学专家外，无论是我的名字还是萨特，对他们都很陌生。
报纸介绍萨特说，他刚写完《涅可拉索夫涅可拉索夫的生平》一书，与我们交谈的人经常礼貌地表达他们对这一书的兴趣。然后，我们就得谈烹调学。这种互相的无知甚至比各种政治限制更阻碍我们的交谈。此外，对中国文化，我已在别处较详细地谈了，它实质上是文官和朝臣的文化，我又知之甚少。
我喜欢京剧，它的音乐富有悲剧性的急迫感，演员姿态优美，唱腔宛转犹如鸟鸣。我喜欢北京古朴的华灯，金秋季节气候宜人的夜晚。有时候，坐在剧院中、漫步在大街上，我被所见到的一切深深地陶醉，忘记了自己的所在。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仍意识到我是在中国，面对着一个我要努力去理解的世界，但我却无法找到理解它的钥匙。
1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
民族习俗与性格
中国人眼中的美人应当是：高而胖，眼睛小、额头宽、鼻子小、耳朵大，倘若是男性，还应当嗓音粗犷、胡须浓密。有的人用小镊子拔胡子，只留下几小簇。有学问的人从不剪去左手指甲，以显示自己的职业身份。
中国人生性含蓄。他们总是不露声色地揣摩别人的性情，甚至于连愤怒也从不现于辞色，至多只是表露一种鄙视。他们说谎时显得极不自然，但却可以把碎块的绸布料缝结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以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
中国人报复心强，但他们总可以忍耐到适当的时机才发作。他们那里没有决斗的习惯。他们非常贪玩，可胆小怕事，他们勤勉、恭顺，奉承起人简直是天花乱坠。他们抱着传统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妇女年幼时就被迫缠足，因此，她们的脚还赶不上3岁孩子的大，她们整日低垂着眼睑，从不裸露双手，不过，却个个长得白皙、秀美。
饮食
中国人无论什么都吃，甚至狗、猫、蛇等等。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他们往鸡嗉囊里填沙子。一头死猪如果分量重，可以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价钱，因此，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捡回来。中国人吃饭用的不是叉，而是乌木筷，他们也不用勺，他们不像其他的东方民族那样席地而坐，而是坐在凳子上。筵席上，各人一张小桌子。所有的饮料，包括葡萄酒都温热以后再喝，可饭菜却吃凉的。
筵席上，先由一个人打节拍，而后大家才举筷就餐，或者举杯开始喝酒，至少也得做出似乎在喝的样子，客人开始吃或者结束吃时，主人都要做出一个手势。一顿饭大约需要三个小时，大家静静地不发出声响。饭后到上水果之前，客人去花园散步。接着，请些戏子表演几个滑稽戏，客人们手持的鹌鹑成了暖手的筒套。
这里的鞑靼人用马奶制成烧酒，再将它浇到阉羊肉上，因此，羊肉具有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客套
在中国，听不到人们骂人或者诅咒。到某人处造访如何事先禀报，应当注意些什么，主人又应该怎样招待客人等等，这一切的言谈举止都清楚地写在公开出版的各种礼仪书上，不得有半点偏差。人人懂得，在什么时候应当如何有礼貌地拒绝，在什么时候应当顺从迁就。见面问候时，人们无须脱帽，脱帽被看做不礼貌。
1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
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德理查德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例如我听到美妙的姑娘们在笑，等我见到她们时，她们正躺在藤椅上 ，这就是一个顶美妙的情景。
藤椅令人想到极轻极雅。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用起来很像格言，例如说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没有损伤；又说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30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13、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师黑格尔
中国所在的东方是世界历史的开端，与此相应，中国精神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是一种“实体性精神”。它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这种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缺乏表现于中国的道德、哲学、宗教、科学和社会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
在道德上，中国的道德原则表现为一种外在的法则。“家庭精神”是这种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个人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缺乏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在哲学上，因为精神缺乏与自身的自由联系，中国哲学停滞在一种宗教哲学的阶段。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中国的宗教观念因为没有个体化而表现为一种哲学观念。
在科学上，中国的科学以实用为特征，缺乏对理论的兴趣。中国人在政治上人人平等，却没有任何自由。总之，“凡是属于精神 的一切 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 宗教 、 科学 和真正的 艺术 一概都离他们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