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安说起
为什么是雄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也是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又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很多人以为雄安新区的设置很突然,其实不是。像这样一个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不仅不会轻易做出,还是在巨大现实压力下、经历了很多次投石问路并下了大决心才最终做出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相关信息联系起来。
如何认识设置雄安新区的紧迫性?
面对北京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人们能想和能做的都已想过和试过,结果可以“不大胜亦不大败”一语概之。在“想”的方面,从流传了十几年的各种版本的迁都说,到“即将设置首都特区”等,民间流传着各种猜测;在“试”的方面,从地方上看,如山东省济宁市早就提出要建文化副都,期望能承担一部分首都的功能。此事一直闹到2009年全国两会,由于受到百名政协委员反对才无疾而终。
从北京自身看,为了应对城市病也做了很多努力,其中一大手笔是把首钢整体搬迁到河北曹妃甸。从国家层面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把天津列为双核心城市之一,也是出于解决北京市城独大”的顽疾,但天津同样也饱受着大城市病之苦。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2015年7月,北京市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后来又提出到2017年底将政府四套班子搬到通州的计划,并预计疏散出40万左右人口⊕但这与北京目前的2150多万常住人口相比,作用相当有限。与此同时,不管北京市怎么提高门槛,外来人口增速仍持续走高。据2015年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截至2015年末,在北京市2170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822.6万占比为37.9%。而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仅2010年从河北流入北京的人口就超过北京流动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凡此表明,各种优势资源过度集中的首都北京的城市磁力过于强大,如果周边不能有一个和它相媲美的城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就有可能是围着北京市再摊一个更大的放眼望去,在京津冀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并不容易,不仅天津和石家庄不行,连地级城市保定的人口也都超过一千万,再怎么挖掘潜力,都很难建成一个大型人口蓄水池。在某种意义上,这表明三年来京津冀协调发展尽管在局部取得了很多在过去不可想象的成果,但距离从根本上实现疏解非首都功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迫使人们另寻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