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恺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以中国东北军炸毁柳条湖附近日方修筑的“南满铁路”的路轨为由，悍然炮击并占领了沈阳城外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方称“柳条湖事件”）由此爆发。次日在东北军各部采取“无抵抗”政策的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又趁势攻占了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身为首相的若槻礼次郎表面做痛心疾首状，不断要求日本陆军方面做出约束，不令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实质上却深知在国内经济低迷、政治矛盾日益恶化的情况下，鲸吞中国东北是摆脱困境的绝佳机会。而日本陆军方面更是有恃无恐，不仅“关东军”大肆攻城略地，连一旁的朝鲜驻军也跃跃欲试。
9月21日，日本陆军“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命所部第39混成旅团进入中国东北参战。由于此举并未获得任何上命，若槻礼次郎一度试图上奏裕仁，以没有“御令”便出兵境外为由，逮捕和审判林铣十郎，但在陆军方面的强烈抵制之下，最终却也只能作罢。讽刺的是，裕仁对林铣十郎这位“越境将军”似乎颇有好感，日后还委任其上台组阁。
事实上真正在日本国内对“九一八”事变倍感不悦的，反而是同样野心勃勃的“樱之会”成员桥本欣五郎等人。在他们看来随着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国内高度紧张的政治空气必然得到释放和缓解，不利于趁乱举事、浑水摸鱼的投机行动。
1932年，刚辞职的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左）和继任者犬养毅（右）在东京会晤时的合影
在大川周明和北一辉等人的推动之下，“樱之会”决定借口外务大臣币原喜太郎不断以“不扩大”的外交需求打压日本陆军激进派为由，于10月24日调动近卫师团10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第1师团步兵第3联队，在13架海军轰炸机的掩护下，以10名“拔刀队”为先导，攻占首相官邸、警视厅、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等机关重点，将首相若槻礼次郎等一干阁僚赶尽诛绝。随后再胁迫东乡平八郎、西园寺公望等重臣，向“天皇”裕仁上奏。组建以荒木贞夫为首相、大川周明为财政大臣、桥本欣五郎为内务大臣、建川美次为外务大臣、北一辉为司法大臣的新内阁。由于近卫师团拥有所谓“天皇”御赐的“锦之御旗”，因此这一行动被“樱之会”称之为“锦旗革命”。
客观地说，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北一辉所谋划的“锦旗革命”，更像是对苏俄“十月革命”的一次拙劣的模仿和致敬。且不说其所调动的那些部队能否如其所愿冲入首相官邸，即便这场所谓的“革命”成功，毫无从政经验的大川周明等人又如何能够有效地领导日本政府的运营呢？或许正是因为整个计划完全是痴人说梦，所以当10月17日“锦旗革命”的相关策划人因被人检举揭发，被宪兵所逮捕之后，日本陆军方面也并未给予严惩，“首恶”桥本欣五郎也仅仅被关了20天的禁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