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说。1992年，我们在长春拍戏，在一个老的火车站，我们在火车上面拍，底下就有那种卖瓜子的小摊，摊主是个老婆婆。休息的时候我往窗外看，就看剧组里很多人都到老婆婆那儿，抓一把瓜子转头就走。我觉得很奇怪，就把他们叫过来：“你们干什么？给钱了吗？”他们说：“大哥，我们给了，给了5块呢！”我走下火车，沿着火车道往两边看，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头，就问：“老太太你是怎么来的？”“我每天早上推着车过来。”“这些瓜子都卖完是多少钱啊？”“大概几块钱吧，他们给了我5块，我就给他们随便吃。”我那时候也不了解内地的物价，也不知道瓜子真就是一毛钱一大把，就说这个太离谱了，我给你100块，你今天早点收工回家吧。
那时候火车还是烧煤的，片场附近有个废弃的火车头，里面有个大水箱，打开盖子里面都是水，特别脏。拍戏的中间，我就老看见旁边一个小孩子，才八九岁，就在那个火车头的大水箱里面游泳。在片场溜达久了，他也认识我了，每次就看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时候嘴里还叼根烟，浑身上下脏得哟，全身都是黑的，还跟着剧组的人管我叫大哥。有天我就跟他说，你干什么的？怎么这么脏？给你300块，先去洗个澡，再去买套衣服！
没想到他还挺听话，一个下午之后回来了，哇，白得呀，干净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还穿着一套全白的衣服回来：“大哥，我洗过澡了！”我说：“不错！”
第二天我再看，又变回一个小黑孩儿了
我在一部电影里面的职务太多了，除了导演、编剧、演员、武术指导之外，我还会做生活总监。什么叫生活总监？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我都要管。我要每个人都吃得很好，每个人都住得很好，每个人在片场用餐的时候都要有座位。350个工作人员，现场要有350把凳子。400人吃饭，现场要有400人坐的台子。不能坐在马路上吃饭，要有帐篷给他们挡风遮阴。
这么多年下来，我看过太多不好的事情。有很多制片主任把饭钱扣一半，把临时演员的钱从80块压到20块，这样的情况在我的剧组不允许出现，我都要亲自去管。每个临时演员都是自己领钱，你不要把10个人的钱让一个人代领，这个人也许会把人家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坑掉。也正因为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我才要在成龙的片场树立一个典范，给所有现在开工的制片、导演、老板知道，毛病是存在的，但我们要懂得去管理。
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我们要在中影一个摄影棚搭一个巨大的景，那天制片通知我去看现场。一进去我就看到所有工人在烧铁焊，因为我的景要求搭得真实，并且满足拍动作戏的要求和强度。摄影棚1500平方米的大空间，我刚走到门口就受不了，要马上戴上口罩。我先去看那个模型他们搭到哪里了，再一看里面没有灯，只是靠射进来的太阳光在工作，越往里走气味越严重。
我当时就心头一阵怒火：“谁是负责人？”他们就把这个景的总负责人叫到我面前：“大哥什么事情？”“开灯，开抽风。”那个人就说：“大哥，这个要钱的。”我说：“马上开！没人给钱我给！开个风扇要很多钱吗？你们这样是在谋害人你知道吗？你们让这些工作的小孩子起码短命10年！烧他妈一个月，没他妈眼镜戴，就这样烧！闻的都是这种气味啊！我今天下午就要看到现场有抽风机！”
他们看我真的生气了，马上就想办法在现场放上了抽风机。
第二天我看到韩三平，就跟他反映这个事情。那天，韩三平和张宏森局长，又跟我一起来现场检查，我看他们确实把现场条件改善了很多。现场负责人过来说：“大哥你看，这里是我们吃饭的地方，这里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我说：“你对我好没用，你要对工作人员好。”
几天之后，我正在现场工作，旁边有个很年轻的工人走过来，说，大哥谢谢你。我转头看，也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是烧焊的工人。
我每天在现场，后面恨不得有800个人看着我，我老是时时刻刻去想人家的感受。我常跟自己剧组的人说，咱们拍戏的，要当人是人，不要当人不是人。这是我拍戏的一个原则，很要紧。尤其在今天，我拍戏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奖项，我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这个原则就更要遵守。
有一次我去上海工作，在机场看到有人就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抽烟。我走过去，指着牌子说：“你不认识字吗？这里不能抽烟。”那个人瞥了我一眼，转头就走了。剩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
到了上海跟王力宏约了见面，我们两个一起坐在车的后排，无聊就看着窗外。结果我就看到窗外经过一辆大公共汽车，里面有个女人抱着个孩子，随手就把擦了脏东西的纸巾扔到了窗外。我就跟王力宏说，你看，怎么会这么没有公德心，我一会儿赶上这辆车，一定要说她几句！师傅，开快点，追那辆公车。
等我们的车追到那辆车的旁边，我打开车窗，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王力宏对着那个妈妈说：“喂！你怎么能乱丢垃圾呢？你这样会给小孩子做不好的榜样知道吗？……”说了几句，我们的车就开到前面去了，把那个扔纸巾的妈妈愣住的表情甩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