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近期，在关于疫情的文学书写的探讨中，有一部作品被频频提及——作家迟子建创作于十年前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
《白雪乌鸦》取材自上世纪初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场鼠疫，据统计，共有六万多人在这场疫情中失去生命；仅有两万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疫毙者达五千余人。迟子建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和旧新闻报纸后，用沉静饱满的叙述重构了一个纸上傅家甸，她记录下一座城市与灾难的搏斗而重获新生的历程，也书写了曾经深藏的爱恨情仇是如何在死亡的重压下重新萌发活力，她展现了死亡之下坚韧豁然的人性，在苦难中暗含温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并赞颂了灾难过后无法磨灭的生机。在小说的后记中迟子建写道：“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今天小编找到的是张学昕教授对《白雪乌鸦》的深入解读，他剖析了迟子建在写作中的“渐变”与“不变”，变化的是作家深入开掘的文学空间，不变的是内在的坚实而浩瀚的精神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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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文学报》2010年12月16日
文 / 张学昕
坚韧而沉实的文字力量和精神超越
读完《白雪乌鸦》，对迟子建的这部新长篇，首先产生的竟是一种“非文学化”的阅读感觉：就像驾驶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吉普，在高速公路上将速度拉升至两百迈以上，仍然稳健而不飘忽，有一种从容不迫而又“抓地”的沉实感。近年来，我已经很少有这样畅快而踏实的阅读感受了。这种感受，无疑是来自作品所发散出的宏阔气度和坚韧的质感和骨感。小说整体结构的结实，具象表达呈现出的意绪、韵致的灵动和洒脱，流畅的叙事所营造的气势，也显示出作者处理小说结构、情节推进无所畏惧的果断，而平实推进、渐次展开的节奏，将数万人的惊心动魄、生死歌哭，以及朗朗乾坤之下存在的恐慌、困惑、常态从容舒缓地展开。这部难以看出与当代现实关系的一百年前的生活史片断，那些潜伏在时间之下有形和无形的精神、情感、人性变异的碎片，在客观冷静、几乎不见策略的叙述中缓缓地浮出地表。作家用心用情地、深入到历史肌理的耐心呈现，人物性格和命运，情节与场景，结构与细节的呼应，叙述时间的推进紧张有力，又使得整个文本空间和叙事形态有条不紊，富于张力而不张狂。
迟子建
在这里，我们会意识到迟子建小说体貌在这些年来稳健中的“渐变”，也能够感觉到她内在精神质地的种种不变。可以说，继《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直到写罢这部《白雪乌鸦》的迟子建，终于完成了一次切近自己写作本身更切近灵魂的一次有效整理。她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内心通道，走到一个更开阔的丰饶空间，呈现出一种从容和深透。我深信，像迟子建这样的作家，她文学写作的坚韧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可持续性”功力，所倚仗的绝不仅是对历史的体察，将现实的生命经验转化为文字的能力和特质，更重要的，还有超出了一般性审美感觉的与整个存在世界对视时的善良宽柔的目光，对大地生灵，生命形态的无比敬畏。而这一点，是最难“修炼”的真功。它关乎智慧，关乎心性，更关乎做人的境界。
其实，仔细地回想这些年来对迟子建的阅读，在她早期的《雾月牛栏》《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等中、短篇小说，以及近期的《一坛猪油》《解冻》《鬼魅丹青》《泥霞池》中，我们就已经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坚韧而沉实的文字力量和精神超越。尽管，在她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写作中，也曾出现过某种“瓶颈”状态，也有过因创作本身和失去亲人的伤痛而使创作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缓行”、“短路”，但在她的小说中，内在的精神气息和叙述重心，却始终被那种宽厚、率性而素朴的情怀缠绕着。历史、现实和人性，经由她的良知和宽柔的情愫过滤后，其中复杂的情感、意绪虽起起伏伏，但是其文本的内在的精神气场中从来没有过任何怪吝、没有分裂、没有抱怨，大多为感恩和自觉的超越，对困厄和绝望的超越。这种独特的美学追求，一直以来是潜伏在迟子建写作纵深处的，长期以来构成她写作的基调和底色。
迟子建部分作品
让历史的光与影、落定的尘埃重新复活
我觉得，选择一百年前哈尔滨的一场瘟疫作为题材或叙事的背景，对于迟子建来说，可能有她与这座城市的密切关系、特殊感情相关的原因，加之2003年遍及中国的“非典”疫情的因素，让她的这次写作具有了充满宿命意味的机缘，但我想，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她始终试图寻找一个历史的端口，在重现历史、描绘生命岁月沧桑时，表达人性、人的内心的坚韧与柔软，无奈与困顿。显然，迟子建是想通过重现记忆将我们带回到过去，凭借想象力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缝合力，通过叙事让历史的光与影、落定的尘埃重新复活。很自然地为我们重构了这个叫做哈尔滨的城市一百年前的样态。当然，如果是简单的“再现”、“重写”和回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将不复存在，而迟子建的写作诉求则是将波谲云诡、晦暗幽深的历史沉积，做出不同于历史学家所谓“辩证”选择的个人性艺术典藏，她无意对历史变异或人事偏颇做什么解释，只是更看重对历史情境中真实的世道人心和众生相的复现。可以说，“沧桑”这个词的内涵和分量在这部小说中，或者说通过这部小说完全呈示、传达出了它独特的本意。在这里，作家如同打捞一艘锈迹斑斑的沉船，对业已沉淀的历史进行戏剧性的重新编码，找寻已在彼岸世界的那一群人的踪迹，捡拾、聚集起灾难笼罩中的灵魂碎片，这既需要对那段生活史进行十分精细周详的考量，以达到一种厚实的客观性，更需要叙述者自身介入历史并具有重新回到现实的激情。傅家甸，这个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遭遇鼠疫的城镇，成为迟子建谱写生命挽歌的凄楚之地。这里有那么多的生命，在这场灾难中变得像熔化了的金属，生命瞬间就会消逝，回天乏术。但更有一些人，凭借着难以想象的方式和力量在逆境中惊人地存活下来。
1910年至1911年，伍连德博士（右）临危受命，在四个月内控制了鼠疫。
这部小说没有像许多其他作品那样，为叙述先设定一个坚硬的整体结构的框架，让此后的叙述在这其中蜗居或爬行，而是依照故事或叙述的自然时序，让灾难前的“轻”，灾难中的“重”，灾难过后的“缓”，在惊心动魄的事件与人物的命运、宿命的纠结中，在章节之间渐次拉动中展开，紧紧地咬合，不落虚空。这其中，没有出奇制胜或反转腾挪的叙事机智和圆滑，只在对无数个体性生命的呈现中，铺展一个城市、一个时期人的整体性遭际和磨难。这种叙述是蕴藏着某种智慧的，但迟子建的方式独特而不诡异，有着严谨的构思，却没有丝毫的造作。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讲，小说的智慧是大于小说家的智慧的，迟子建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一方面，她重视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的鲜活，保持小说那些基本元素在叙事中的活力；另一方面，她又会将自己内心对世界的剧烈动荡感，融化在有限的时空中，进行有节制的演进。当作家放弃了某种意识形态或极度的道德承载之后，似乎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但她仍然显示了她“逆行精灵”的扭转生活的能力，对历史和生灵的亲近，使她能够更切实地感受、破译沧桑的隐秘灵性。所以，她从容地进行小说的布局，安排人物，讲述一个个家庭或个人的故事。
鼠疫爆发后，哈尔滨傅家甸设立防疫消毒所
于是，她在傅家甸人很小的活动半径里，开始演绎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悠扬清俊，伤感中透射着明媚，绵密而紧凑，平实的叙述中，则隐藏着内心或神经感官的惊心动魄。小说不仅要写出灾难给人性造成的异化，写人的生存价值和尊严的被毁损，而且努力地深入到生活和人性的肌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制造出一种人存在的孤寂、卑微而又冲动坚忍的氛围和场域，扎实的情节、细部与气势上开阖放达，朴实、有趣、富于感染力。同时，叙述者又是站在一百年之后的时间视野里，不作冷眼旁观，而是平易的回望，表现出对人类的挚爱、对人性的热切期待，那么，这里所需要的就绝不单单是一个小说家的使命了。整部小说的结构也不复杂，无论是日常生活的风云突变，还是人性纠葛的困窘，都依照“起承转合”的自然时序充分展开。可以说，《白雪乌鸦》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它以自然流畅的笔法，轻松地写出了另外一种灾难时期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要呈现出一种“死亡中的活力”。就像罗兰·巴特说的：
“艺术家不同于思想家，他不发展，而以某种极为感性的工具来扫描向他持续呈现的新事物”，“作品不是一种固定的反映，而是一种闪动的波纹，在这波纹中根据注视的斜度和时间的诱因，社会的、激情的和形式创新的种种外形，都从叙述语式转为色彩运用”。
罗兰·巴特
面对一切善和恶的坦然和宽容
我不由得想起迟子建写于几年前的散文《光明于低头的一瞬》。对这篇篇幅不长的散文，我愿意将其视为能体察迟子建内在精神视阈的一扇窗口。可以看出，迟子建描绘、用心赞美的那位打扫教堂祭坛的老妇人，那个平凡的、永远也不会被世人知晓的扫蜡烛的虔诚的老妇人，在大师安德烈·鲁勃廖夫巨幅壁画和上帝的目光注视之下，她被岁月的沧桑和重负铸就的虔诚和沉静，在迟子建的内心和笔下掀动起巨大的波澜：永恒的光明是什么，又在哪里呢？“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我感觉，几乎从这个时候开始，迟子建的“姿态”是坚决放低了的，这是一种面对安然的安然，一种沉浸于俗世的清洁的“伤怀之美”。因此，迟子建打量这个世界的目光也才会日益宽厚、沉郁，更加有力量。
安德烈·鲁勃廖夫是中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图为他的作品《三圣图》
也许，我们依然能够在叙述中，隐隐察觉到迟子建叙事的难度，但也能分明体悟出她不断努力超越的勇气。她以往的许多作品，包括中短篇在内，经常写到死亡、苦难和生存的挣扎，营构过大量沉郁、压抑的氛围和情境，一般是倏忽之间的，飘然而逝的，但是这部《白雪乌鸦》的带有黑色调的悲剧气息却是弥漫、贯穿整体叙事的。“黑色氛围对我是有难度的。进入这种氛围就像要在深渊里找到点亮光，我觉得找到了亮光。生活的潜流还在鼠疫中汩汩流淌，我看到了死亡中的活力、爱和温暖，死亡的阴影就被剥去一层。”一切都是沉重而不窒息，伤感而不绝望。
也许，我们更为关注的，还有白雪和乌鸦的意象。我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它似乎是想指示出一种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灵与自然的浑然共振，宇宙生灵之间的某种相依相生的有机链环。生命、死亡、爱情、性爱、生殖、灾难，以及宿命般的全息性事件和场景，构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存在之维。它既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与气氛的贴切的隐喻和暗示，同时，也在整体氛围上有效地整合着这部小说的结构、故事和人物。小说全篇都或隐或显、断断续续地出现乌鸦的意象。乌鸦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也同样伴随四季轮转生生不息，作为一种引渡众生轮回的有魔幻意味的、宿命、乖张之鸟，它也不断地影射出或凄楚荒凉、或饱满丰沛、或逆转死寂的人间寓言。这些年，迟子建似乎正在寻找、践行福克纳式的“第三条道路”：面对一切善和恶的坦然和宽容。在这部小说中，她之所以选择一种平实而平视的视角，就是要表现出对一切生灵的敬畏。其实这一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中已有充分的显现。还有，一个作家需要在文字和叙述中追求或祈愿的，就是对遗忘的反抗，并以自己独有的经验和方式留住应有的生命记忆。这不仅仅是依靠技术，主要是倚仗过人的想象力。福克纳说：
“做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的不足。对我来说，往往一个想法、一个回忆、脑海里的一个画面，就是一部小说的萌芽。”
威廉·福克纳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迟子建处理历史的自信就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天才的想象力，而她驾驭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功力也获得一次成功的显现，其作品的美学品质更由此可见一斑。
独特而宽厚，这是迟子建在写作中所一贯恪守的美学的、道德的精神底线，这在一个人人都可能被世俗欲望所劫持的年代，谁能守得住今天的清净，谁才有可能获得未来。我们看到，迟子建已进入了一个更为阔大的文学境界，我们在她数年来大量的作品中，已经充分地感受到她非凡的勇气、力量和精神的浩瀚。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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