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以来，我们相信历史是一条大路，引领我们去一个前所未知的将来。我们以为我们是例外。当我们走过昔日宫殿的画廊，看见所有那些彩绘的大屠杀、临终仪式、浅盘上的首级，镶在画框里挂在墙上，这时候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走过了漫漫长路——当然，没有长到我们无法同情他们的地步，但是已经长到让我们知道自己超越了那一切。”
阅读《到婚礼去》，多少需要一点勇气——这是一个让人伤心欲绝的故事，却以诗歌般优美的语言加持：女主角妮农经历了漫长的成长，她的父亲尚·菲列罗是铁道工，被锁定在工业社会不断重复的细节中，靠骑重型摩托来凸显自我；她的母亲泽德娜是捷克难民，在妮农6岁时，为响应政治召唤，挣脱了家庭。于是，妮农眼中的世界成了一个谜，只有自编的《妮农的名字多可爱》能安慰她。成年后，妮农才知道，留在捷克的母亲还有另一个女儿，名字竟然是社会正义。终于，23岁的妮农遇到了吉诺，一个她想嫁的男人，却发现自己患了艾滋病。
为了给即将结束的生命赋予意义，尚·菲列罗和泽德娜开始穿越半个欧洲，奔向女儿的婚礼现场，而妮农的计划是，在婚礼那天，她将脱下鞋，与吉诺一直跳舞，仿佛永远不会疲惫，仿佛幸福会永恒。
《到婚礼去》的故事并不奇特，奇特的是它的写法：作者约翰·伯格似乎刻意不让人读懂它，全书没有清晰的故事线，只有一堆碎片式的细节、回忆、对话，杂以金句，就算是一本小说了。
在这些碎片中，妮农的成长部分动人心魄。童年时，父亲送给妮农一只小狗，妮农用命名的方式为它创生，可7年后，它死在货车轮下，留下永远的谜；一个厨师竟然会哼《妮农的名字多可爱》，妮农与他产生了爱情，但他的趣味在于能用不同国家的口味做熟海红；在博物馆，妮农被木乃伊忠实记录下的人体弧线打动；第一次写自己名字时，意识到那是一个被异化的过程……
每个个体在成长中，都会经历许多类似的个人事件，只是不断有人提醒，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决定人生价值的是大事件。可作为个体，我们真有大事件的经验吗？当母亲泽德娜在为自己的真理而奋斗时，她是不是正被虚假经验套牢？
从某种意义上说，《到婚礼去》其实正是“个体经验”对“虚假经验”的一次抗争。在约翰·伯格写这本小说时，艾滋病每年会夺去200万人的生命，人们为这个数字而焦虑，却不太在乎其中是否有一个人叫妮农。在我们看来，所有成长都是一样的，所有生命也都是一样的，个体苦难值得被记录，仅在于它是集体苦难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虚拟一个宏观视角？为什么指点江山能让我们快乐？为什么我们喜欢线索清晰的故事？
1972年，约翰·伯格把这些追问拍成4集电视片，解说词就是《观看之道》，这本散文体的艺术评论译成中文后，引起巨大反响，约翰·伯格成了“艺术评论家”，虽然他本人认为，该头衔的恶劣度仅次于画商。其实，约翰·伯格是著名画家和小说家，之所以拍《观看之道》，仅仅是因为当时写书不赚钱。就在同一年，约翰·伯格拿到了布克文学奖。
《观看之道》直斥艺术欣赏中的“视觉暴力”。约翰·伯格指出：古典绘画之所以强调透视，其实是在模仿帝王视角，以满足君临一切、唯我独尊的心理需要，所谓美感，只是权力崇拜的外包装。这一恶习延伸到当代艺术中，就是当摄影、绘画、视频提起人体时，总意味着女性被观看。
男权审美创造出美容业、健身中心、瑜伽、整容、减肥操等，各种时尚杂志每天都在提醒女性，你的身材是不完美的，以至于现代女性也在用三围、身材等评价同性。明明是男权的受害者，却主动接受了男权的价值殖民，那么，艺术真的只是艺术？所谓的秩序、原理、规则，真的是天然如此、理应如此？
约翰·伯格一生都在反对观看背后的、悄悄掌控我们的力量，因为它提供的是伪审美经验和低俗审美品位：一个人弹一支曲子，被认为是不够大气；一万人弹同一支曲子，却被认为是磅礴、雄壮和豪迈。约翰·伯格更愿追问：当你热泪盈眶，似乎被“艺术”打动时，你的感觉系统是不是已经中了木马病毒？是不是正在丧失自我？
理解了约翰·伯格的主张，也就不难理解《到婚礼去》。作者试图颠覆线性阅读秩序，不给宏大叙事者们贩卖文字催泪弹以机会，《到婚礼去》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妮农在用自己的眼睛与大脑在学习爱，这份爱并不永恒，对旁观者也无太多意义，但对于沉浸其中的人，它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典范，不是一碗鸡汤，但想到世间那么多人得到的只是赝品，是与生活讨价还价后的妥协物，这份爱便十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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