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朱舒然：论《庄子》的哲学翻译——以《齐物论》为例

本文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论《庄子》的哲学翻译——以《齐物论》为例

提要：《庄子》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更是一部哲学典籍。仅从文学、文化的视角翻译《庄子》难以完整体现其思想价值，应进一步探索以哲学翻译的方式呈现《庄子》，向英语世界展现其哲学精义。哲学典籍的英译具有其特殊性，译本应注重对哲学家思想和体系的精确阐述，因此以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指导翻译更为可取，即通过对存在争议字词的训诂考据来审慎确定词义，并全面综合历史上各个版本的注疏来解释其哲学含义。此外，亦可运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并与脚注、尾注相结合的标注方式，帮助读者通过译本理解《庄子》的哲学思想。关键词：《庄子》、典籍英译、哲学翻译

引言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哲学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对于《庄子》哲学的英文翻译却未得到应有重视。在现有十种全译本和若干选译本中，从文学、文化交流、知识普及视角进行翻译的居多，注重呈现《庄子》哲学思想的寥寥无几。为更好地向世界推介中国古代哲学，译者应进一步以哲学视角翻译、研究《庄子》。

吐故纳新：《庄子》英译史

庄子，名周，字子休，是战国中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悠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馀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郭庆藩、王孝鱼 2016：5），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庄子的性格，也概括了《庄子》一书的主旨。《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真经》，为庄子及其弟子所作，《淮南子》《吕氏春秋》和《史记》对其均有引用或提及。《庄子》年代久远、散佚严重，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各个版本基本都只有三十三篇，六万余字。然而《汉书· 艺文志》录《庄子》著五十二篇，司马迁在《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中记载其著书十万余言，也并未提及《庄子》有内、外、杂篇之分。《庄子》的删减和内外杂篇的分类一般被认为是晋人郭象的《庄子注》所为，也有学者认为是由著名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于西汉晚期整理而成。《庄子》内篇七篇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学界一般认定为庄子所作；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大概成书于战国晚期，多被认为有掺杂门人及后人作品的可能。

同为道家文本，比起《老子》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和传播规模，《庄子》的译本数量和翻译研究可谓相形见绌，把《庄子》作为一种哲学文本进行翻译的更是寥寥无几。从《庄子》的第一个译本问世至今，《庄子》的英译本共出版了二十三种，其中全译本十种，选译本十三种。每个译本都各有特点，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译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分别见表1：

这些译本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个版本。《庄子》第一个英译本《南华真经——道家哲学家庄子的著作》（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于1881 年在上海和伦敦同时出版，译者为巴尔福。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于1889 年出版了《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一书。1891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理雅各所著的《庄子》一书，该译本除了文本内容的英译之外，还有长篇的前言和导论、各章的提要、详细的注释、八项附录和专有名词的索引，“是最具权威性的英文全译本，后人的翻译大都能从他的译文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汪榕培、秦旭卿1999：36）。1931 年，冯友兰的《庄子》（包含内篇七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1964 年在纽约再版，1989 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重新出版。冯友兰译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对郭象《庄子注》的选译和评论，并且加入了译者对《庄子》哲学思想的思考和研究。1942 年，林语堂的《庄子，神秘主义者和幽默家》（Chuangtse, mystic and humorist），译出了内篇中除《人间世》外的六篇，以及外、杂篇中的五篇，共十一篇，收录于其《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中。1964 年，华兹生出版《〈庄子〉选译》（Zhuangzi: Basic Writings），1968 年又出版了《庄子》全译本（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此译本兼顾原文本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注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表述流畅、内容连贯、简明易懂，美国大学本科课程大多使用其译本作为《庄子》读本。1999 年，国内学者汪榕培、秦旭卿出版了《庄子》的全译本。由于参考了最新的《庄子》研究成果，加上译者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出色的外语运用能力以及严谨的翻译态度，该译本质量很高，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好评。“但是由于没有在国外出版，因此在海外的普通读者中及汉学界的影响可能并不突出”（文军、甘霞 2012：34）。2009 年，芝加哥大学任博克教授出版了《庄子：重要著作及注疏选译》（Zhuangzi: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一书，此书的特点是不仅在文本中给出了脚注，还在整书末尾添加了详尽的尾注，尾注中引用郭象、成玄英、林希逸、释德清等历代学者对文本含义的解释与讨论，大大促进了读者的理解，被夏威夷大学知名教授安乐哲（R. Ames）称赞为极其出色的译本。

言不尽意：现有译本的视角及其不足

首先，笔者尝试对《庄子》现存译本的视角做一简要分类。固然，在古代典籍文史哲不分家的背景下，想要对译著的性质进行严格区分，不仅难以完成，也不必追求。然而，经过仔细研读和总结，可以发现，每种译本确有其风格特点和侧重方向。根据译本风格及侧重点，可将目前的23 个《庄子》译本粗略划分为文学、文化与传播、哲学三个翻译视角。分类结果如下：1）文学翻译视角：Waley（1939）、Watson（1964，1968）、Merton（1965）、Mair（1994）、Palmer（1996）、Hinton（1997）、Hamill & Seaton（1998）、Correa（2006）、汪榕培、秦旭卿（1999）、蔡忠元（2017）；2）文化翻译或文化传播视角：Balfour（1881）、Giles（1889）、Legge（1891）、de Bary et al.（ 1960）、Ware（1963）、Cleary（1998）、Towler（2010）、林语堂（1942）、冯家福、English（1974）；3）哲学翻译视角：冯友兰（1931）、陈荣捷（1963）、Graham（1981）、Ziporyn（2009）。

不难看出，在现有《庄子》译本中，从文学视角、文化交流或知识普及视角进行翻译的占绝大多数，注重对《庄子》哲学进行翻译的译本为数不多，仅有四种以文学视角翻译《庄子》优势十分明显：首先，《庄子》本身既是哲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把它当作文学文本进行翻译无可厚非；其次，《庄子》文本语言优美浪漫、极具特色，从文学视角进行翻译可充分展现其语言之美；第三，把《庄子》当作文学或文化传播类读物进行翻译降低了阅读难度，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最后，相比哲学文本，文学文本、文化交流类文本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有利于《庄子》的传播。然而，文学翻译的确可以体现文本的语言特色、句型结构等文学色彩，但却难以如实传达文本的哲学含义。《庄子》的内篇七篇是一个完整的构成，内篇中每一篇也都有其完整的架构和逻辑，因此《庄子》翻译绝不应仅仅流于表象或停留在欣赏言辞与想象力之美，而应通过哲学翻译的方式向英语世界展现先秦哲学的深度与魅力。

哲学翻译的旨趣在于通过译本准确且系统地呈现文本的哲学思想或体系，实现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理论体系、思想内容在其他语言体系中的准确传播。哲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医学翻译等一样，是翻译研究的一个种类。哲学翻译的对象是哲学文本，哲学文本的特点决定了哲学翻译的方法论及实践独具特色。就以性质最为接近的文学翻译来对比，如果说文学翻译注重的是人类经验的艺术再现，那么哲学翻译则是要揭示人类经验的本质与真相；如果说文学翻译是用语言来传达某种共通的体验、以激发情感和认知的共鸣，那么哲学翻译则是要将一个特定语言系统中的哲学思想传介到另一个语言系统中，以展示对事物本质的不同理解（王怀聿 2016：16）。目前，对于哲学翻译研究的著作仍然数量有限，翻译界与哲学界对于哲学翻译的关注度都有待提升。

下面笔者以《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为例，从现有的二十三个译本中（Waley 的译本并未翻译《齐物论》篇）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译本，分析《庄子》现有译本视角的欠缺之处。

（1）原文：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理雅各译文（Legge 1891：197）：

Formerly, I Kwang Kau, dreamt that I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ying about, feeling that it was enjoying itself. I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Kau. Suddenly I awoke, and was myself again, the veritable Kau. I did not know whether it had formerly been Kau dreaming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or it was now 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Kau. But between Kau and a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a difference. This is a case of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译者注：… But the Taoism here can hardl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Buddhism that holds that all human experience is merely so much Maya or illusion.

冯友兰译文（1931/2012：37）：

Once upon a time, Chuang Chou dreamed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ying about, enjoying itself. It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Chuang Chou. Suddenly he awoke, and veritably was Chuang Chou again.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t was Chuang Chou dreaming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or whether it was the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Chuang Chou. Between Chuang Chou and the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some distinction. This is a case of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译者注：This shows that, although in ordinary appeara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ngs, in delusions or in dreams>

狄百瑞译文（de Bary et al. 1960：75）：

Once upon a time, Chuang Chou dreamed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uttering about, enjoying itself. It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Chuang Chou. Suddenly he awoke with a start and he was Chuang Chou again. But he did not know whether he was 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he was Chuang Chou. Between Chuang Chou and the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some distinction. This is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华兹生译文（Watson 1968：49）：

Once Chuang Chou dreamt he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itting and fluttering around, happy with himself and doing as he pleased. He didn’t know he was Chuang Chou. Suddenly he woke up and there he was, solid and unmistakable Chuang Chou. But he didn’t know if he was Chuang Chou who had dreamt he was a butterfly, or a butterfly dreaming he was Chuang Chou. Between Chuang Chou and a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some distinction! This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葛瑞汉译文（Graham 1981：61）：

Last night Chuang Chou dreamed he was a butterfly, spirits soaring he was a butterfly (is it that in showing what he was he suited his own fancy?), and did not know about Chou. When all of a sudden he awoke, he was Chou with all his wits about him. He does not know whether he is Chou who dreams he is a butterfly or a butterfly who dreams he is Chou. Between Chou and the butterfly there was necessarily a dividing; just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ings.

译者注：‘Showing what he was’ seems to connect with the earlier reference to showing that a horse is not a horse. If so, the point is that the Taoist does not permanently deem himself a man or a butterfly but moves spontaneously from fitting>

汪榕培、秦旭卿译文（汪榕培、秦旭卿1999：39）：

I, by the name of Zhuang 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庄周梦蝶”的内容和语言都浪漫而充满诗意，现有译本也多从文学视角来翻译。以华兹生译文、汪榕培译文为代表的诸多海内外译者，都比较追求从 文字、语言上来体现“庄周梦蝶”的美感，例如华兹生译文第一句运用了押头韵（alliteration）的手法，语句抑扬顿挫，充满节奏感。这固然很好，遗憾的是读者 对于文本的理解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他们没有对文本给出任何哲学上的解释。另外，美国著名汉学家、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狄百瑞的译文中也并未对“庄周梦蝶”的哲学意蕴提供任何注解，可能由于这本《中国哲学名著选读》（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作为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基础读本，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普及基本知识，因而需要言简意赅、浅显易懂。

理雅各译文、冯友兰译文、葛瑞汉译文尝试解释其哲学含义，然而理雅各在译者注中却得出了“庄周梦蝶”的主旨思想与佛教思想别无二致的结论，显然是在对文本理解不透彻情况下给出的解释，容易误导读者。冯友兰和葛瑞汉的译文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点明了“物化”的意义，即事物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然而笔者认为，“庄周梦蝶”作为《齐物论》的结尾，不仅点明了“齐物”这个《齐物论》篇一以贯之的宗旨，还具有多层次的含义，是《庄子》内在逻辑的集中体现。

首先，从本体论角度看，“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承认了庄周与蝴蝶确为两种不同存在，但最终落足在“物化”，也就是庄周与蝴蝶之间的转换。这样的转化打破了不同存在之间的绝对分割，也超越了对存在界限的绝对划分。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物化”打破了人类基于以往经验形成的对事物的区别，达到了一种超验主义的、超越界限的认识观。因此，庄周梦蝶的故事与《齐物论》开篇提出的“吾丧我”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吾”作为认识的主体，“我”则为通过人类经验而形成的“成见之我”，“吾丧我”即解构成见。而“吾”也正是通过“物化”这样一种超越经验的过程，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从文章开始的“吾丧我”到末尾“庄周梦蝶”的“物化”，暗藏在寓言故事之下的是贯穿《齐物论》全篇的主旨，即超越本体论层面的物物之分和认识论层面的物我之分、是非之分。因此，“庄周梦蝶”作为《齐物论》的结尾在表达其哲学含义上有着明确的作用，仅作为文学文本翻译是不妥当的，而现有的译本及其注释鲜有指明这一重要的逻辑关系。

推陈出新：以翻译复刻《庄子》哲学

《庄子》一书思辨特点突出、逻辑推理缜密，本质上是哲学的：庄子发展了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即以“道”为世界本源的本体论，认为“道”具有“有情有信”“自本自根”“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大宗师》）等特点。庄子还提出了逍遥游的人生观，他认为，要追求个人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就要通过“坐忘”来达到“无待”和“无己”的状态，以摆脱一切外物和肉体的束缚。除此以外，庄子在老子的“玄同”思想基础之上，要求破除人类视域的障碍，从而得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齐物”思想。无论是从传统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层面，还是从传统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境界论、心性论、生死观方面，庄子都具有完整的哲学思想与体系。

《庄子》主要哲学思想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哲学视角对《庄子》进行翻译的译本却少之又少。现存译本中，冯友兰（1931）的《庄子》内篇选译本是着重突出庄子哲学的典范。冯友兰也曾公开表示：“首先，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就《庄子》各种英译本而论，它们从语言文学的观点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但它们解释《庄子》，似乎尚未触及著者真正的哲学精神。换言之，它们在语言文学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哲学方面则不然。由于庄子著作，有如柏拉图的‘对话’，虽是文学著作，但更是哲学著作。看来就需要一个新的译本，更加着重在庄子哲学上”（冯友兰 2000：228）。

冯友兰的《庄子》选译本是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庄子》译本，也是目前鲜有的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来翻译《庄子》的译本。此译本包括前言和两个附录，其中，冯友兰详细介绍了他重译《庄子》（内篇）的动机，对《庄子》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对西晋郭象的《庄子注》作了评价，还回顾了《庄子》研究的历史。冯友兰在译本中选译了部分郭象注，除此以外还有诸多“译者按”，阐述了冯友兰个人对《庄子》哲学的见解和论述。然而笔者认为，冯友兰译本没有充分体现对存在争议的字词的辨析与解释；对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地点也鲜有注解。另外，冯友兰在其译本中并没有对庄子和郭象的哲学思想进行区分，因此翻译呈现出以郭象《庄子注》解释《庄子》的结果。单单基于郭象的注来理解《庄子》，不仅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失偏颇，导致读者对源文本的理解不够准确。对没有背景知识的读者甚至可能或多或少造成误解。虽然有些许不足，近百年前出版的该译本仍当之无愧地登上了《庄子》哲学翻译的顶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庄子》研究，一代人也应有一代人的《庄子》翻译。新时期的译者和学者应基于前人研究和翻译的得失，进一步重视并完善对《庄子》的哲学翻译，推陈出新。

以中释中：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下的《庄子》英译

《庄子》的哲学翻译具有特殊的方法论。它既区别于文学翻译，又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外译汉，因此，笔者认为，应以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指导《庄子》的翻译工作，即通过对存在争议文字的训诂考据来审慎确定词句含义，综合对比各个版本的注、疏来解释其哲学含义，运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与脚注相结合的标注方式提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等。

译本对存疑字词的考据、辨析与解释

对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翻译，应秉承“无一字无来历”的审慎态度。“字正”方可“义正”，因此对字词义的训诂考据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对文本哲学含义的理解精确与否。对存在争议的字词如是，对在英语中不存在对应字词或类似概念的情况更应如是。历来有观点认为，翻译即失去——翻译的结果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导致信息、概念或者意义的缺失，因此不必“劳神明”地去寻找“言不尽之义”或寻找对等的概念。由于中国古代典籍年代久远，阅读和理解的难度都很大，对母语为汉语的读者已然困难重重，更不必说母语为英语的读者了。因此，比较可行的方法并不是等待读者自己靠近作者，而是通过翻译尽可能地把作者带到读者面前。

典籍翻译本身是一项积极的、不断接近“言不尽之义”的活动。对于《庄子》而言，其成书时间久远，其中诸多概念不仅不可按当代语言习惯来理解，还要区别在不同文本语境下不同的含义，并且要仔细甄别史上各学派学者的解读与释义。《庄子》文本内在逻辑性很强，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往往要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掌握真正的主旨，这都给分析文本原意和理顺其内在逻辑带来了困难和问题。因此，在字词含义存在争议或模棱两可的情况下，首先应广泛阅读、深度查阅，从争议中辨析词义；其次，对于仍然存疑或一字对应多个概念、含义模糊的情况，应在脚注中作简要说明，以供读者思考明察。这样读者才更有可能不断靠近文本的真正含义。

以“道通为一”中“通”的翻译为例。“道通为一”是《齐物论》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哲学中非常关键的概念，“通”在这里做动词使用。对于“道通为一”，理雅各（Legge 1891：184）将其译为They may in the light of Tao all be reduced to the same category (of opinion about them)；华兹生（Watson 1968：41）译为the Way makes them all into>；汪榕培、秦旭卿（1999：23）译为They are all>。三个译本均未对“通”的含义进行翻译。All these by means of the Tao are united and become>是冯友兰（1931/2012：27）的译本，将“通”译为united。

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将“通”解释为“达也。通达双声。达古音同闼。禹贡。达于河。今文尚书作通于河。按达之训行不相遇也。通正相反。经传中通达同训者、正乱亦训治、徂亦训存之理”（段玉裁2013：72）。《康熙字典》的解释大概有以下几个意思：“达也。彻也。又亨也，顺也。又畅也”（中华书局编辑部2010：1258）。《汉语大字典》的解释可以概括为：“到达、通到；贯通；流通；交往；顺畅；开辟；沟通；通晓”（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4100）等。《庄子今注今译》给出了“从道的角度来看都可通而为一”（陈鼓应 2007：81）的翻译。综合上述解释可知，“通”在此可取“贯通、通达”之意。

然而，英语中 unite 一词的词义却与“贯通”颇有差距。《韦氏高阶英语词典》中unite 的释义为to join together to do or achieve something; to cause two or more people to be joined together and become>（梅里亚姆- 韦伯斯特公司2009：1795）。《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解释为to join together with other people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as a group; to make people or things join together to form a unit; to join together（霍恩比2014：2281）。从两个词典中的例句来看，unite 一词也多取“团结、联合”（主动的、人为的）的含义为多，因此与原文表达的概念有较大出入。笔者认为，此处选取意为“连结、相联通”的link 一词更为合适。《韦氏高阶英语词典》也给出了对 link 和 unite 两词的对比，表示相比之下 unite 意味着这种结合带来了个体特性的较大程度上的消亡，例如the colonies united to form a republic（为组成一个共和国而结合的多个殖民地）；而 link 则突出个体特性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素之间的联系与依赖性，例如a name forever linked with liberty（一个永远与自由相连结的名字）。因此译为They are all linked and become>能更准确地表达“道通为一”的含义。

可以看出，对汉英双语中字词的严谨考证可以向读者更好地呈现文本的含义。

译本对《庄子》注疏的参考选择

冯友兰的译本是《庄子》哲学翻译的先行者，他对郭象注的选录与翻译也正是笔者的灵感来源之一。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冯友兰译本仍有改进的空间。笔者认为，在译本中对注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注疏的时代性、权威性与其自身的目的性。《庄子》的注疏卷帙浩繁，是古今学者未曾中断的事业。面对众多前人的研究，需要提纲挈领地梳理，也需要恰当地评价其得失，更需要在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理论中有启示的地方。

在所有《庄子》注疏中，最著名且最为流行的是郭象三十三卷本《庄子注》，时至今日依然是通行本。冯友兰译本也正是参考选译了郭象的注解。然而笔者认为，仅通过郭象的《庄子注》来理解《庄子》有可能把读者带入歧途。两个文本不仅在哲学含义上有诸多出入，晋人郭象作为后人注解《庄子》的时候也有其特殊的时代含义和政治含义。郭象本人的哲学思想虽被认为承袭庄子，但二者却有着许多本质上的区别。从《庄子注· 逍遥游》可以看出，郭象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义理和玄学主要体现在对“ 三玄”（易经、老子、庄子）的主观阐释上，具有浓厚的个人哲学思想和政治意图的色彩。因此，仅研究郭象的注解、仅向读者翻译郭象的注解，会有失偏颇，造成片面理解。

因此，综合对比古人与今人对《庄子》的众多注疏与解释，必将更加客观全面地向读者呈现《庄子》哲学。以下面的注疏为例：

（2）原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注解（节引）：

注一. 郭象《庄子注》：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郭庆藩、王孝鱼2016：105）

注二. 成玄英《庄子疏》：……言蛇蜕旧皮，蜩出新甲，不知所以，莫辩其然，独化而生，盖无待也。……夫待与不待、然与不然、天机自张，莫知其宰。（同上：105-106）

注三. 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影不能自立，须待形；形不自主，又待真宰。言吾之所待，其蛇蚹邪，蜩翼邪？谓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尚不甚相合也。（王先谦、刘武1987：26）

注四. 钱穆《庄子纂笺》：蛇蚹蜩翼，皆已与蛇蜩不相关。故知相待实不相待，皆自然也。（钱穆1993：23）

注五. 王叔岷《庄子校诠》：此答罔两如何行止、坐起之间，盖不知其然而自然，无所

待而然也。论物各自然，各不相待，虽影亦不待形。有待则言辩无穷，不能齐矣。（王叔岷

1988：95）

注六.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引用陈启天的解释）既不识其所以然与其所以不然，则是非不必辨矣。（陈鼓应 2007：108）

从以上对比可明显看出，郭象在《庄子注》中假借其分析来强调个人的哲学思想“独化说”。他试图否定物与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都是自然、独立、互不相关而突然发生的，并提出“玄冥之境”这种实为“有待”的至高精神境界。这与《庄子》追求的无待、无己、坐忘等逍遥游的至高境界便有了较大出入。成玄英《庄子疏》虽然在内容上补充了诸多考证与相关知识，在对待部分文本的态度上也与郭象有些许分歧，但其思想核心还是建立在对郭象“独化说”的接受与传承之上。相比之下，王先谦、刘武以及钱穆的注解均是基于《庄子》文本本身，重视对原文含义的挖掘，不重个人义理的发挥。王叔岷在其《庄子校诠》中还一一列举了“景”在《文选》《说文系传》《颜氏家训· 书证篇》等文中的引用，“待”“操”在《文选》《御览》等文中的解释，考据十分详实。总体来说，对于此段节选，后人的研究更加客观全面。

哲学翻译中注释的使用方法

哲学著作的翻译要根据读者的接受程度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格式上进行调整。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即研读注疏。与之相对应，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本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注释。《庄子》现有译本中，提供注释的主要形式为脚注、尾注、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即紧接原文章句，补充后人注解或译者按）等。大量使用脚注的有理雅各、华兹生等人的译本；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的有翟理斯、冯友兰等人的译本；在整本书的末尾插入尾注来解释补充的有任博克；汪榕培、秦旭卿的中英对照版在译文中未提供任何注释。以何种形式呈现注释、如何提高中外读者对注释的接受与理解，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笔者以为，在翻译哲学文本时，注释性文字应该分为三部分：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脚注、尾注。首先，正文中解释性文字的内容可以是“译者按”（以冯友兰译本为例），其优点在于利用了大部分读者会通读全文的阅读特点，为读者创造出更加自然、流畅、不被打断的阅读体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读者提供信息与释义。其次，笔者认为脚注的内容应该包含人物简介、历史背景、对存在争议的字词的解释等；使用脚注时应注意用词精炼、言简意赅，这样既不会过多地耗费读者的耐心，又能在必要的时候辅助理解。最后，笔者认为应在疑难文本处添加尾注，尾注中应包含后人的注疏及对文本的最新研究成果。但由于此部分内容通常比较长，如果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或者作为脚注势必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建议放在章节末尾，供有需要的读者查阅。在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脚注、尾注，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更加有效、符合逻辑地通过译本阐释原文。

结论

为了更好地向世界推介中国古代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进一步重视并完善对《庄子》的哲学翻译。仅从文学或文化角度研究《庄子》英译无法完整地呈现《庄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基于前人研究和翻译的得失，树立《庄子》哲学解释、翻译、发展的历史观，是新时期译者的责任。以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指导翻译工作，即通过对存在争议字词的训诂考据以审慎确定词义，综合比对各个版本的注疏来解释其哲学含义，有效运用多种标注方式提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有利于向英语读者进一步完整、客观、深入地阐述和呈现《庄子》的哲学体系与思想。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见《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

朱舒然：中央党校2016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