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棣县古城南门附近有一座大方精致、古香古色的大宅,宅中有房二十余栋,排列整齐,错落有致,这便是清代内阁学士吴式芬的故居。吴式芬是清初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家又是当时有名的“进士人家”,吴家老宅充斥着满盈的艺术气息和贵族风范,小到一砖一瓦、大到亭台楼阁,无不是经过精雕细琢的用心之作。
然而,就在这样一座古宅中却有一座老屋,青砖灰瓦、木窗旧门,与整座宅院的气质格格不入,像是混入达官显贵中的一名穷秀才,虽筚路蓝缕,但气节犹在。
吴氏宅院中的明代尚书
这座“穷且益坚”的老屋属于明英宗时户部尚书王佐,王氏没落后被吴氏买下,作为自己的“南账房”。
据无棣县旅游开发指挥部顾问任连巨介绍,王佐字孟辅,明海丰县(今无棣县)城里村人,自幼便聪明好学,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受到其启蒙教书先生的称赞,认为他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等到年龄稍长,王佐更展现出他不同寻常的一面,为人处世大方磊落,交际谈吐坦然自若,甚为乡亲所赞誉。明永乐九年,王佐应试中举,入京师,观于太学,博览群书,贯通经史,通晓百家之言,尤其深“积贮”之道。
宣德元年,王佐晋升为户部左侍郎。据《明史》记载,王佐“器宇凝重,奏对详雅,为宣宗所简注”。当时太仓、临清、德州、淮徐等地府仓不尊法典,积弊严重。王佐奉令到各处稽查,申饬律列,整顿法度,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和渎职之人,令上下肃然起敬,朝中官员称赞不已。
此后,王佐为官更加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疏忽大意,屡得皇帝赞许。宣德七年初,他奉旨承办宣府屯田、甘肃军饷等事宜。王佐深明“计然”之策,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处理问题,处处以国家利益为上,办事公道干练,赏罚分明,为人处事得体,朝野皆有好评。11月,皇帝赐衣,颁赐户部侍郎王佐敕:“西北苦寒,念尔提督转运粮饷辛勤。特赐尔织金拧丝衣服一袭。尔体朕爱恤军民之心,务在区筹得宜。俾人不劳而粮饷足用,庶副委任之重。故敕。”
明朝中央政府对京通仓储十分重视,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和监督制度,《漕运通志》记载:“其漕运之廒仓也,在京通者则有总督太监、户部尚书或侍郎,巡仓则有御史,拨粮则有员外郎,监收则有主事,以至仓使、攒典各有人焉。”京通二仓的最高管理机构为总督仓场,宣德八年,时任户部侍郎的王佐奉旨监督京城仓粮。其时,朝廷虽然非常重视京师的粮食运输、储备和供给,但贪污腐败是官场常态,京通二仓也不例外,始终是积弊丛生,贪贿盛行。王佐在任时,他严于律己、惩治贪腐,颇有清名。
正统元年,英宗命刑部右侍郎何文渊、户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等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明代钦差巡盐之制自此始。王佐作为第一代巡盐钦差,严格按照国家律令,厘定规章,严加查巡,惩办渎职之吏,重罚枉法之徒,使各地盐道境况肃然有序,朝廷激赏。
正统六年,因政绩卓然,擢升王佐为户部尚书,后兼管吏部事理。当时战事频仍,皇室挥霍,国库空虚,依仗王佐等一班廉臣节缩有方,调剂裕如,不致朝野内外运转不灵。
王佐为政30余年,政有体要,心无苛隘,气度恢弘,铮铮有声。景泰元年,朝廷为旌其所为、彰其气、褒其节,特赠“荣禄大夫”、“少保尚书”,谥“忠简”。
王氏一族的孝与义
“王佐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忠君爱民。”无棣本土文史专家于长銮说。其实这种仁义之风并不是王佐一人独有,整个王氏家族历来便以仁义为外人称道,可谓家风使然。
据于长銮介绍,王佐的曾祖王权官至元代枢密院副使,元朝灭亡后,王权辞官回家,占籍海丰,在当地颇有名望。王佐的父亲王朴为人至孝至仁,其父病危时想喝冰饮,而其时正处夏日,附近无处可觅。王朴远去百里,终觅得冰饮而归,但是其父却已亡故。王朴抱憾不已,因之终身不饮冰水。还有一次有人偷走王家大批财物,后来被官府在东光擒获。王朴来到东光取物时,发现他所丢失的财物只剩下一半。县官问他财物是否如数,王朴告之如数。回家后,王朴认为此财失而再得,已经不属于己,遂散财于贫苦人家。
长辈的仁义对王佐的影响很大,使他从小便学会侍亲以孝、待人以仁,等到他考中功名、身居政要之时更是将这种仁义视为为官之本。宣德皇帝朱瞻基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欲对汉王余党进行“大清洗”,将其余孽一网打尽。其事牵扯人数甚众,如果彻查此事,恐怕又会重演明初“胡惟庸案”的惨剧。时任户部侍郎的王佐上书进言,极力反对扩大株连范围,经过数次努力,宣德皇帝终于答应放宽查治力度。
宣德二年,平江伯陈瑄向朝廷反映运粮兵士困苦,奏请皇帝抽调农家百姓充代士兵劳作,宣德帝已有意答允。王佐则以此计不可,他认为国家应以民为重,民兴旺则国兴旺。于是他上奏言道“东南民众力已尽”,生计有限,难应其差,力驳陈瑄,申之“养民”之理。宣德帝考虑再三,最终依王佐所言,仍按原例行事。
王佐为民请命,不单表现在体恤民情,更重要的是他还能用有效的手段帮助百姓摆脱贫困。《无棣县志》记载:宣德十年,王佐奉旨出镇河南,查稽地方驻军征敛粮税弊端。他通过认真调查了解,掌握了真实情况,认为征粮总弊在于管理不善,于是即刻上书建议:“除边境卫所外,税粮皆有户部督理。”皇帝准奏。全国各地征收粮税事宜按照朝廷新律办理,这便解除了当地百姓被军队肆意侵掠之忧,国库收入也有所增加。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王佐从父辈处汲取了仁义的养分,又身体力行将这种仁义传于后代。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王佐虽只是一个读书人,但是其身上却有着一股为国为民的仁侠之气。
土木堡上的无奈与坚守
说到土木堡之变,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奸恶无能的大太监王振、昏庸软弱的明英宗朱祁镇,和野心勃勃的也先。似乎很少有人能记起在这场战役中有一个人虽没能影响历史的走向,但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道义,这个人就是王佐。
正统十四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大举入侵,兵锋锐不可挡。山西大同守军接连败北,许多边寨城池失守。而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太监王振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又想建立奇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他认为大军一出,即可取胜,在班师回朝的途中让皇帝路过老家蔚州,以便进一步炫耀权势、光宗耀祖。
在王振的劝说下,英宗下了一道御旨,决定御驾亲征。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朝臣闻言,都大吃一惊,认为这样太冒险了,恳求皇帝收回成命。王振却不依不饶,坚持己见。
文武百官们看到王振的态度,先是沉默了一阵,随即就有人附和。这时,兵部尚书邝埜站出来反对,说:“皇上亲征,造成后方空虚,万一瓦剌偷袭北京,将如何应对?”户部尚书王佐也说:“眼下秋暑未退,干旱已在北方持续很久,草场青草不丰,水源枯竭,皇上亲征,必是人马浩荡,这饮水问题难以解决。”然而在王振的怂恿和把持下,明英宗还是决定御驾亲征。
同年七月,明英宗亲率5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了京师。这次所谓的亲征,军队是临时调集起来的,既不了解敌情,又缺乏作战方略,又没有足够的后勤准备,加上大军出居庸关,从怀来到宣府,连日风雨交加,道路泥泞,人困马乏,粮草供给缺少,大批士卒生病饿死,路上到处横着死尸。王佐、邝埜等一批大臣心内十分焦虑,不断上书乞留,不可冒进。王佐跪在草丛中,从早至晚,恳求上书皇上,遭王振厉声斥责。邝埜还被换乘劣马,挟到营中游行示威。
也先得知明军北进,采取诱敌深入之战略,表面不动声色,静待战机。英宗毫无主见,带着疲惫不堪的军队到了大同,未经休整,便命部队继续北进。
也先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时机已到,在崇山要冲里设下埋伏,一举包围了明军先遣部队。厮杀半日,明军前部全军覆没。失败的消息传来,英宗惊恐万分,王振也六神无主。王佐等大臣建议御驾赶紧回师,英宗只得命令退兵。
在即将退兵时,邝埜、王佐向皇帝进言从紫荆关绕道还京最宜。对王佐等人的建议,王振根本不屑一顾,力邀英宗顺原路返回,按照自己原先回家光宗耀祖的设想去办。但遍地稼禾,路窄人多,逶迤半日,只行十数里,后面追兵又迫,只好折回。
英宗率部刚到狼山,也先追兵已近。明英宗来到距怀来县城只有20多里的土木堡。王佐、邝埜等人奏请英宗速进怀来城驻跸,以便防守。但英宗因后押辎重的王振未到,执意等待。王振到后,却不想再走。邝埜建议分兵严守,提高警惕,同时再请皇帝星夜赶入居庸关,以确保安全。王振不仅不听,反而讥讽邝埜、王佐等人是“一介腐儒”,令人强行架出。邝埜、王佐二人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只有呆坐帐中,相对而泣。
也先连夜赶到了土木堡,第二天天刚亮,明英宗下令启程,一见到满山遍野的瓦剌兵,吓得不敢动弹。土木堡缺乏水源,无险要可守,明军又刚刚连吃败仗,士气低落,英宗、王振不敢和敌人交锋。明军一连被也先困了三日,人马渴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也先看时机已到,派人到明军大帐,佯说议和。明军信以为真。瓦剌兵退数里,埋伏险要处,伺机而动。等到明军阵营一拉开,便两面夹攻,一下子就把饥饿、干渴、疲惫不堪的数十万明军打垮了。“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明军“众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体如猬”。
土木堡一役,明英宗被俘,王佐、邝埜等66名大臣罹难,数百名侍从丧生,50万大军覆没。在此役中,王佐始终知道此战前途凶险,恐有不测,屡次奏与皇上,却始终没能挽回败局。但是他却依然选择坚守在皇帝身边,践行着自己忠君爱国、为国为民的信念。
任连巨介绍说,民间相传,由于王佐身形相貌与明英宗甚为相似,最后也先大军攻进来时王佐便换上皇帝的龙袍,引颈就戮,代皇上而死。瓦剌士兵将王佐的头颅呈于也先案前,也先辨认出这不是英宗,于是派人继续搜查,最终将真正的英宗俘获。
相传,王佐的尸体被送回北京后,由于有尸无首,景泰帝赐其“金头”,又因其代皇上而死,赐其“御葬”。为了防止盗墓者盗其墓,景泰帝下旨从北京到海丰,每百里建一座王佐坟以混淆视听。
据于长銮介绍,如今无棣县西南关南侧有一座王佐坟,“文革”前已被盗墓者挖空,里边是否有“金首”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关于“金首”的传说是真是假,无论这颗“金首”到底在何处,王佐留给人们最宝贵的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忠君爱国的信念和体恤百姓的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