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多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念书，对是否继续读研究生有点犹豫。最后决定要考进研究生院，一个理由是研究生可以进入大学图书馆的书库。考进研究生院，继续交学费，可以进到库里随便翻书，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
我不喜欢跑图书馆，不喜欢被门卫盘问，不喜欢看到柜台人员为难的表情，也不喜欢让图书馆员替我跑来跑去。我的读书并非造福人类的大事业，只不过是自己喜欢看书而已。我没有义务跑图书馆，哀求图书馆员，行行好提供方便，而图书馆员也没有为我一个人勉强服务的义务。图书馆不想拿给我看，我宁愿不看，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当然我希望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员积极而且很高兴地拿书给我，但这恐怕只能是梦想。既然如此，我的理想便是自己进库里。自己在库里，拿什么书都是我的自由，再也不用麻烦图书馆员，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京大学文学部汉籍室是我真正的故乡，另外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阅览室以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图书馆室，可以算第二、第三个故乡。这三个规模不大的图书室，因为我有正式的利用身份，可以随便进库，而且管理的人员都欢迎我，让我进库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东京大学文学部汉籍室，是我感情最深的。文学部汉籍室空间不大，藏书也不多，但已经涵盖基本的古籍，满足日常读书的需求绰绰有余。专门收藏古籍，不收藏乱七八糟的当代研究著作，也是它的优点。这是专门为教学设计的资料室，所以原则上只供文学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专业的师生利用。读者范围有限，互相也都了解，而且人数不多，气氛十分融洽。刚上专业课程的时候，我经常泡在库里，随便乱翻书。当时的文学部汉籍室还有一个很大优点是让师生借书回家，而且数量、时间都无限制。我经常借走各种古籍，包括线装书，每到检点的时候，都要从家里扛一大堆书回去。东京大学的老师不教学生，但有这样一个不错的图书室，无疑胜过几百个教师。
五年前到北京大学教书，发现北京大学没有类似汉籍室的地方，古籍只有到大图书馆善本部看，而且都要填单子请馆员提书。何止北京大学，估计中国、台湾的高校都不会有像汉籍室这样的地方。文学部汉籍室如今不如以前，听说已经不让学生随便借书了。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一律“法人化”，大学失去独立稳定的经济基础，要仰国家政府尤其文科省（教育部）的鼻息，也不能继续让少数师生享受利用图书馆资料的特权。汉籍室不如以前，但仍然存在，师生可以进库看书，这一点还比北大强。我希望在北大也建设类似汉籍室的阅览室，让师生随便看书。现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有一个很不错的小图书馆，但古籍与研究著作混排，而且分类混乱至极。若有机会重新规整，或许差强人意了吧。
我在北大当研究生，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时北大图书馆有一个“研究生阅览室”，后来加盖新楼时被取消，已经不存在了。那里收藏一批丛书，让研究生进去随便翻看。虽然不像东大文学部汉籍室让人借走，只能在库里看，但收藏的丛书较丰富，质量也不低，远非东大文学部汉籍室之比。那里进来看书的人并不多，我能够在幽静的环境里，随意翻书，只恨时间过得太快。利用研究生阅览室的次数和时间都无法与汉籍室相比，但是那里整洁静谧的环境，至今令人怀念，好时光不再回来了。
在今天的中国，古籍已经不是少数特殊人群才会感兴趣的东西。旧书店卖线装书，价钱往往比东京还高，拍卖会更不用说了。去年夏天有一次去北图善本室要看胶卷，结果十几台浏览器都被人占用，差点没看成。这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对古籍有兴趣的人越多，古籍离我们越远。以前那些古籍很少有人去找它们，所以它们有空接待我们。现在它们身价百倍，收藏家要它们卖身，学者、学生要它们提供写论文、报告的材料，没功夫和我们这些闲人聊天了。我该替它们高兴，还是伤心?
2000年以后，我在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直接参与电子版古籍目录的编辑项目，虽然不是图书馆员，也等于在图书馆工作。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藏书包括东方文化书院藏书，大木干一、仓石武四郎等的个人的旧藏书，虽然也是仓石、大木还有阿部吉雄等人投入大量心血的结晶，在政治意义上也算日本帝国主义留下的遗产。古籍应该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本来不应该属于某一个人或团体或国家。我只希望这些古籍能受到良好的待遇，一方面被妥善保管，一方面被积极利用。一个图书馆拥有古籍，就要背负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特权。图书馆有责任妥善保管，不能使其发霉、虫蚀，不能让它被人撕破或破损。图书馆也有责任要保证那些古籍能够与读者见面，被人阅读。不被阅读的书，不叫书，而是废纸堆。书被阅读，被人理解，才能传其命脉。如果不被适当的人阅读，等于被人忽视或误解，这部书将会灭亡。收藏古籍的图书馆背负这样两方面艰难的责任，如果没有能力承担，不如转让给有能力的图书馆。考虑到世界各地图书馆都有各自的特色，各有优缺点，适当分散对古籍的保护与利用都有好处。
我在东洋文化研究所任职，为建设目录数据库、接待读者、培训图书馆员、选购新出版古籍等图书馆工作方面尽过绵力，是出于对古籍的责任感。研究所图书室原则上不让外单位人员进库，我在任职之前也没有进去过。这次才有机会随便进出，逐渐熟悉馆藏。最令我陶醉的是仓石的旧藏书。仓石的藏书特别精，几乎是应有尽有，应无尽无。重要的书，他都收藏最重要的几种版本。有些书，他有一部保存用的好版本，另外还有一部普通版本，普通版本上有他的笔记。藏书应该就是这样。可惜在研究所我忙于杂事，都没有时间好好看库里的书。我经常接待中国学者，为他们看书调查提供方便，自己却没有时间从容看书，是很遗憾。不知将来有没有机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利用研究所图书室？
2004年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就开始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编余嘉锡旧藏书的目录。在东京编目的经验，在此派上用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一个小单位，图书馆也很舒适，我希望将来对其藏书进行重新规整，如上述。
最近听到北京大学一位老师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是世界最好的一所图书馆，理由是该所图书馆让读者随便拍照， 只要读者自带数码相机，不花一分钱可以将古籍全部内容自行拍照，这是对读者最好的制度。他说得有道理，而且很能说明专业学者对图书馆的要求。东洋文化研究所过去没有自行拍照的规定，前几年才订这种规定，显然是为了适应技术发展。古籍没有版权，读者想要利用，想要复制，原则上没有理由设下限制。不允许静电复印，是因为用复印机需要把书摊开，压书脑使页面贴近玻璃，容易损坏书本。用数码相机拍照，也不用闪光，对书本的影响与普通阅览无所区别，实在没有理由限制。有些图书馆有错误认识，以为藏书是自己的财产，看到别人利用，感到自己吃亏，因而设各种规定，限制读者利用。最可笑的是三分之一的规定，说只允许复制三分之一。不知古籍没有版权，这种限制毫无根据。若真正为古籍着想，应该鼓励读者复制全部，因为全部的复制品可以作为完整的书，复制品会传下去，被更多人使用。如果只是一部分，读者用完，对别人没有价值，零散的复制品势必被扔掉，多么的可惜。最可怜的是收费规定。北图收费贵得离谱，号称“国家图书馆”，而要利用古籍壮自己腰包，完全没有道理。北图不是没有钱，它都有钱盖新楼，却要向读者收取一张几百元的复制费用。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北图的收费行为令几乎所有人鄙视北图。我说几乎所有人，也包括北图的馆员。相信将来北图会调整这种制度，逐渐正常化。
过去有一位日本研究版本学界公认的专家，希望看到北图所藏几部宋版书，通过几个管道提出要求，被北图善本部拒绝了。后来听说，善本部主任对那位日本专家不满，因为他没有邀请主任到日本讲学。想到过去的混乱到这样的程度，现在北图乱收费也可以理解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历史问题，随着时代变化而得到解决，虽然如此，改革体制还是需要大家积极努力。例如《中华再造善本》是中国政府投入巨款，动用国家权力，使各藏书单位配合，才实现的巨大项目。结果弄成低质量豪华线装本，薄薄一本都要好几百元，大部头的书要几十万元。这样能够满足一部分官员和馆员的虚荣心，却不能满足真正需要阅读这些书的个人读者的需求 。《中华再造善本》用线装形式，与原书装祯毫无关系。有些原书蝴蝶装，他们不用线装，而用胶水粘书叶的左右边，弄得像经折装。且不说印面复制水平之低，至少这种装帧纯粹为了虚荣，既阻碍学术发展，又将“再造”贬值为假古董。考虑到他们耗费的大笔资金全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想像投入那么多经费、动用那么大的权力，本来可以出高质量、低价格的一大套影印本，使整个国学蓬勃发展，不得不感到他们的罪过是大得可怕的。我要指出的是，北图一边盖新楼，一边向读者乱收费，与《再造善本》弄成豪华线装本，卖离谱的高价，完全是同一性质的。现在只能说我们任重道远。
去年我去台湾中央图书馆印资料，惊讶地发现他们完全开放善本书的复制品。善本室照样可以用全馆统一的“影印卡”，印一张一元台币，不管是善本书还是当代书刊都一样。自然也没有一半啊，三分之一啊等无理限制，让我欣喜雀跃。中央馆对读者十分友好，外国人只要出示护照，当场可以拿到临时阅览证，再买一张影印卡，任你随便复印善本书。实在是痛快，图书馆本来应该这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已经将所有善本书的全部书影在网上公布，供全球读者随时随地随便浏览。一开始，研究所里也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在互联网上公布，也有些人主张要收费。这些意见，我看都不妥当。首先，收费没有现实意义。网络上的资源，若要收费，几乎没有人愿意付费使用。哪怕有少数人愿意付费使用，管理收费的成本很高，实际收入也很少，结果是入不敷出。认为不应该在互联网上公布的意见，主要是怕别的藏书单位限制公布其资源，向我们要求交换条件，如果已经无条件公布，届时就要愁无筹码了。我看这也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担忧。假设我们率先无条件公布资源，结果自已吃亏的话，以后没有藏书单位敢公布资源了。相信我们的社会不会那么愚蠢。去年十一月份，东大研究所刚刚和北图签署合作意向书，并且已将大部分全文书影数据免费捐赠给他们，现在准备让他们在北图的网页上公布。希望将来我们阅览古籍越来越方便，为实现这种理想，我们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原刊台湾《国文天地》297期
附：
桥本秀美：我只是个读书人
1966年，桥本秀美出生在日本东北的福岛县。桥本的童年在乡下度过，宁静的乡间生活让这个本来就腼腆、爱看书的孩子养成了安静、爱思考的性格。1985年，桥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东京大学，主修中国哲学专业。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达到顶峰，随之经济泡沫也在不断膨胀并走向破裂。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乐观，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极度亢奋和骄躁的状态，就连大学的象牙塔也受到这种浮躁情绪的影响，结构主义、相对主义在学界盛行。前者鄙夷传统的、扎实的学术，后者随意怀疑一切前人研究成果。大学文科的课堂上，教授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的新观点，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学术走秀。这让淳朴乡间走来的桥本很难适应，他对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越来越感到怀疑和困惑:究竟什么是学问?大学的讲义有没有乱说? 桥本想要做严谨、科学的学问。他逐渐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经学，他觉得历经两千多年仍吸引众多学者的学问必然有其独特之处，而这种严密、成体系的“经典”才是他的追求和兴趣所在。
1990年，升入硕士阶段的桥本获得日中友协提供的留学机会，于1990年至1991年赴山东大学学习。在华学习期间，桥本的汉语水平有了显著进步，此外，他还在中国老师的建议下，开始研究整理日本流传的经学资料，并选择《论语义疏》作为他的硕士研究题目。《论语义疏》为中国南朝学者所作，原本已经失传， 在中国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到清代方有刻本出现，该书同时在日本长期流传。桥本希望通过研究《论语义疏》在日本的学术流传情况，来考察从中国南朝到清朝期间文本与原作之间的差别。但经过研究，桥本失望地发现当时传授《论语》的日本学者普遍水平不高，很多人甚至连汉语都不过关，这就很难谈得上对经书的深入理解。这一发现给桥本以极大的触动，他深感如果要了解中国传统经学，就必须读真正的中国著作，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读懂。
师恩如山
在传统的研究经典的书中，最基本的是唐代的“疏”，桥本就想读唐疏。他又发现，像《论语》这样思想性很强的经书，对其的解释往往有多家之言，这为后来学者的分析和判断带来一定困难。相对而言，礼学体系性较强，内容比较客观具体，有办法理解清楚，所以他将阅读的注意力转向礼学。可是，一开始桥本却完全读不懂这些经书，抱着无论如何也要读懂的信念，他开始刻苦钻研并四处找老师求教。桥本注意到中华书局王文锦、陈玉霞点校的《周礼正义》，点校者的水平很高，便萌生了拜师学习的想法。
博士期间，桥本考取日本政府公派留学生名额，于1994年至1996年再次来华进修，就读于北京大学。来到北京后，桥本发誓如果不能拜王文锦、陈玉霞其中一位为师，就回东京。幸运的是，在导师的帮助下他打听到了王文锦、陈玉霞两位老师的消息，发现原来二者是夫妇，并最终成功拜王文锦先生为师。
王文锦为当代公认的礼学名家，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审，曾主持整理点校《通典》、《周礼正义》等大部头典籍，独立点校《抱经堂文集》、《校礼堂文集》、《野客业书》、《大戴礼记解诂》（1983年）、《礼书通故》诸书。拜师期间，桥本跟着先生读清代学者的著作，做《仪礼正义》的点校，师生二人每两周进行书信来往交流学术。每周桥本都要认真看书，提出很多问题向先生请教，生活过得紧张而充实。先生会非常认真地查看桥本的作业，对有问题的地方与他反复讨论，直到解决为止。后来，由于桥本宿舍条件不好，先生干脆让桥本住到自己家里。每天，桥本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点校，先生就在外面边工作边等待，等桥本校完了，先生会一字一句地帮他修改。在先生的要求下，桥本的点校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每个字的各种来源都会查找清楚，因此一天往往只能整理一页。虽然辛苦，但桥本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思。回忆起来，那段时光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日子，没有人能有像他这样的经历，对此他感到非常庆幸。
在一年时间里，先生带着桥本顺利完成《仪礼正义》三分之一的点校工作。但后因种种原因，《仪礼正义》点校项目被迫中断。2002 年，由于积劳成疾，先生过世。每当回忆起先生，桥本总是充满了深情。他觉得自己和先生的情谊已经超越了友情或父子之情，这份情谊是他一生最可宝贵的财富。先生孜孜不倦，对工作的热爱和执著，对后辈的悉心栽培，都让桥本永生铭记和感恩。
北大第一位全职外籍教师
博士毕业后，桥本秀美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任教。尽管工作出色，但桥本觉得在日本国内的生活并不符合他的期望，日本社会的右倾政治氛围让他失望和压抑，繁重的行政工作剥夺了他读书做学问的时间，这让已经习惯了中国学术环境的他颇感不适。
2001年，恰有一位北大历史系教授到东京大学访问，经他推荐，桥本于2002年至2003年到北大历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访学期间，他心无旁骛，日日在中古史研究中心埋头苦读，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风雨无阻。一年下来，他的读书量惊人，北大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他找到了归属感，从而萌生了离开日本的念头。虽然彼时台湾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向桥本伸出了橄榄枝，但他更希望到北大，他认为这里才是做学问的地方。2004 年，桥本毅然辞掉东京大学的工作来到北京。这对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北大历史系的领导在了解桥本的情况后，对他来系任教非常支持和重视，积极与学校各方协调促成此事。学校也对桥本来华任教给予高度重视，并予以特别批准，桥本从而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位全职外籍教师。在人事程序上，桥本的入职手续也开创了北大人事工作的许多第一。彼时，北大人事部还没有相关的程序和经验可循，不知桥本的手续该如何办理，只能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没有相关政策就制定政策。北大人事部征求桥本的意见，桥本的要求非常朴实：“只要给我一间房子，让我有睡觉的地方，每月给我2000元，让我能够吃饭就可以。”于是，人事部就按中国教师的入职程序帮桥本办理了手续，桥本在北大不享受外国专家待遇，而与中国教师待遇相同。
在北大，桥本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一到北京，历史系的老师就亲自带着桥本找房子，替他打点生活方面的问题。在教学方面，系里也对他给予完全的尊重和支持，从来没有向他施加任何压力。为了还清上学期间欠下的500万日元的高额助学贷款，桥本不得不申请兼职，历史系的领导对他的情况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还帮助他仔细研究相关规定并准备各种材料，最终学校顺利批准他的兼职申请。2007年4月至2010年3月，桥本同时被北京大学、东京大学聘用，成为东京大学兼职教授，往返两校进行工作，这在北大历史上还是第一例。对此，桥本心怀感激。中国人的独立、灵活、自由、友善都令他深深敬佩和折服，他无法自拔地与这片土地和人民交融在一起。
其后，北大又陆续引进了数位全职外籍教师，他们专业过硬、年富力强，愿意长期扎根中国，为北大的学术繁荣和国际化做出了贡献。
桥本来华任教，如果教日语或日本史，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他教授的是中国传统学问经学、文献学，加之他博士毕业时间不长，除了博士论文和几篇文章得以发表外，还没有积累很多学术成果，因此起初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赞成他到历史系教书。为此，北大历史系专门成立了由五位中国古代史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对桥本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审查，多数专家对桥本的学术能力表示认可。
随着历史系老师们对桥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越来越了解，对他的学术水平也愈加肯定。桥本开始教课后，历史系老教师督导团的教授们旁听了几次他的课程，他们对桥本的表现大为惊奇。在历史系秦汉史教师大会上，老教师督导团的成员、先秦史和文献学领域的专家吴荣曾先生盛赞桥本学术功底异常深厚，称桥本的实际水平远远高于他个人材料里所反映出的水平，并力主抓紧与系里协商，让桥本尽快带博士生。当时，大家都不太相信桥本会长期留在历史系，他的离去将会是古代史教学与科研的损失，如果他能在历史系工作期间带一些学生，则他离开以后至少还可以留下这些学生继承他的学术衣钵。副教授带博士生需要系里批准，因此一些教师联名给系里打报告要求同意桥本带博士生。现在，桥本门下有一个博士生、两个硕士生，学生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公认的当年历史系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将于明年毕业。
来到中国以后，桥本组建了家庭，由于妻子叶纯芳是台湾人，婚后，尽管桥本本人不舍得离开北大，但为了家庭，他还是很有可能随妻子去台湾。北大对桥本的去留问题非常重视，学校研究的结论是:留住桥本秀美对北大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叶纯芳也是难得的人才，她的专业是经学，师从台湾顶级经学专家林庆彰先生，在学术上是桥本的同行。博士毕业后，叶纯芳在北大儒藏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她的工作受到了儒藏中心的高度肯定，中心非常希望留住她，但苦于编制问题只好忍痛作罢。了解到这一情况，北大希望桥本夫妇能同时在北大任教。经过历史系和学校的努力，2011年叶纯芳成为北大历史系正式教员。北大对人才的尊重和爱惜让桥本夫妇深受感动，而北大也为能留住人才、引进人才而感到高兴。
学术狂人
桥本来北大任教，工资只相当于在东京大学时的十分之一，但桥本认为北大是做学问的地方，并不计较待遇。桥本对学术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为了争分夺秒进行研究工作，他过着近似苦行僧的生活。没课的时候，他两天来一次学校，在食堂吃一顿饭，然后再买一份饭带回去作为第二天的食物，其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只靠面包和饼干过活。成家以后，桥本的这一习惯还是没能改掉，夫妇二人至今在吃饭问题上还是不能统一意见，桥本对研究如饥似渴，甚至吃饭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在他本来就不宽敞的三居室，根本没有多余的家具摆设，全部空间都被用来放书，以至于婚后连一张双人床都放不下。毫不夸张地讲，对桥本来说，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读书做学问，这也是他唯一的兴趣。
桥本对学术的疯狂追求，也让他取得了不同常人的成绩。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有很深的学术传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相关研究几乎中断，只有少数学者在坚持研究，并传承着传统的研究方法。但在台湾和日本，对中国经学的研究并未中断。桥本秀美对日本和台湾的经学研究都很熟悉，来到北大历史系工作后，他利用北大的各种资源刻苦钻研、勤奋治学，学术水平有了长足进展。如今，他已是日本汉学界的顶尖学者之一，得到台湾经学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在大陆学界也有相当影响。可以说，桥本秀美已经是中国经学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由于先前的积累正在快速转化为成果，他的学术影响力将越来越大。
在教学方面，桥本是出了名的对学生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他从不认为自己比学生强，除了一些基本的读书方法以外，并不会“教授”学生什么，因为自己的知识不都是正确的，他不想给年轻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为此，桥本坚持只给研究生开课，因为研究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能够质疑老师。
桥本给北大学生上课，非常认真投入。他开设的课程并不算多，但讲授的内容非常前沿，都是和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有关。桥本的每门课程只讲一次，他总是说已经讲过的东西再拿来重复讲对学生不负责任，要讲就讲最新的东西。为此他每一次备课都是全新的内容，备课的过程就相当于做研究的过程，非常辛苦，有课的学期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课，他会为了每周两三个小时的课而足足做一周的准备。他不肯在课堂上掺水，坚持给学生最精华的东西，把他的学术思想和最新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在北大极少有人这么上课，但桥本仍非常固执地坚守自己的初衷，现在依然如此，实属难能可贵。
桥本的课程难度很高，没有专业领域相关基础的研究生很难跟得上，因此选他课的学生少，旁听的学生多。课堂上，桥本总是把学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学生们觉得桥本老师的课更像是一种同道者的分享会，常常能激发出深刻的思考，通过学习，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自我学习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实践证明，桥本这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很快入门，了解专业领域基本研究方法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为学生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
2010年5月20日上午，桥本秀美出席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 “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开通仪式。他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思仁（Soren Edgren）一起点击开通按钮，与现场的来宾一道，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创办于1941年，是日本著名的汉学研究中心。其所藏古籍，包括了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旧藏，以及大木一、长泽规矩也、仓石武四郎等的个人专藏。但长期以来，这些古籍一直没有专人进行管理。出于学术义务，20世纪90年代，该研究所始建古籍目录数据库，2002年建设全文影像库，并在互联网上发布。2009年11月，该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签署合作意向书，将中文古籍4000余种，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向读者提供服务。这批数据包括收藏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一些专藏文库中的珍贵宋、元、明、清善本和民国时期抄本，经史子集各类俱全， 其中以小说、戏曲为大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为古籍数据库建设的重要参与人和此次国家图书馆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的主要促成者，桥本秀美一直是数字化开源资料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将各机构珍藏资料整理后实现数字化，并在网络上公布，以资源共享推动学术繁荣。桥本认为，数字化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同时看到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与通常图书馆将线装本、精装本、平装本等各版本分开收藏相比，更有利于读者进行阅读比较。古籍书籍库落户国家图书馆后，中国读者今后可以随时随地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访问这两个数据库。
“收藏古籍并不意味着拥有特殊权力，而是要背负沉重的责任。责任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妥善管理防止破损；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这些古籍能够找到真正理解它的读者。”桥本认为，古籍研究本身的关注者有限，如果都不能为这些人的研究提供一些便利，古籍研究又何以谈得上发展呢?“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的自由下载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影像数据库”的全文在线阅读是对图书馆传统保守服务理念的冲击，桥本希望能借此推动更多机构开放古籍收藏，让所藏古籍能真正发挥作用，从而激励学术发展。
为每一个文字注入生命
20 世纪30年代，仓石武四郎将自己读唐代《仪礼疏》的记录写成《仪礼疏考正》。当桥本秀美在学生时代读《仪礼疏》时，深刻体会到《仪礼疏考正》是多么了不起。按仓石先生的方法来读书，书中每一个字都鲜活起来。桥本希望像仓石先生那样，通过自己的读书工作，可以给书中的每一个汉字都注入灵魂，打通血脉，从而使沉睡在书本下面的精神得以苏醒。
让沉睡千年的文字获得重生并焕发活力，是桥本最感快乐的事。“在我去读书之前 ，有些字被忽视、被误解，处于一种半死的状态”，“通过我的阅读，有的文字会重获新生，有的文字可能被救活”，“我觉得书在等待我，字在等待我，所以我不能罢手”。事实上，桥本的工作已经被排得满满当当，迫切的任务包括完成尾崎康的《正史宋元版研究》的增订中译版，影印出版研究所藏的《仪礼经传通解》正、续集，整理出版杨复的《仪礼经传通解》等。此外，桥本还要完成先师生前未竟的工作，将《求古录礼说》做成佳本，而他毕生的追求则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做《仪礼疏》的佳本、做《仪礼正义》的整理本并给《仪礼集说》写“疏 ”。
桥本认为，书若不能读便不算是书。他自己也出书，三本著作已有两本出版，且每一本都是自己掏钱印刷，这样做是为了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对书的内容有所把握，并可以编排精致，做成方便使用的精装本，但定价不高，让一般学者都能买得起，这样一本书就可以成为大家的书，这本书也就活了起来。桥本深感现在的“坏 (版本 )书”太多 ，他希望好书能够做成佳本，也就是说，让一本书成为内容优良、编辑精细、使用方便的书。让这样的书在世上流传，让收藏佳本的人越来越多，是桥本作为一名学者最朴实的愿望。
正是有像桥本秀美这样甘于寂寞、以苦为乐、孜孜以求的读书人，才能让中华文脉得以永续，古籍文化得以传承。
本文刊于《北大洋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