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5年大学毕业。那时毕业分配实行双轨制，学校统一分配与自寻出路相结合。我毛遂自荐写了封信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居然有幸被录取了。第一天去单位上班，接待我的就是林虞生老师，他当时是校对科科长。林老师身材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吧，人也偏瘦，五官清秀端正，戴着一副浅色塑框眼镜，目光炯炯，身穿一件洗得有些发皱的衬衫，坐在窗口的一张老式办公桌前，见我来了，笑着起身相迎，请我坐下，和蔼地和我交谈了一会儿。后来听说，我们年级另一位女同学先来社里找工作，林老师本来想找个男的，又看了我的自荐信，觉得信和字都写得不错，于是就选择留下了我。
林老师起初有意培养我做他的接班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一者我没他那个能力和水平，二者做校对也实在太辛苦，所以干了五年之后，我转入编辑部，那时林老师也已退休。社里的老职工都知道，林老师特别喜欢我，常在别人面前称我为“小徒弟”。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师傅。
林老师是广东潮州人，今年88岁。小时候他在新式学堂读了六年小学，还没毕业，碰上日本侵略军在潮州登陆，就辍学了。后来在乡下陆陆续续读了三年私塾，学的是《幼学琼林》、《孟子》、《古文评注》、唐诗、《小仓山房尺牍》等。他在家乡务过农，20岁时来上海学生意，做转口贸易方面的工作。解放后，海路不通，失业了，只能寻别的事做。1956年12月，经人介绍，他进入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做了一名专职校对，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校对生涯。做古籍的校对着实不易，光是各种各样的古体字、异体字就够人呛，还要掌握纷繁复杂的古代文史知识。林老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逐步成为一名优秀的古籍高级校对。
林老师平时生活简朴，不抽烟，不饮酒，不喝茶，甚至连白开水也很少喝；做起校对来极其投入，可以忘记冷热饥渴，进入忘我之境。他长期坐在朝北的一间小办公室。那时还没有空调，别人冬天都以热水袋或火炉取暖，而他却什么也不用，一坐就是几小时，专心校对，同事喊冷，他偏说不冷；夏天再热，他也说不热。做到得意处，每每哼起潮州小调。到老了，他经常腿脚关节疼，影响到走路，恐怕也与那时受寒有关。
林老师的知识面很宽，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民俗等都涉猎。他特别爱买书，业余做校对赚来的钱不少用在了买书上，再昂贵的书、画册他也会买，比如《中国美术全集》他就买了一套，还有《艺苑掇英》画刊，期期都买。因为兴趣广泛，看的书多，记忆力又强，所以知道的也多，对于校对工作大有帮助。他做校对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校文字的对错，还看内容的正确与否，后者已是编辑的职责范围。林老师在某些方面的水平甚至超过了资深编审。所以长期担任我社学术季刊《中华文史论丛》编辑工作的老编审蒋维崧老师一直请林老师来校对。林老师每次都能看出许多内容方面的硬伤，令蒋老师深为折服。下面就举几个林老师校对的案例吧。
某稿中有“关、郎、郭、京”一语，林老师慧眼，改为“关郎、郭京”，原稿多加了两个顿号，于是两个人就错成了四个人。
某稿中写到某历史人物在宋代绍兴年间，林老师记得此人活动在北宋，南宋时已死，故改为北宋绍圣年间。原稿让死人复活了。
某稿云：“君谟，蔡襄之子。”林老师改为“君谟，蔡襄之字。”宋代蔡襄，字君谟。一字之差，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儿子。
某稿云：“秦会之……”因是讲宋奸臣秦桧，所以编辑改为“秦桧之……”。林老师认为不应改，秦桧字会之，秦会之就是秦桧。
某稿云：“王逸少……”整理者作注，把“王逸”与“少”拆开来理解，故以为是撰《楚辞章句》的东汉校书郎王逸。林老师看文章讲的是书法，断定此处的王逸少就是王羲之，逸少是王羲之的字，遂纠正了注解错误。
某稿有：“金秀容元好问”，一新编辑加一顿号，成“金秀容、元好问”。林老师说千万不可改，“金秀容”不是人，而是指金代秀容（今山西忻县）这个地方。
某稿云：“《王秋涧先生全集》一百卷，明翻宋本。”林老师提出疑问：王秋涧（名恽，号秋涧）为元朝人，怎么会有宋刻本？遂改为“明翻元本”。
某稿云：“咸丰朝十三年”、“光绪帝在位三十六年”。林老师一看就知道错了：咸丰朝只有十一年；光绪朝只有三十四年。
某稿云：“元至元七年（1341）”，林老师提出质疑，元代有两个皇帝年号皆为至元，后一“至元”只有六年，这里自应为前一“至元”，便改为“元至元七年（1270）”。
某稿中有“驻马厂”一句，校对在“厂”字上用铅笔画了个圈，表示有疑问。编辑看后改为“驻马店”，林老师觉得不能改。“马厂”是地名，在河北，“驻马厂”意谓驻扎在马厂这个地方；而“驻马店”在河南，是两个地方。
某稿中有冷僻古地名“获泽”，林老师说只有“濩泽”或“获鹿”，后改为“濩泽”。
某稿中有“缅铃”，编辑改为“缅伶”。林老师说不能改。“缅铃”是淫具，《金瓶梅》中提到，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里有介绍。
以上诸例只不过是几年前我有两次去探望林老师时，他和我谈及的近期校对中发现的部分讹误而已。我曾建议林老师将他校对中发现的具有典型性的错误记录下来，整理成文，让年轻人学习，谁知被他断然拒绝：“不写不写！没啥写头，要得罪人的！”由于社里的校样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销毁，所以经林老师校对过的校样大多无存，他的校对经验也没法传承下去，十分可惜！
听林老师讲，1959年至1960年间，社领导曾经有两次想调他去编辑部做编辑，都被他婉拒了。因为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编辑都要参与，他嫌烦，还是喜欢静静地做个校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与世无争。1969年11月，出版社职工响应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号召，纷纷下厂参加劳动。林老师被安排到南京梅山炼铁厂，做了一名传输带旁的工人，一干就是整整六年，直到1975年11月回沪，仍旧做校对工作。几十年的冷板凳从没让林老师感到厌倦过，反而觉得其乐无穷。他曾对人说：校对捉到错误，就像大热天吃棒冰一样舒服。可见校对已经成为他的一大乐趣。他甘于做一名默默耕耘的幕后英雄。
林老师做校对既快又好，每月完成的工作量总是最多。不少大部头书都由他一人最后统校。退休前几年，他担任校对科科长，但校对数量丝毫不减。他家住最远，每天却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林老师性格刚硬直率，脾气较急，对下属要求严格。平时他和蔼可亲，说话不乏幽默，但要是谁校对某书质量很差或者其他方面犯了什么错误时，就会当面训斥，不留情面，记得年轻女孩都被他训哭过；因此科室成员都惧他三分。林老师对我格外爱护，旁人都艳羡，可我一旦犯错，他照样严厉批评。记得有一次我中午出去，回办公室时迟到了，林老师板着脸狠狠责骂了我两句，此后我再也不敢迟到了。
除了校对，林老师业余还撰写出版了《人物画》（收入“文物鉴赏丛书”），参与写作《古代艺术三百题》等，标点整理了《升平署岔曲》、《林昌彝诗文集》（与王镇远合作）等。
林老师爱好收藏古陶瓷、古籍版本等。我对于收藏以及书画的爱好，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他特别喜欢民俗的东西，如小说、戏曲、版画、年画、民间手工艺品等，还收藏了不少清代戏曲唱本、地方民歌小调集，其中有些还是抄本。
林老师退休后一直被社里返聘。虽然住得比较远，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来上班。到他75岁时，社里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才不再留他，但仍请他在家里做校对。到80岁时，林老师自觉精力不济，主动提出不再校对。可在蒋维崧老师的一再恳求下，林老师盛情难却，才同意帮忙校对《中华文史论丛》（一年4期），这样又做了5年，直到他病倒为止。
因林老师家较远，我平时工作又忙，自他不来社里后，我不能经常去看望他，但常常和他通电话，他总会问起社里的情况，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则尤为关心。每次我去拜访林老师，都会受到一次教益。他不光传授我知识，还教我如何做人。徒儿不才，有负师傅厚爱。
林老师从不把自己归入知识分子之列，他经常说：“我当过农民，做过工人，小学没毕业，我是大老粗。”但老同事们都知道，他的古籍校对水平之高，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技进乎道，入于化境，后人恐怕难以超越了。
2012年春节期间，林老师突然中风，左半身瘫痪，行动不便，才结束了长达50余年的校对生涯。今年适逢林老师米寿（“八十八”合为“米”字）。年初，他忍痛将毕生珍藏的线装古籍悉数卖去，4月又被送进养老院，连手机也没有，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我曾去探望过几次，他虽身体状况尚好，而神情不免有些黯然。老师一生奉献古籍出版事业，晚景却如此落寞，言之令人心酸。
本文原载于《古籍新书报》150期，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袁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