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知道当下和未来应当怎样抉择，唐太宗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被我们称为历史学家，也就是历史这一领域的专家。一位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的角度，可能是多方面的，由此也可能会出现大众认为“惊世骇俗”的观点。但对于一些被民族集体所定性的历史问题，即便是历史学家，也应当和民族立场保持高度一致。比如南宋奸相秦桧，将抗金名将岳飞迫害致死，被后人骂了八百年。
从根本上来讲，秦桧敢迫害岳飞是有高宗皇帝授意的，许多人也能够看到这一点。秦桧就好比是一把刀，皇帝才是凶手，岳飞被害之后自然不能全怪作案凶器。但因为凶手身份的特殊性，所以这把刀就承担了全部的罪责。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并不是在为秦桧洗白，只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但中国近代有一位历史学家，他重论秦桧的功过不说，还把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定性为割据军阀！此论一出，立刻被千夫所指。
这位历史学家名叫吕思勉，是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在史学界是举足轻重的大师。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在通史之中同样意义重大。这样的一位大师级人物，是怎样定性岳飞、秦桧等人的呢？他在自己的书中如是写道：
“前七八二年……（秦桧）与妻王氏，渡海南归。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
但凡是认识字的人，一看便知吕思勉在为秦桧洗白。这样一个公认的奸相，在吕思勉这里反倒成了爱国人士；残害忠良竟也成了有能力的表现。对于爱国将领岳飞和韩世忠等人，吕思勉则是这样认为的： “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一边夸奖秦桧爱国、一边又批评岳飞和韩世忠为“骄横的武人”，吕思勉这种骇人听闻的历史观点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1935年，愤怒的国人将他告上了法庭。
但吕思勉身为一介文人，他写的东西当真只有表面意思吗？讲述历史时，时间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吕思勉的书中，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时间全都“不对”。秦桧南归的时间明明是南宋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而吕思勉写的却是“前七八二”年，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吕思勉身为历史领域的专家，不可能把时间错的这么离谱。当我们把1130年再加上个782年，会得到1912这个结果，正是“民国元年”。
在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林立，国家正处于大分裂时期。吕思勉一介文人，能够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只有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才能实现。文人写的东西从来都不只是表面意思，否则也不会有“文字狱”了。他“洗白”秦桧、贬低岳飞，全都是为了引出自己最终的结论：“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 “很明显，吕思勉就是在借古讽今，痛骂当时的各路军阀。
吕思勉就是在用这种反面的方式，来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怀。如果坚持认为吕思勉就是在洗白秦桧，就是一个没有民族立场的汉奸，那就大可不必了。吕思勉的民族气节，堪称民国文人中的表率。日寇侵华期间，对吕思勉极力拉拢，即便是威逼利诱他也不为所动。夫人病重之时，他宁可在寒冬腊月卖掉自己仅有的大衣也不投靠日本人！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在生死关头，依旧将民族大义摆在第一位？
吕思勉通过逆向的方式唤醒国民，自己被骂得越激烈，就说明效果越好！近代的中国人因为清王朝长期的愚民政策而大多无知、思想落后，没有民族和国家意识。但就是因为有着向吕思勉和鲁迅这样的爱国文人，通过拯救思想的方式，为拯救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吕思勉“洗白”秦桧虽在当时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但他的真实目的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他当之无愧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