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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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元智
男，辽宁省鞍山市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史专业毕业，历史学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东北城市史，近代东北工业史和近代东北红十字运动研究。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悍然侵占了辽宁地区，并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高举红十字旗帜，积极对受难军民开展人道救助工作，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历经万难，扶危济困，彰显了“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关键词：九一八；中国红十字会；辽宁；人道；慈善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随即侵占整个辽宁地区。九一八事变不仅造成了辽宁地区政治权力的更迭，还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兵燹之下，民不聊生。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高举红十字旗帜，积极开展对贫苦民众的救助工作，在战乱中，彰显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一、日军对当地社会生活的破坏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军人破坏南满铁路，悍然对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城，随即进占整个辽宁地区。
日军占领沈阳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日军不仅强占了奉天兵工厂和奉天军械厂，还动用军用汽车三四十辆，趁夜色掩护将原存于两厂的武器弹药和机械设备偷运至日本南满铁路沈阳火车站装车运往大连。在沈的各大政府机关也被日军强行占领，市政公所、交涉署、官银号等无一幸免，时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教育厅厅长金毓黻、第二工科学校校长等各级官员数十名被捕，关押于日本宪兵司令部，荣臻、刘震东、王达、袁佐唐、高逢泰等人出逃，前往北平与张学良会合。政府各机关无人办公，所留存的文件、印信、凭照均被日军劫掠，虽然“辽宁当局以日人将各机关印信抢去恐其提取公款，已通知各银行注意防范”，但是抢掠成性的日本暴兵岂肯放过，不仅东三省官银号所储存的黄金、白银、外汇、债券等被日军劫掠运走，沈阳城内的各大文武官员宅邸也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张学良的宅邸也难逃厄运。据1931年10月1日的《申报》报道：“帅府字画古董珍物器具十九[日]晨由日军捆载而去，其价难以估计。闻只张作霖之第五夫人所损失之金条、珠宝、饰物、现款，共值一万四千万元。”此时，东北地方政府的管理系统已经全面瘫痪。
在社会生活方面，除英美烟草公司及外国人建立的工厂照常开工外，中国人开设的所有工厂全部停工，工人们只能到粮秣厂领取救济粮过活，初期每日一人可领一斗米，后来逐渐减少，由五升减少到一升。沈阳市内的大商店均不敢营业，个别小商铺每日也只敢偷偷营业两个小时。由沈阳寄出的信件一律改贴日本邮票。《奉天公报》照常出版，但只允许刊载日本的消息，《新亚日报》则已投降，《大公报》沈阳分馆经理因未经日方允许自行发售，被日本宪兵捕去，并将报纸全部焚毁。沈阳市内抢案迭发，仅北市场就有饥民在白天抢劫米面店；另外，在北关、南关和西关均有抢案发生，所抢之物不仅仅是食物，金银、珠宝、饰物、现金均有被抢。此外，沈城物价飞涨，面粉每包由四元涨至十元，“高丽米每担约三斗半，已由五元累涨至十六七元”。
为了防止饥民抢劫米店，维持社会秩序，由商会负担警察费用，沈阳市内的警察开始复原上岗。起初日方不允许警察携带警棍，后经反复交涉，每区警察共发枪三支，每支枪配发子弹十五颗，以便维持沈阳城内日常秩序。此外，为了恢复市场，日军强迫华商复业，并打死商人数名，尸身也不知下落。
在军民死伤方面，仅据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救护队队长郑祥茂报告，十九日晨，韩云鹏即因伤重遇难，并由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救济。“其余死亡，据调查统计北大营有重伤者八十七人，日军且不容救护，终以惨亡，为世界所未有之惨剧。此外医士死三十九名，伤六十人，士兵死一百四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七名，民众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二百七十人，工人死二百二十名，伤一百一十名，此均经敝会调查者，余则不悉。”以上数据皆为郑祥茂本人亲自调查得知，因此所得数据较为真实可信。在九一八事变中，沈阳死伤军民很多。加之“初，日军炮兵驰驱街市示威，后渐减少，每晚街上枪声则与日俱增，有加无已，市民恐慌益甚”。在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淫威下，辽宁民众的悲惨境遇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对受难军民的人道救助
国土沦丧，人民受难。面对如此残酷境遇，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没有被吓倒，在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道救助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城内有大量伤兵无人救治，其状甚是可怜。战地救护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核心工作，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第一时间组织救护力量，对伤兵进行救治。1931年10月6日的《盛京时报》就以《红十字会设立沈阳总医院》为题对此进行报道：“万国同盟红十字会辽宁分会，兹为在此事变中实行工作计，特委托工业区远东医院，改设为该会沈阳总医院。该医院现已同红十字会员分头工作云。”此外，在沈阳的其他医院也将所收治的伤兵移送红十字会医院，以便进行集中救治，如“东北医院因进行一切不便，该院长现正筹备结束。惟该院尚驻有伤兵百余名，正在治疗中，此等伤兵目下既难出院，该院院长正向红十字会病院，商请移收之办法云”。除了让伤兵入院进行治疗外，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还集中力量组织了三个救济队，分别在沈阳和北宁路沿线进行救治抬埋，对此1931年10月12日的《民国日报》有所报道：“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共组救济队三队，有二队留沈，一队在北宁沿路，所有各次劫（列）车之伤亡，均系本会医治抬埋云云。”
除救治伤兵外，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还为饥民发放赈米，如“辽宁红十字会，兹为赈济工业区、保安堡一带饥民起见……施发赈米”。并为失业难民组设失业收容所，如沈阳红十字会会长祖宪廷“因全市难民暨一般失业人等流离失所，深恐该等滋生事端，特联合各界假前社议会地址，设红十字会收容所一处，并拟在皇姑屯地方设分会一处。现正奔走，与各方接洽筹备中。闻皇姑屯分会将由李凤楼担任分会长，指导进行一切云”。后经不懈努力，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将失业收容所由一处扩展为五处，并与施粥厂一同办理，以此加大对饥民的赈济力度：“沈市难民老幼，盈满街闾，其惨状目不忍视，其悲声耳不忍闻。红十字分会，念系同胞，当于十月一日成立粥厂及收容所五处，以救灾胞，出水火而登衽席。凡无居无食之难民，均可赴就近之收容所及粥厂，以便就宿就食。粥厂及收容所地址列下：（第一粥厂第一收容所）皇姑屯车站前；（第二粥厂第二收容所）北市场德善堂公所；（第三粥厂第三收容所）大北关火神庙院内；（第四粥厂第四收容所）大小西关王庙院内；（第五粥厂第五收容所）小东关天齐庙”。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赈济饥民的善举及受惠人数在1931年10月15日的《申报》亦有报道：”沈阳红十字会设立粥厂五处，就食难民达四万余，内衣冠中人不少。”此外，沈阳红十字会会长祖宪廷不仅率领红十字会积极开展赈济工作，还请理善会协助红十字会一同进行放赈工作：”以本会放赈事务繁要，各组织员不敷支配，乃请理善联合会职员及各部长承办等来会协助，业于七日招（召）集到会，讨论协助任务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总会与辽宁分会的联系被完全切断，散落在辽宁各地的各个红十字分会顿时变成了“没娘的孤儿”，有些分会的会务骨干流亡关内，分会自行解散，有些分会的会务骨干投敌卖国，将分会拱手送予敌人，但是还有一些分会虽然身处沦陷区，仍然高举中国红十字会的旗帜，为当地民众施医舍药，其中,中国红十字会盖平分会和锦县分会所做的工作最多，取得的效果最好，受到当地居民的高度赞誉。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辽宁分会虽然无法与总会取得联系，接受总会的指导和支持，开展大规模慈善救助活动，但仍然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冲破日军的层层阻挠，高举红十字旗帜，本着人道主义，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慈善救助活动，为当地百姓服务，造福一方居民。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历经万难，扶危济困，彰显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注】文章原载于《兰台世界》2023年第4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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