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河流相比，卫河除了需要保证沿岸农田灌溉用水之外，更需要保证漕运，而明清时期一年中漕运系统运行就在秋天、冬天。

卫河主要是河南八府所缴纳上来的漕粮入京通道，每年9月就会有督粮道的道台督促各府将需要缴纳的漕粮运输至河南卫辉、直隶元城小滩镇、山东馆陶等地进行交兑（不同的历史时期，交兑地各不相同），然后于第二年3月底前必须运到京城。

卫河流域图

由于粮食是大宗物资，无论是各府到交兑地，还是将其运输到京，水路是唯一和必然的选择，保证漕路水量是关键。

但是作为卫河来讲，其上游没有大河，水量并不算大，而且沿途经过的豫北、直南、鲁西均是粮食主产区，灌溉用水需求极大，农业与漕运争水严重，有时候为了保证漕运需要，实行“官三民一”的用水分配制度，即“令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有的年份甚至达到“官二民一”。不但漕运艰难、沿岸百姓也是怨声载道。

尤其为卫河补水的措施，引漳河之水“全漳入卫”，是在清朝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才得以实现的，在那之前虽然也有引漳河水入卫济运之举，但并不是常态。而董上新、郑先民所在的时期，“全漳入卫”还未实现，灌溉、漕运方面的用水全靠卫河“自产”，所以秋天的卫河涨水，对于馆陶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能够解决两方面问题：

其一，卫河秋涨可以缓解秋收秋种的灌溉用水，以及漕船运输用水的矛盾；

其二，卫河秋涨减少人力、物力开支，减轻县里官、民负担。

以上两点，第一条很好理解，第二条有必要解释一下。

1855年《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全图》中的馆陶与临清一带

明清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可不是简单弄几条船运输粮食这么简单，而是有着一整套运行体系来保证运输的。

乾隆《东昌府志·漕渠》记载：

馆陶县，主簿一员，该管卫河西南自直隶元城县界迁堤起，东北至尖冢铺临清州界止，计长一百二十里。

浅铺，额设浅夫三十名五分。

而《大明会典·卷之一百九十八·河渠·夫役》则有：

馆陶县尖冢儿等浅铺十二。老人十二名。夫九十六名。

在清朝，管理馆陶境内卫河的官员为“主簿”，由于其专管河道，也称管河主簿，是一名相当于今天正科级的官员。

而明朝史书记载的老人、夫，以及清朝的浅夫，《漕河图志》中有载：

在浅铺者，曰浅夫，以巡视堤岸、树木，招呼运船，使不胶于滩沙，或遇修堤浚河，聚而役之，又禁捕盗贼。

馆陶县在明清沿卫河有迁堤、称勾湾、小马头、南馆陶、安静、黄花头、冀家河、窝儿头、北马头、滩上、马拦厂、尖冢十二个浅铺，这些浅铺拥有的浅夫人数在明清并不相等，可能是根据卫河水情与漕粮运输不同的情况而设。

1937年《馆陶政区图》

这些浅夫的作用，就是巡视堤岸和树木，避免发生险情；提醒、拖拽来往船只，避免搁浅；修理河堤；在水浅的年份要疏浚河道；捕捉盗贼等。

一般来说，这些浅夫在漕运水流不足时，或挖泥、或拖船，基本上就可以应付了，无非是工作量大小与多少的区别。

但是到了特殊年份，需要大规模疏浚河道、整治堤坝，就需要大量征发民夫来进行。《大明会典》记载：

凡超取夫役，洪武元年定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

县里每一顷田就出一人丁，明朝万历年间馆陶县有田一万二千余顷，就需要出人丁12000余人。

在农耕文明的时代，人力是一切的基础，如果因为卫河水浅而需要征发民夫，对一个县的经济来说就是一个沉重打击了，否则也不会有像《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凡在京城垣河道，每岁应合修缮，须于农隙之时，于近京免粮”，就连京城在进行城垣建设、疏浚护城河时所需要的民夫，也要在“农隙”时也就是农闲的时候，就是避免过于损伤民力。

因此，卫河秋涨之后，灌溉用水和漕运用水都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对于“全漳入卫”之前的馆陶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喜讯，值得诗人及县官去写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