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常情况下，一位公爵所属的领地会因为继嗣争议而发生分裂，继承人间因继承要求发生矛盾冲突，此时便需要帝国内部的政治机构出面调解仲裁，这些成百上千的政治机构一旦遇到“自由帝国骑士”个人名下的城堡的归属问题，便会纷纷介入其中，借机分一杯羹。
这种状况就好比是神圣罗马帝国配备的一个“只读光盘驱动器”，在拿破仑彻底废除这种制度之前，对于任何一个来自伦敦或巴黎等统一国家城市的人而言，若要在电脑屏幕上展示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极其复杂而混乱的彩色城市地图，必然会如坠云里雾里。诸如施瓦本（拥有众多颇具实力的自由帝国骑士的自治区）等地区便被分割成了无数面积极为狭小的区域，每片区域都有着各自的复杂历史。
图|伦敦老照片
如果穿越德意志全境的话，会发现四处布满了无数界标，若是乘船在莱茵河上前进，则时常需要支付数不清的通行费用给各家掌管河道的贵族势力或者城镇管理机构，而这些人不过是恰好掌管了某一小段河道的通行权而已。
在人们偶然经过面积狭小的侯爵领地安斯巴赫时（在游览安斯巴赫博物馆的过程中——这家博物馆人迹稀少，展品也枯燥乏味），必然会对此地的复杂地图感到头痛不已，即使是这样狭小的一个独立国，也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在临近的邦国拥有土地，或者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独特习俗。
符腾堡公爵拥有领土的过程看起来则更像是一个残酷的玩笑。虽然表面看来，在西南部拥有众多土地实则不如说是一场空欢喜，因为大部分土地不是荒无人烟或毫无价值，就是掌握在当地权贵的手中，这些贵族自然会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阻挠公爵阶层想要夺回土地的计划，避免公爵们在地域上或财政上独揽大权。有些公爵尽了最大努力想要保住自己在法国东部继承的部分飞地——这些飞地绝大多数贫困落后，随处可见的除了圈养的牲畜就是破旧的教堂，但这些地区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对这些财政上捉襟见肘，权力上处处受限，饱受屈辱与掣肘的公爵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图|查理四世雕像
然而，对于至高无上、发号施令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言，这些矛盾显然不是容易被忽略的小问题，而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帝国 大事。1356年，皇帝查理四世颁布了《金玺诏书》，这份诏书成为之后帝国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准则。诏书规定皇帝只能从七位法定候选人中选出，七位选帝侯都拥有广阔的重要领土。七位候选人包括三位教会候选人——德意志大主教（辖地美因茨）、高卢和勃艮第大主教（辖地特里尔）以及意大利大主教（奇特的是，意大利大主教的辖地为德意志的科隆）；四位世俗候选人——波希米亚（捷克）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勃兰登堡藩侯和萨克森公爵。
这七位选举人所构成的阵容也经常因为不同的历史原因而发生变更或增减。选举帝国新任皇帝的仪式在帝国自由城市之一的法兰克福举行。举行仪式的场所遗迹在1944年毁于战火，在大规模重建后，该处古迹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很可惜的是，重建过后的建筑过于华丽精美，无论是墙壁还是屋顶，都完美无瑕，失去了某种应有的古朴陈旧气息，使人很难真正感受到来自古老中世纪的氛围。七位选帝侯分别由自己的领地出发，齐聚在法兰克福的一间特定的小型礼拜堂中，然后进行选举。
图|俯视法兰克福风景
一段时间之后，再经各人提出异议，争论一番，确定一名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成为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新皇帝会在中央广场的露台上现身，面向罗马广场密集的人群，之后摆下宴席，大肆庆祝。在法兰克福，选举新帝的仪式无疑是人民生活的重中之重，也是全市上下值得自豪的大事。直到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这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依然存在，也使得 得法兰克福成为19世纪德意志邦联议会所在地，同时也继续跻身“自由城市”之列。
当人们研究中世纪的历史时，通常都会花上大部分的时间研究其中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公元10-13世纪。虽然大部分的历史事件依然掩埋在重重迷雾之中，其中也不乏彻底消亡或被后世误解的部分，但在探究历史，逐渐拨云见日的过程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无穷无尽的魅力——城市逐渐发展，国境逐渐成形，社会组织结构虽然仅仅是雏形，但也开始逐步明晰。
研究的难点之一在于，人们很难得知在这段时期之初，人们对于那些即将逐渐演化成现代国家形态的地域采取何种称谓。自然，以现代的命名法可以找到相当巧妙的表述，将之模糊地称为“部落”，就好比现代非洲的那些部落组织一样。如果考虑到德国的历史现实，这些部落的消失不过是一群历史学家们故作博学的文字游戏罢了。
图|古普鲁士人形象（油画）
部落虽然历史悠久，却难免愚昧落后，令人感到尴尬，“部落”（tribe）这个词实在难以与今日的德国产生联系，并且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给人一种化外之地的蛮荒感。正因为语言上的刻意模糊以及信仰上的吸纳改变，大部分部落文化已经彻底消失了，而索布人、文德人、古普鲁士人及其他部落居民之所以依旧保持着部落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拒绝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侵袭，免于被斯拉夫人同化的命运。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至今仍旧具有现实意义，对纳粹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有一种解释认为，纳粹政权对中世纪历史文化如此痴迷狂热，原因之一便是中世纪的历史让整个欧洲都进入人们的视野——德意志代表“文明开化”，波兰代表“野蛮部落”，被文明领域拒之门外（事实上，数个世纪以来，波兰都是占据着广阔领土的强国之一）。
诚然，人们都希望呈现在自己眼前的历史清晰明了，然而不管人们以何种方式为“部落”一词下定义，关于它的争论始终无法彻底尘埃落定。大部分人首先忠于自己的家族，而后忠于所属的教区或行会。同理，平民也必须对统治他们的公爵表示效忠，不仅要上缴金钱和货物作为赋税，还要花费时间履行公民义务。在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他们应尽的义务。若是某年作物歉收，平民便无力以实物支付赋税，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复杂的谈判商讨。若是敌军突然来袭，人们便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然而这种情况下一般平民通常难以做到正确应对，因为缺乏定期的、严格的武器自卫训练，并且这种懈怠、缺乏危机意识的状况通常会持续数代之久。
图|十字军东征油画
一次十字军东征也会给人民带来众多新的负担——除了大规模的、正式开始的十字军东征，还有数不清的小规模征兵，这些数据（包括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及其他）只在19世纪历史学家的文献描述中有所记载。前后数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恰如一部系列电影，第一部博得满堂彩，之后的续集就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了。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席卷整个社会的东征热情知之甚少，但可以想象，这种狂热是如何被教会奉为圭臬，使得朝圣成为全社会的重中之重，所有人都为异国土地上流传的故事而深深着迷。各地现存的十字军陵墓和圣墓教堂中幸存的部分雕塑依然体现了这些传统， 德国小城韦尼格罗德即是如此。
十字军东征需要的是各方的服从与协调。正如今天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个人层面、部落种族层面和普遍层面的不同身份也能够彼此协调与妥协。对于一名十字军战士而言，个人追求的是灵魂救赎，对于他所属的家族和族群而言，他既希望能够为同胞带去荣光，也希望为家庭带去富足的生活。例如一位巴伐利亚公爵治下的士兵，他需要履行义务，离家作战，将耶稣成长的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胜利夺回，这也是他身为基督徒的使命之一。在这位士兵的脑海中，他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所属部族－但显然，他的归属感中并不包括“德意志民族”这个整体概念。
图|英格兰田园风光
部落文化在德意志民族思维中可谓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对于中世纪的众多日耳曼人而言，在思想上“成为”德意志人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一名中世纪的巴伐利亚人或施蒂里亚人能够在很多方面表示忠诚，例如对待家族或所属部落，但对于特定的“德意志”概念无法形成有效认知。在英格兰同样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但在面对这样的混乱时，英格兰的解决途径却更胜一筹－虽然直到15世纪，这样的问题才最终全部解决。英格兰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国土面积狭小的问题，因此这样正式的忠诚协作关系缺乏现实意义。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过后，这种关系更是少之又少，唯一可能的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后维多利亚时代郡县制度的诞生，比如一个人出生成长于肯特郡，他便要在肯特郡奉献自己的一生。其他的一些郡，如约克郡或康沃尔郡，都拥有十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
在某些地区，尤其是那些与威尔士或苏格兰接壤的地区，人们通常要肩负解决边境争端的责任。然而，即便是在权力的巅峰时期，英国的割据领主们也会专注于整肃军队，组织操练，同时担 负起作为社会领袖的责任，对国家的权力中心伦敦表示忠诚，即便国家上层通常会暗中图谋瓦解地方势力。渐渐地，“某某地公爵”这个称呼本身变得越来越像某种象征，显示他们收取的赋税来自何处，并非表示法律规定一名公爵必须终生居住于该固定区域。最终，只有国王所在的宫廷才真正具有政治意义，也就是英国唯一的权力中心——伦敦。
图|英格兰兰开斯特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亨利六世
德国的历史则与英国有着天壤之别。19世纪，一种与英国类似的国家体制基本成形，然而这次尝试面临着管理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并且内部矛盾重重，可谓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例如，罗伊斯家族的长系亲王和幼系亲王最晚自12世纪起，便是图林根州众多山谷地带的统治者，这片谷地曾是德意志移民阻击外来异教侵略者的咽喉要地。
这个家族的每一位男性成员都会被命名为亨利，以表达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的无上敬意。这种命名方式本身已经足够令人匪夷所思，但更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每位男性成员的命名还包括排序的数字，而非简单的“某某执政亲王”，因此还曾经出现“亨利六十七世”（Henry LXⅦ）这样可笑的称呼。
每隔一个世纪，旧的排序就会被推翻，重新开始计算新一轮排序的数字。罗伊斯家族治下的小国在1871年成功地成为在俾斯麦领导下名义上完成统一的现代德国的一部分，继续由“亨利二十二世”和“亨利十四世”分别管理着他们狭小的领土，然而这样的幻想最终在1918年革命之后彻底破碎。至1918年，这种荒诞可笑的统治方式已经延续了800余年之久。罗伊斯家族领地内的居民究竟在何时 彻底摆脱了这种“属民”身份，并摆脱部族观念，逐渐演变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德国人”，这一切依然是一个谜。
图|俾斯麦画像
从更严肃的层面上来讲，像“撒克逊”和“巴伐利亚”这样的身份认同本质上依旧是带有地方和部落性质的词语自然，这些词语并不意味着狭隘的地区性，但也与统一的“国家性”相去甚远。旧时代的平民必须要对统治他们的公爵、侯爵或骑士宣誓效忠，法律与义务也多半带有地区性质，而皇帝不过是站在遥远神坛上的模糊身影。在这里必须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政治环境也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外界发生的事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地区人民的心态，决定他们是否保持忠贞不贰，也决定了这种忠贞是人民自发的选择，抑或只是被迫接受的。
右翼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看作一种相对和谐的社会等级序列，而左翼历史学家则将其视为对底层人民的压迫，因此这种结构常常成为斗争的根源－这种观念在民主德国普遍流行。这两种观念都存在疑点，因为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现代人的身份－很显然这两种观念中的社会都与我们如今所生活的社会存在天壤之别。
不过，中世纪的世界虽然复杂（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并不复杂，这一点取决于各人自身的主观判断），大体上却并无迥异之处，社会时有混乱发生，领导者各有优劣，时运也有好有坏，但所有的事情都存在着一定规则，人们也会在绝大多数时候遵守规则，只在少数情况下有人破坏规则，与现代社会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图|火灾
历史上大部分的城镇都耗费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长期努力来保证和平，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但时常发生的灾难（严重的火灾、大规模征兵以及随之而来的伤亡，等等）让这一过程举步维艰。对于我而言，我自然更加愿意居住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这里贸易繁忙，河上架着四通八达的桥梁。
总体而言，中世纪居民所需要的生态足迹非常狭小，更不用说还有那些精致的服装，坚固的墙壁、楼宇和教堂。或者，至少也要在这里花上两三天体验生活，除了中世纪市民十分普遍的文盲状态或地方主义让我感到厌倦，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甚或你可以在这里多待上几天，除非被当地人驱逐出境，或者不幸被当成女巫送上火刑架。
中世纪中期（这段时期即所谓的“中世纪盛期”,也就好比一幅图表或者过山车波浪线上的那个顶点）社会弥漫的“乐观主义”在14世纪逐渐进入了低谷。十字军东征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挫折，帝国皇帝也不再如曾经一般大权在握。
然而，帝国上下几百个割据自立的小规模国家仍然能够勉强维持运作，人口继续增长，安全能够得到保证，司法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建立。然而，公元1280年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了。其中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在于，长期漫步在德意志的教堂中，眼中映出的那些名流伟人的墓碑，似乎无比高贵肃穆、亘古不变，很少有人不慨叹命运的不公。雕塑以及更后期的绘画作品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如何歌颂甚或是吹嘘夸耀它们庄重典雅、贴近生活、风格突出抑或令人赞叹，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
图|德国柏林大教堂
然而，这样的现状同样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令人忧心不已的事实。诚然，通常情况下纪念碑这样的建筑多半建造于富庶强盛的时代，若是某个时代人们很少建造这类建筑，我们便能够得出该时代社会衰退的结论，这意味着当地的居民已经对记录光辉历史失去了热情。当时的人们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某些群体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无数人失去生命，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当地的居民可以无忧无虑，安然度日－然而在某些时候，这样的好运通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例如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波兰和苏联西部，所有人都面临着同样的灭顶之灾，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
14世纪上半叶堪称一段噩梦时期，死亡率相对上升（同时总人口数量也在下降），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欧及东欧人口死亡率持平。在某些地区，三十年战争也带来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对于这段时期，现代的研究者们做出了相关记录，表明这三个历史阶段（14世纪30年代，17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可以称作中欧历史上最惨痛的时代。
14世纪的社会危机起源于一场严重的饥荒。当时的天气十分恶劣，阴雨连绵不绝。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都面临完全绝收的境地。因为天气极度潮湿，因此没有办法用盐来保存风干的肉类。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低下，很难将大批食物运送到受灾地区，很多情况下救灾物资完全是空谈。人们被迫用储存起来播种用的谷物充饥，因此下一年的耕种也成了泡影。
据推测，童话故事《糖果屋》就源自这个可怕的灾难时期。德意志此时正处于欧洲大陆上这场风暴的中心地带。饥荒时有发生，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到来了，不计其数的人口丧生。
在这样噩梦一般的打击尚未完成全结束之时，德意志马上又要面对1349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一这种传染病至今依然披着神秘面纱，它在欧洲横行肆虐，夺走了数百万条生命。虽然死亡数字是由后世统计出的大概范围，并不是十分精确，但仍可以从中看出那些富庶繁荣的地区，如不来梅和汉堡失去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无数的村庄变得空无一人，整片地区都因瘟疫席卷而人口锐减。
图|波鲁盖尔笔下中世纪黑死病
大饥荒与黑死病同时肆虐，使当时德国的总人口减少了大约40%.这可能是整个欧洲历史上最难以想象的事件。一部分历史学家提出，欧洲由宗教蓬勃发展而带来的灿烂文明，那种闪耀智慧光芒的辉煌历史，那些宏伟壮丽的大教堂，以及那种视野广阔、开放包容的世界，都随着这场4世纪的大灾难而一去不复返。
众多伟大建筑，包括班贝格大教堂在内光辉不再，似乎像马丘比丘一样，逐渐化身为一种消逝文明的美丽遗骸，虽然后世的欧洲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的传承，但伤痕永远不会彻底褪去。虽然可能稍显极端，但如果能够设身处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代的“欧洲人”，究竟与那个时代的人有多少共同之处？或许会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历史研究途径。自然，人们都渴望国家能够统一、延续，这样人民也会安居乐业，但或许这种“延续性”所体现出来的方式并不会让大众喜闻乐见。
因为当时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稀少（一些幸存下来的修道士作为编年史作者留下了部分语焉不详的记录——然而修道院多半已毁于一旦，尤其是因为当时宗教场所作为照料瘟疫病人的中心地带，受到的疾病侵袭格外严重），人们也多半长期在疾病与死亡中苦苦挣扎，生命尚且饱受威胁，自然也就没有人能够有余裕去关注文学艺术的发展了。
因此，留给我们追溯历史的资料过于稀少。最具艺术性与创造性的文献当属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于1930年出版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小说中的部分场景的灵感来自黑塞曾经就读的学校，即位于施瓦本的毛尔布龙修道院学校，这也是德国唯一一所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综合修道院，至今依然是著名的教育中心。
图|德国作家、诗人赫尔曼·黑塞
黑塞的小说结构精巧、语言灵动，具有深刻的艺术魅力，同时延续了一贯以来历史小说界的巧妙设计：不为严格的场景设定或背景阐述所束缚，仅仅将小说中的物质和精神氛围作为一种预先设定好的环境。因此，小说中描述的黑死病时期的社会现实显然经过了复杂的艺术加工，本质上纯属虚构。
此外，瑞典导演伯格曼描绘黑死病肆虐时期社会的电影《第七封印》也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社会现实，电影接近尾声时，全片所营造出的不安与混乱情绪达到了顶点却又戛然而止，连同主人公的命运一起，让我们无从探究。然而，这部电影背后的真正关注点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的瑞典，当时的社会阴云密布，正如黑塞真正想要通过作品表达的深刻思想－处于战后凋敝期的满目疮痍、死气沉沉的德国，一个人作为单独的个体究竟如何追寻灵魂的归属和人格的完整。
结语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样的作品难免绝对——要想了解黑死病肆虐时期的欧洲历史，我还是得读点儿由历史学者撰写得像样的史学著作，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受限于原始资料较少，对于黑死病的描述较为谨慎，在他们笔下，这场大瘟疫下的欧洲并不完全是阴暗恐怖、毫无希望的。在文学家黑塞的笔下，黑死病则更容易增添一些文学冲突色彩，让这场灾难变得更鲜活而骇人。
参考资料：
《德意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