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中国企业要出海东南亚，首先要将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有全面、综合、协同、动态、精细、专业的了解。”12月12日，在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大变局下的应对与发展——2023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表示，中国企业如果要提升竞争力，提升出海东南亚的竞争力，就应该先把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了解好，这是第一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汇聚起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通过互联互通和多元化的共赢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而随着共建国家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企业出海也迎来黄金机遇。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营报》、中经传媒智库与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北京道可特律师事务所携手策划了《2024中企出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行动指南》系列报告，为企业出海提供政策赋能和明确的指引。
12月12日，该行动指南的《东盟专辑》在2023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发布，其一大特色就是拥有大量真实鲜活、充满借鉴价值的企业案例。
据了解，2020年开始，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三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翟崑称，中国对其他各地区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领域最广、颗粒度最细、更新最快的就是在东南亚。因此他建议，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一定要融合政策动力与市场动力。
企业出海东南亚迎黄金机遇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成果丰硕。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红利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深入推进，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2020年开始，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三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双方贸易额9753亿美元，贸易额同比增长11.2%，比2013年的4436亿美元扩大了1.2倍。而今年前11个月，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同时，卫星遥感监测到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沿着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六大经济走廊有更多的地方被点亮，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夜间灯光增长更是达到了5.57%，远远超过1.3%的全球增长率。
在翟崑看来，中国企业出海东盟已迎来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而了解中国对东盟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是出海关键的第一步。
“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缺了一个指路明灯。”翟崑坦言，他和研究团队通过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当地市场的了解要高于对我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了解，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各家智库很少把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条分缕析、系统全面、精准专业地表达出来。
正因此，《2024中企出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行动指南》系列报告应运而生。
“中国企业要了解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因为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尤其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政策导向性极强。这个政策比较好地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给融合起来了，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政策了解的重要性。”翟崑表示。
在2023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总编辑季为民介绍，本次发布的行动指南《东盟专辑》以“1+10”为架构，“1”是立足中国的政策动力篇，“10”是聚焦东盟十国。
“不同国家机关、不同部委发布的政策文件凸显了不同的工作重点，行动指南为企业出海不仅提供了相关政策赋能，也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和参考。”季为民表示。
据了解，首次发布的三篇报告，分别是政策动力篇、老挝篇和越南篇。
“在我们首推的老挝篇、越南篇中，行动指南首次聚焦了东盟各国最新的投资机会和法律政策，来助力出海企业防范风险，抓住机会。以越南篇为例，报告除了对越南基本情况和法律制度进行介绍外，也提示了中国企业在越南进行经营活动的潜在法律风险，并给出了防范对策，涉及投资、贸易、金融、劳动与社会保障、知识产权、税收、争议解决、环境保护、签证等多个方向。同时，我们还通过中国投资越南的相关案例评析为出海企业提供相关指引。”季为民表示，《东盟专辑》的一大特色就是拥有大量真实鲜活、充满借鉴价值的企业案例。
“了解好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出海第一步”
当前，东盟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焦点，而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红利也将为企业出海赋能。
据了解，中国-东盟贸易“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地。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3800亿美元，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6500家。
翟崑强调，中国企业如果要提升企业竞争力，提升出海东南亚的竞争力，就应该先把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了解好，这是第一步。他认为，中国对东南亚政策大概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政策特别有连贯性。他表示，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东南亚正式建立对话关系开始算，30多年来，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是1991年到1997年，这是中国和东南亚比较简单的双边经贸和投资阶段；第二个是1997年到2001年，这是中国和东南亚经贸关系开启制度化的合作阶段；第三个是2001年到2010年，这是自贸区更加广泛地在东亚地区范围内推进的阶段；接下来的一个新阶段是2010年或者2013年之后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中国-东南亚合作阶段。
在翟崑看来，还有一个最新的阶段，就是在经历新冠疫情重大冲击之后，中国和东南亚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合作发展战略磨合创生的阶段。
“由于主要受中国经济自身复苏和东南亚地区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这里面涉及的问题特别多，比如全球产业链的转移问题，大家一定要给予关注。”翟崑说。
二是中国对东南亚政策的覆盖面、层次特别丰富。翟崑称，总体上，它形成了以东盟为基准、上下浮动的局面。所谓以东盟为基准，就是把东南亚10个国家当作一个整体，也就是东盟。中国对东盟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每年举行的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国总理会参加。另外，在广西南宁每年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也是一个各种政策集中出台的平台。
而再往上浮动，翟崑认为，我们还可以把中国-东盟的合作放在东亚合作、亚太合作、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这也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往下浮动，比如在东盟内部还有澜湄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这是次区域合作；我们还有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所以，对东南亚来讲，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我国都有比较成型的政策体系。比如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倡议都会跟东南亚整体发展去对接。所以这就是一个上下浮动的问题。”翟崑说。
三是政策的专业性。翟崑说，通过比较会发现，中国对各地区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领域最广、颗粒度最细、更新最快的就是在东南亚。他举例称，比如围绕数字经济，中国和东盟就率先在三年前建立了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个框架之下，再去制定一些具体的规则。再比如围绕人工智能，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进一步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又比如，为促进我国经济复苏，海关总署专门出台了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15项政策，这些政策当中的很多项就是最早会通过东南亚去实现。
“所以，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更新很快，而且颗粒度很细。”翟崑说。
（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