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王俊波，和杜培武一直都是好哥们，两人隔三差五就会聚一聚。

事业上，杜培武一片光明，分配到戒毒所之后，他做出了不少成绩，25岁就被提拔到科长。

妻子被害之前，他还刚刚提了副处。

按理说，这么一个家庭和谐，前途无量的公安干警，没有杀妻的理由。

但警方在调查中，发觉王晓湘和王俊波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单纯。

根据众多亲戚朋友提供的证词，杜培武升职之后，工作越来越忙，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导致夫妻间产生了矛盾。

相比之下，王俊波和王晓湘的关系偏偏越来越亲近。众人反映，杜培武是个心大的人，有时候王俊波来了昆明，他没空接待，就直接让王俊波住到自己家。

这样一来，隔三差五，王俊波便能得到一次和王晓湘单独相处的机会。

王俊波在警校里就是出了名的为人圆滑，嘴甜，哄起女孩子更是有一套。

所以没多久，他和王晓湘之间，就越过了朋友的界限。

王俊波和王晓湘莫名在一辆车里被害，似乎也是二人关系不平常的佐证。

加上婚外情这个因素，杜培武杀人的动机顿时有了。

更让人怀疑的是，杀死两人的凶器是枪，寻常老百姓怎么可能接触到枪呢？

如此一来，身为公安干警，手持配枪的杜培武，成了公安机关认定的唯一嫌疑人。

而当天上午事发的时候，杜培武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自己的妻子，莫名其妙失去了踪迹，焦虑不安的他四处打听。

却不料，警察找上了门。

随后，杜培武稀里糊涂的，被带到了昆明市公安局的审讯室。

接下来，他就听到了妻子被害，自己被怀疑为嫌疑人这两个爆炸性新闻。

面对公安局的指控，杜培武自然喊冤。他反复解释，自己根本不知道妻子的婚外情，何况他身为公安干警，怎么可能知法犯法，蓄意杀人呢？

但是，杜培武没想到，对方已经认定了案子和自己有关，必须要从他嘴里得到一个结果。

因为当时昆明要筹办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此时发生凶案，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公安厅要求昆明市公安局限期破案。

对于负责审讯查案的警察来说，这件事最好是杜培武做的，这样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结案，给上级、给社会一个交代。

屈打成招

但是，审讯了很长时间，杜培武并不承认所谓的“杀妻”罪行。

杜培武当时想的很简单，没做过，就是没做过，难道还能屈打成招不成？

然而他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噩梦般的经历。

6月30日，公安局专门请来了“测谎专家”，因为此时杜培武拒不“认罪”，测谎成了最后的合理手段。

杜培武记得，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杀人了吗？4月20日晚你有没有离开戒毒所？是不是你上车开枪把他们杀死？是不是你用王俊波的枪把他俩杀死的？”

杜培武当然表明，自己没有杀人。

然而，测谎仪显示的结果是“4”。

简单来说，测谎结果低于4，证明被测谎者没有说谎，4—6，说明被测谎者有说谎的嫌疑。

这个结果让专案组成员异常激动，他们立刻咬定，杜培武在说谎，他杀了人！

可是，这样一个草率的结果，根本不能当作证据。

要知道，测谎仪不是万无一失的，在被测谎者情绪波动过大时，测谎仪极有可能失灵。

但众人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结果，这也成为了杜培武悲剧的源头。

那天，杜培武被问了很多个问题，而测谎仪显示的结果各有不同。

他注意到，每当测谎仪显示自己没有说谎，专案组就会明显露出失望的表情。

更让杜培武无法原谅的是，面对其中一个问题，他回答得不够好，专案组的警察竟然冲上来，给了他两个耳光。

在这种情况下测出来的结果，根本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

然而，一场测谎下来，专案组却要进一步坐实杜培武的罪名。

他们对杜培武进行了第二轮审讯，但说白了，这就是逼供。

明明杜培武只是一个嫌疑人，但警察却毫不犹豫给他戴上了手铐和脚镣，限制他的自由。

因为他迟迟不认罪，他们把手铐高高挂在监狱铁门上，抽走凳子，把杜培武悬吊起来，逼他认罪。

但杜培武依旧不招，于是他们使用电棍，电击杜培武的四肢。

后来东窗事发，有一部分警员站出来为杜培武作证，那几天，整个公安局大院里，都回荡着杜培武的惨叫。

不认罪，等待杜培武的就是无休止的折磨。

被折磨了几天之后，杜培武的精神崩溃了。

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结束这种非人的折磨。

于是，他低下头，承认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罪孽。

可事情还没完，因为专案组要结案，他们要求杜培武交代犯案的地点，交代涉案枪支藏匿的地点。

可是，杜培武对这件事根本一无所知。

为了不受刑，他只能胡编乱造，但他编不出来藏匿枪支的地点，为此他又挨了好几顿毒打。

最后，已经绝望的杜培武，只能拿出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他说涉案枪支已经被自己拆毁，扔进了滇池，再也找不到了。

前半生的杜培武，可能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居然要如此“努力”的去证明，自己没有犯过的罪。

总之，随着杜培武“解释”了凶器的问题，这件案子可以了结了。

清白难证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进看守所，离开了那个折磨他整整20天的审讯室。

对杜培武而言，蹲在看守所，甚至都算是一种解脱，至少不必再挨打，可以安心睡上一觉。

可是，在看守所待了两三天，神志渐渐清醒过来的杜培武，意识到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他请求看守所给自己提供纸笔，随后，他用早已被打的血肉模糊的双手，挣扎着写下了一份《刑讯逼供控告书》。

他拜托驻所检察官范显忠，把自己的控告书交给上级。

值得庆幸的是，范显忠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他不仅愿意冒险帮助杜培武讨还公道，还特意在看守所众人的见证之下，为杜培武拍下了可以证明被逼供的伤情照片。

杜培武的辩护律师，同样不接受这样一个严刑逼供的结果，他决心为杜培武做无罪辩护。

在一审时，辩护律师提出一个很关键的疑点。

公诉机关及调查组说，侦查机关化验了涉案面包车油门踏板上的泥土。

辩护律师则拿出了现场的勘查笔录，证明当时并未检查油门踏板。

两份证据对不上，便可说明，公诉机关有伪造证据的嫌疑。

而情绪激动的杜培武，更是扯开自己的衣服，要控告调查组对自己的虐待。

在一片混乱之下，法官只好宣布休庭。

但可以预料，证据可以伪造一次，就能伪造第二次。

因此二次开庭时，公诉机关堂而皇之地拿出一份，此前并未见过的《补充现场勘验笔录》，振振有词地表示，当时有勘验过油门踏板。

这几乎是公然伪造证据了，但审判长竟然视而不见。

杜培武的律师，再次指出了对方证据的不全面之处，但竟然当庭遭到呵斥。

1999年2月，法院宣布，以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

纵然律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纵然对方伪造证据、刑讯逼供都是如此的明显。

但是，杜培武却无法逃过命运的捉弄。

大概唯一值得庆幸的地方，是杜培武被判处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意味着他还有翻盘的希望。

可此时此刻，杜培武已经没有了继续挣扎的勇气。

因为他明白，自己无法对抗调查组，他驳回一个证据，调查组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的证据。

他若是反抗，或许迎接他的又是一场大刑。

他对自己的生命不再抱有希望，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孩子才四岁，就要接连失去父母。

而且，这个孩子在余生，要永远背负着“父亲是杀人犯”这样一个阴影。

纵然他的父亲从没杀过人，但是，谁能证明呢？

峰回路转

可万万没想到，一年后，案子出现了转机。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

该团伙被抓之后，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便将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一股脑全招了。

其中，就包括他们在1998年，杀害王晓湘、王俊波这件案子。

原来，杨天勇这个人平日里素爱敲诈勒索。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他和两个同伙来到昆明郊区，注意到路边有一辆面包车，车里一男一女。

杨天勇便走上去，打算敲诈一笔。

他敲击车窗，说道：“我们是缉毒警，正在执行公务，请开门。”

坐在车里的王晓湘十分不屑，她说：“不要闹了，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杨天勇不愿意放走到嘴的肥肉，他拔出了自己的手枪，威胁二人。

王晓湘则掏出了手机，要给局长打电话。

说时迟那时快，杨天勇立刻夺过王晓湘手中的手机，随后指挥同伙将二人铐在了车上。

王俊波掏出自己的手枪，意图反抗。

这时，杨天勇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招惹了两个警察，事情一旦败露，他这辈子就完了。

于是，杨天勇恶向胆边生，他一把夺过了王俊波的手枪，毫不犹豫的枪杀了二人。

由于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是当时昆明公安机关办案警察的标配。

所以，这也在日后成为了给杜培武定罪的“铁证”之一。

简单清理了现场之后，杨天勇和同伙慌忙逃窜。

为防止追查，他带走了那支手枪，锁在了自家保险柜里。

后来，警方依据杨天勇的供述，成功找到了这把手枪。

本来，杨天勇的犯案手段并不高明，尽管他带走了凶器，但现场一片狼藉，尚有残存的脚印和指纹。

而且，杨天勇出没在郊区，也有目击证人。

就连杨天勇本人都觉得，警察很快就会怀疑到自己的头上。

但他万万没想到，杜培武给自己当了“替死鬼”。

只是为了尽快结案，粉饰太平，调查组便不顾一切，将所有的罪名都扣在了杜培武的头上，而真正的凶手，反而逍遥法外。

若不是杨天勇再次犯案被抓，恐怕，杜培武一生都不能证明清白。

随后，云南省高级法院宣布杜培武无罪释放。

2001年，当初的调查组成员，均因刑讯逼供罪，被法院判刑。

只是，虽然冤枉杜培武的人得到了惩罚，案子也水落石出，却无人能够真正补偿杜培武所受到的伤害。

在刚刚走出看守所的那段时间，杜培武甚至看到自己最熟悉的警服，会瑟瑟发抖。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终于鼓起勇气，重新回到了警察这个岗位上。

但是，想要彻底治愈曾经的伤痕，依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参考资料：

凌云律师《案件回顾——云南警察杜培武杀妻冤案》

刑事法判解《冤案回顾系列之四：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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