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六期之后无将才？前6期将星如云，此后为何再难出名将？

徐向前

细数这些黄埔名将，我们得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这些名将大多都是当时一期到六期的学生，并且从北伐一直活跃到解放战争期间；而实际上，黄埔军校从1924年开办至1949年底一共有23期的学生，但仅仅从六期之后，将才便出现了断代，历史书中，从黄埔军校毕业出来的后续学生里，再难有如徐向前、陈赓、杜聿明这样大名鼎鼎的将帅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定律，在黄埔军校六期之后却并不适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六期的老学长的光芒盖过了后来的学弟，使得四期追着一期打的名场面难以再现呢？故事还得从建校之初讲起。

孙中山

救国救亡的速成军校（1924-1927）

1922年，在经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的孙中山先生深切明白了一个道理，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利用军阀斗军阀这一路子，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是行不通的，不缔结强而有力的联盟，革命阵线一盘散沙，根本无力改变当前的局面，反而会被逐个击破。

同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让孙中山先生在三十年出生入死的革命中遭到了最残酷的一次失败，这更让孙中山先生明白组建一支能投入到国民革命，救国救亡的武装部队已经刻不容缓。

1924年5月，珠江边上一处不起眼的小岛上，陆军军官学校从历史的长河中现身了。

在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先生用殷切的目光直视着台下熙熙攘攘的学生，他满怀着热情说道：“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从诞生之初，黄埔军校的办学理念便是打造一支革命队伍，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一理念吸引了当时很多同样为了救国救亡而来的有识之士，国共两党后来的中流砥柱也大都在这里担任过教员，国民党主要负责学生的军事教育，共产党则主抓思想建设和政治教育，为当时的革命队伍培养了大量骨干。

在当时的时局条件下，全中国的人才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人民被旧军阀压迫已久，对反动军阀的愤恨已经如同火山内部翻滚的岩浆一样灼热滚烫，只需要一个当口或者是一次地震，将所有的能量向一处汇聚，就能汹涌澎湃地爆发出来。

建校之初，由于报考黄埔军校的人数不胜数，远远超过了本想招收的300多名学生，为了择优录取考生，除了年龄学历，更要考核其体能、性格、思想，优中选优，在综合考量之下，能进入黄埔的学生必定是人才中的人才，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北伐战争

早期的黄埔军校生从入校到毕业只有半年到一年不等，学年的短暂是因为国民革命的紧迫性，时局艰难，列强和其手下的买办军阀虎视眈眈，国民革命随时有被扼杀于摇篮的风险。

但当时的生源实力优秀，学生中不乏大学生、专科以及师范生，甚至还有从湘军讲武堂里一起并入黄埔军校的人，这些人毕业以后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

比如大名鼎鼎的徐向前元帅，在1924年自黄埔军校毕业后，转年便投入到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

陈炯明

早期的毕业生在枪火炮弹的洗礼中极大地锻炼了自己的军事素养，累积了一线的指挥经验和作战方略，并且进入国民革命军的中层做团副、参谋等，逐渐开始在战争中崭露头角。

而在思想上，由于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和建设，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们也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使得这支军队不惧危难，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仍然有着顽强的斗志。

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作为各系军阀手下的旧军队，本身就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根本不是铁板一块，军事素养也远不如黄埔军校出身的战士们，而北伐军有着苏联的装备援助和军事顾问，从硬件上就已经比军阀底下的乌合之众强大得多。

黄埔学生合影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北伐战争的磨砺成了黄埔军校的将才们升级的经验包，为他们在后来面对更广阔的战场，更复杂的作战情况打下了基础。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一次次的打击之下，逐渐面临崩溃，一切在往好的方向进发，经过战争磨炼的前辈们除了在一线作战，也可以在军校课堂里进行讲解，对战局进行全面复盘，为黄埔军校的人才储备提供经验和教学，为国民革命源源不断地输送新的军事人才，然后又带着复盘得到的理论研究进行新的一轮战争实践。

1926年11月，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入学，足足有2000多人，军官的培养迎来相对安稳的时间。

汪精卫

然后蒋介石、汪精卫竟向共产党人提起了屠刀，也一刀砍断了黄埔军校未来的希望。

狂风骤雨的决裂之夜（1927-193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枪口一把指向着那些不听命于他的地方军阀，另一把却向毫无防备的共产党人直接开火。

他先是在上海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紧接着，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也于4月15日开始了“清党”，进入黄埔军校，抓捕熊雄等300多名共产党人和左派，大量在军校里的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在校任职的教员们也为了不在蒋介石的恐怖统治下苟且偷生而纷纷选择离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10月，黄埔军校被拆成了黄埔和南京两块，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原4400人的黄埔军校只剩下800余人。

在国共关系破裂前，共产党抽调了大量的党内人才进入黄埔军校，周恩来等人在里面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将政治学习提高到了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1927年之后，这些优势随着共产党人的离去荡然无存。

学校的师资力量的严重缺失使得教学活动难以保持原有的活力和秩序，过去搞政治、搞思想教育的老师们都离开了，曾经笑着和自己一起上课，一起研究战局的共产党同学们成为了屠刀下的亡魂，一时间人心惶惶。

满怀着“打倒军阀，救国救亡”信念的年轻人在加入军校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校长从屠龙的勇士居然变成了恶龙，成了自己天天做梦都要打倒的对象。

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是一支军队最需要明白的问题，但“四一二”之后，黄埔军校失去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人，自己的校长一下子就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很快就失去了信念，又沦落回了军阀所领导的，死气沉沉的旧部队。

蒋介石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大肆屠杀左派和共产党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中立无政治派别的有识之士，早已看清了他的狼子野心，根本不屑于在他的手下工作，纷纷选择报考其他院校。

纵然黄埔六期以后招生再多，学年从半年延长至两年，黄埔军校也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充满着革命热情的地方了。

难以进取的门生故吏（1931-1949）

从1927年叛变革命以后，蒋介石又花了四年时间，从1931年，将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或者说是为了老蒋本人，培养只忠心于他的黄埔系军官，从黄埔走出来的军官从革命性质上看已经倒向了国民党军阀一派。

或许他还希望这所学校能再出几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这样的名将，但实际上被截断臂膀的黄埔军校已经再难出现之前学期里的将星了。

原因在于，从背离了指导思想的军校里毕业的学生，其政治觉悟就远不如一期到六期的学长们，一只没有政委引导的军队，不会搞党建，却沿袭了国民党一贯的党争内斗，最后成为国民党派系里最大的一座山头。

真正怀揣着初心和使命的人，去了井冈山，去了延安，做了燎原的星星之火，留下的只有一群半燃不燃，郁郁将熄的灰烬。

校门口贴着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已经成了莫大的讽刺。

军校沽名钓誉，来校镀金的学生，皆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以成为蒋介石的门生为荣，校内关系错综复杂，此时的军校已经被资本所侵蚀，成为蒋介石个人武装自己，控制国民党的玩物。

教育时间延长虽然能缓解速成班出来后军事教育不上不下的尴尬，但后来的黄埔毕业生毕业后面对的时局环境显然更为棘手，此时对手已经不再是作战能力涣散的旧军队，而是作为工业国的日本法西斯，其装备之精良，作战之狠毒，让毕业后才下放到军队里的初级军官们在刚上战场，面对敌人时就伤亡惨重。

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机会少之又少，学生们只能在战场里听从调令跋山涉水，还要沿途防备日军凶猛地空袭。

虽然学长们也是从刀山火海中爬出来的，但其经历的战争烈度比抗战小得多，北伐战争给他们提高军事水平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日寇显然不会给后期毕业的学生们这样一个机会。

而就算能从中侥幸活下来，或者立下战功提升军阶，跻身国民党中层，他们也会发现，若是比带兵打仗，自己仍不如杜聿明、郑洞国等黄埔一期生；论军中的威望，自己也比不过这些打了十余年仗的老上司。

杜聿明

当时的国民党早已经成建制规模，高层的职位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学长们又坐镇后方，伤亡率远远下降，除非蒋介石亲自微操失败，然后找这些人背锅，不然他们稳坐十几二十年基本不成问题。

其次，熬资历的时间也不够，到了解放战争，黄埔七期的军官还普遍在师级，其他后期的学生军阶也大多在团级，然后蒋介石就被打到台湾去了，老学长们也都纷纷去了功德林聚会。

反观加入共产党之后的黄埔师生们，才是从思想上真真正正地武装了自己，接受了先进革命理念的熏陶，贯彻了从黄埔军校里带出来的信念，从中表现出的超强战斗力，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老师压着学生，给他们结结实实地又上了一课；学生又把国民党的教官打得找不着北，后期来的学弟又把老学长追着打，教他们什么是后生可畏。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些老蒋的得意门生，在空投手令中与他称兄道弟之人一起被解放军打包带进了功德林，在里头，他们仍然因为派系不同而大打出手，在门庭上对解放战争复盘时仍然相互推诿指责。

国民党内的黄埔系高层尚且如此，那后来的学生就更不用提了，那么将星难出，从1927年共产党离开以后便已成定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