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府最近是不是有点缺钱？
实际上，虽然对于财政盈余的目标仍然坚定不移，但澳洲财政部对于盈余的数字距离半年前却已是打了一个不小的折扣。
根据昨日刚发布的澳大利亚“中期经济与财政展望”，由于预计的税收收入不足，澳洲财政部已将截至2020年6月的本财年盈余估计值，从今年4月份给出的71亿澳元大幅缩水至50亿澳元，并预计接下来三个财政年度均会出现盈余削减。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盈余”——当在税收这条路走得没那么容易的同时，澳洲政府又重新打起了另外一桩价值上亿澳元、每年可影响约1000万人“大买卖”的主意：“签证私有化”。
价值10亿澳元的签证私有化之争
据悉，澳洲内政部预计将在明年初对于“签证处理私有化计划”做出最终决定。
业内预计，该计划的竞标额可高达10亿澳元，某些行业人士甚至给出了近30亿澳元的惊人数字。而该计划的中标者，则将新建以及管理一个被称之为“破时代”的在线签证处理系统，以满足每年90%的澳大利亚签证审理与发放的需求。
对于从来不愿空着手回家的投资者来说，这几乎算得上是一个“躺赚”的蓝海市场：“据估计，澳大利亚签证申请人数将从2016年的870万人，增长至2026-27年的1300万人。”
事实上，这个颇有含金量的项目反反复复被提上案头其实也已有两年有余。但由于澳洲朝野两党之间为此久争不下，这个计划也被一拖再拖，以至于在如今仍然还是“在云端”的状态。
据可靠消息称，最终关于本项目的决定原定于今年10月公布，但临了又又又又延期了。——不过，这对于“待价而沽”的澳洲内政部来说，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毕竟每一次拉长该计划竞购的时间线，竞标者报出的数字都会比上一次往上再多加数千万澳元。
而参与该计划竞标并入围最终决选的，分别是一份来自澳洲邮政与埃森哲的联合报价，以及一个名为“澳大利亚签证处理”（Australian Visa Processing，以下简称AVP）的财团。后者由Ellerston Capital、普华永道、澳航风投、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和太平洋蓝色资本组成。
——这两个财团的来头可都不小。
澳洲内政部长Peter Dutton
事实上，本次招标由澳洲内政部负责管理，而移民部长科尔曼与总理莫里森却均与该招标项目保持着距离。而究其原因，则或是因为他们与AVP的领头人布里格斯之间，不管在工作还是私人场合都有着长期的往来。而这位在澳洲政商两界驰骋二十余年的布里格斯，有着多重“沉甸甸”的身份：
他曾任新州自由党高管，既被视作现任总理莫里森的“伙伴”，也曾参与前总理特恩布尔的私人投资；此外，他还曾为新闻集团游说，甚至在派克皇冠赌场陷入丑闻危机后为其担任顾问。
澳洲签证私有化中的核心人物，Scott Briggs为左一
而他所代表的AVP财团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澳洲邮政与埃森哲财团，与“自由党”之间的关系也未必就摘得清楚：以澳洲邮政为例，其董事会的自由党人脉覆盖了澳大利亚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与宽带网络类似的是，该公司的董事会由特恩布尔从2013年接任交通部长时开始重组，其中还不乏许多他本人的“伙伴”。
除此之外，此前澳洲财经见闻还曾报道过，包括埃森哲与普华永道在内的咨询公司早已在澳洲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领域靠咨询顾问费赚得盆满钵满。
而这下子，事情无疑在朝着更有意思的方向发展：这些大型咨询公司已经不仅仅再满足于顾问的角色，而且还在以自己的名义堂而皇之地竞购澳大利亚的公共资产。
不过根据澳洲内政部的官方说法，签证私有化不仅可以提高处理签证的效率，还能降低成本，而且将来经该新签证处理平台处理的申请，也仅限于被认定为“低风险”的签证。
事实上，澳洲内政部早就力排众议，在该系统的设计和采购上迄今已斥资8000万澳元。而在上个月参议院的一次问询中，内政部副部长戈莱特利也肯定了该系统将提高部门处理签证的效率，并可提供“无缝数字体验”。
说实话，一想到澳洲政府办事与某些签证办理的等候时间之长，这个说法确实也有几分可信度。
但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真的如此吗？
澳洲政府公信力的最后一块“处女地”
虽然从理论角度上分析，私营公司确实可能比政府运作更为高效：毕竟不同于政府的“铁饭碗”，对于私营公司来说，如果其表现低于合同中规定的标准，那么它们就会有失去合同的风险。
但西悉尼大学高级研究员罗伯森指出，在现实中，政府不仅很少对私营公司执行问责制，而且由于某些因素还甚至使许多表现欠佳的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事实上，澳大利亚并不是第一次将与传统政府公共服务“私有化”，更不是第一次因其引起民怨：
比如这些年在澳洲电网私有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见证了“飙升的电价”；
比如在基建私有化的大浪潮中，我们又见证了在新收费高速入口处，人们为避开高速而将车流堵成长龙的戏剧性画面。
由于M4公路开始收费，本来就堵的Parramatta路因为免费就更堵了
而“杀伤力”更大的一起事故，则是在2016年，澳洲全国人口普查系统遭受的4次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
实际上，这次事故引发该系统关闭40小时，造成数百万澳洲人无法上网登记，并导致澳洲统计局在这次故障中大约损失3000万澳元——而该系统的供应商为IBM。
时任总理的特恩布尔形容这一事故“完全可以预料，完全可以预见”。在澳大利亚议会委员会就此出具的调查报告《2016人口普查：信任问题》中，指出了这次人口普查存在“重大、明显疏忽”，具体则包括缺乏缓冲方案、负责的公司缺乏足够测试、对项目存在的“高风险”缺乏网络保护等问题。
据该报告称，这次人口普查故障严重了影响公众对于澳洲政府服务的信心。
而在移民管制方面，其实早在1996年全球范围内开始萌生公共服务管理私有化的趋势时，澳大利亚就跟上了这波“潮流”，并首次尝试了将非法移民羁押中心私有化的举措。
在西悉尼大学的罗伯森看来，包括圣诞岛在内的一些被商业化的非法移民羁押中心，这些年来已经体现了澳大利亚在移民管制上进行私有化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腐败、签证申请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以及签证系统公正性的潜在影响。
圣诞岛难民羁押中心
打个比方，一些私营公司为了赚取更多的营业收入，甚至可能会故意拖沓难民签证的审批流程，使得滞留在难民羁押中心的人数更多、时间更长。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澳洲政府首次提出难民羁押中心私有化，以作为财政预算的补充。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份初衷似乎仍然未改，而私有化也终于轮到了澳洲政府公信力的最后一块“处女地”，一块财源滚滚的金矿，也本应是一道神圣的“国门”：签证。
私有化对于签证申请者的影响
那么对于申请办理澳洲签证的普通人来说，私有化之后的系统又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
澳大利亚移民协会总裁霍里根认为，在签证私有化之后，该系统将沦为被“滥用附加服务和比如住宿、交通在内高级服务职能的商业化平台”，从而增加申请者进入澳大利亚的成本和难度。
“许多申请人需支付与签证申请有关的大量额外费用，包括进行技能评估和健康检查。这些费用再加上增长的申请费可能会造成移民澳洲的劣势局面，这并不利于政府吸引那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的计划。”
霍里根补充，随着近年来在澳洲学生转永居的难度越来越大，学生签证申请数量的大幅下降或也会影响该平台的收入。——而在这个时候，盯着营业额的投资者们，就有可能开始考虑提升其他类签证申请的费用来补这个缺。
除此之外，私营公司将留存哪些个人信息，以及如何使用或出售这些信息，这些至今也统统都是未知数。
在“公共服务”上监管私营公司有多难?
实际上，与难民羁押中心情形相似的是，一个签证处理私有化的平台也有可能非常容易孳生腐败的风险。这是因为在移民管制的过程中，这些私营公司将不再仅仅是纯粹在经济层面参与，甚至还将成为移民政策制定、谈判和执行中的关键角色。
这也意味着譬如AVP之类的大型财团，可以通过游说、并为澳洲政府提供专业及政策咨询，从而对监管基本框架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在政府参与的项目中，建立出资、管理、监管“三足鼎立”的体制与机制、并使三方独立保持相互制衡显得尤其重要。然而，在澳洲签证私有化中利益粘连成这样“一滩浑水”的监管制度中，又真的还能够分辨出多少真假呢？
“澳大利亚，请别犯英国犯过的错。”
一位最近在办理英国签证的澳洲研究人士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说。
“（私有化之后），办理签证比以前更不方便，却更昂贵——况且这以前也并不方便，也不便宜。”
实际上，在签订签证私有化合同之前，绝大多数英国签证的申请者都可以在英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递交申请，并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文件被处理并作出决定，而且没有什么所谓优先权或额外收费的“增值”服务的制度。
但当这项服务在2014年被外包给一家总部在迪拜的公司VFS时，这些决策却被挪到了由该公司运营的大型服务中心，而英国内政部当时对此表示，这将“提高签证决策的效率和一致性”。
从那以后，办理英国签证的费用就一直保持着十分可观的增幅。
比如申请标准旅游签证(最受欢迎的类型)的费用上升了14%，从2014年的83英镑上升到2019年的95英镑；而申请定居的费用则在五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从885英镑增加到1523英镑，增长了72%。
究竟是谁在为群雄逐鹿的这块蛋糕买单，一目了然。
采访的最后，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澳洲研究人士补充，“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想要一个能够真正欢迎人们到来的签证系统，那么最好还是自己运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