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品的审美，离不开对时代背景、阶级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等的探讨和研究。脱离这些要素的审美，往往出现主观随意性的阐释，不利于把握美的根源和本质。写经书法，作为中国书法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其欣赏、审美过程中，便尤其需要注意对这几个属性的把握。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写经书法的艺术审美，乃至于她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宗教价值，以及她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地位就无法正确认识，甚至出现不应该有的偏差。
一、时代属性：楷法端严的时代要求
唐代书法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楷书的完备，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楷书的高峰。所以，有人说唐代书法的特点是“尚法”。唐代出现的几个楷书大家书法风格各有千秋，如欧阳询的方整峻利，虞世南的冲和温润，褚遂良的姿态婀娜等，共同构成了楷法的丰富与多彩。
唐代楷书的成就极高，这与政治制度上的要求有关。科举考试是一般读书人的基本入仕途径，而中第之后，吏部要进行考核，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楷书要写得“楷法遒美”。唐以书取士，而吏部以书为选官之法，世人竞学楷书，成为时代的特点。唐人书法，见于碑刻文字及其他场合，楷法往往精妙。
写经书法，也离不开这个时代的影响，形成严整、端庄的整体风貌。北宋时宣和内府藏有唐释昙林用小楷写成的《金刚经》，《宣和书谱》卷五记载，此卷有数千字之多，始终如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敦煌写经卷中的唐人写经，达到这样水平的，数量很多。
写经书法，因为书写者多地位低卑，历来不受重视，偶有评价者，多指责其千字一面，认为写经书法为法度所拘，无飘然自得之态。但是，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每一种字体都有自己的审美规范和标准，用行书流畅舒展的标准要求楷书，显然是不合适的。楷书给人的美，就是端庄、整齐、规范、美观。既然对唐代其他楷书家我们多加以赞扬，为什么对这些精妙的写经书法就不能给以公正的评价？何况，大量的官方写经书法，都是结体森严，点画飞动，令人不胜赞叹。这些楷书写经，堪称唐楷的代表作，也不为过。元明以来，民间流传的一些唐代写经都被视为出自唐书家名流之手，如《西升经》被视为是褚遂良的作品，《灵飞经》被称为钟绍京所书，而凌本《道德经》上卷被误认为是徐浩所书，而实际上这些都出自唐代名不见经传的经生之手（见《启功丛稿·刘墉跋唐人写经》）。这种误会恰好表明，有些经生书法确实存在着与名家相抗衡的高超艺术水平。书法欣赏，历来有“知人论书”之习，有人甚至说，即便颜真卿书法不佳，后人依然珍惜之。这种论调，势必导致一些优秀作品，只是因为书写者的地位不高，而成绩被抹杀的局限。
米芾《海岳名言》说，进入盛唐开元以来，因为唐玄宗字肥，然后有书家徐浩，趋从君王所好，字写得肥满，而经生字亦自此丰厚。翻开敦煌写经卷子，其中字体由清瘦转丰腴者并不在少数，如斯752《佛说佛名经》较斯786《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要丰腴宽博得多。盛唐后经生书体肥满，似乎是受颜体之影响，而其实是同一审美时代出现的书法风格的类似性。正如钱泳《履园丛话·书学》中所云：“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这一切“亦时代使然耳”。
二、阶级属性：训练有素的专业书手
唐代，从事佛教写经的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官方的写经手，有文人，有民间的写手，有僧尼，有学生，等等。但是水平最高、数量最大的还应该是官方的写经手。可以说，他们的水平足以代表唐代写经水平。
唐代是一个佛教大盛的时代，对于写经也异常重视，官方有专门的人员从事写经工作，不仅是积累功德的行为，而且这些写经作品也流布其他地方，作为写经的范本来使用。这些官方写经手大体是秘书省和门下省的“楷书手”（又称书手、楷书、群书手）。秘书省的经生抄经，如斯1456《妙法莲华经卷第五》为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书省楷书孙玄奕写。属门下省抄经的情况较多，如斯2637《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是上元三年八月一日弘文馆一位姓任的楷书手书写。斯2596《妙法莲华经卷第七》为弘文馆楷书手王智莞写。
门下省、秘书省写手在唐代史书中都有记载。《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云，弘文馆有“楷书手三十人”，史馆亦有“楷书手三十五人”，而崇文馆亦有“书手二人”。开元年间张九龄等人所撰《唐六典》卷10也记载，秘书省置“楷书手八十人”，卷8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
这些政府抄经书手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写手。在唐代，对他们的培养是由专门的机构和老师完成。唐政府曾规定，有喜欢学书以及有书性的人，可以到弘文馆内学习书法，著名书家欧阳询、虞世南曾教习楷法。他们学成之后，就有可能被分派到各个部门，从事文书工作，充当书手，书写佛经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政府书手所抄经书，多是发给各州道以供师法的样本，因此对写经的要求非常严格，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这种完备的制度。从任意一个官方抄经的题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斯2573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二》末署有书经者名字，用纸数量，装潢手名字，初校、再校、三校者名字，详阅者、判官、监制者名字。这些名目都一一罗列于卷尾，这几乎是所有官抄经书的规制。
写经者的身份是影响唐代官方写经的一个重要属性。他们不同于文人书写，以自娱为目的，以抒发性情为目的，他们被要求的是“楷法”的精美，是书写时小心翼翼的心态，是不能写错字的心理负担，可以想见，在官方写经制度的约束之下，他们的追求只能是把楷书写得完美、端庄、整齐。
官方写经手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书写也有别于民间。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从一些契约、籍帐、文书等这些来自于非专业“书法”队伍中的庶民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出，经生书法和庶民书法是截然两途的。民间墨迹的书写者，没有经过专门系统的书写训练，其在用笔的熟练程度上、结体的掌握上、对美的把握上，当然无法与写经的书法水平相提并论。民间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度尚不完备，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这些在当时人看来，可能是不足，是弊端。而在今天有人看来，是一种朴实、自然、稚趣。毋庸置疑，写经书法的成熟美与民间书法的清新美的差异，关键是由于不同的创作心态所引起的。当然，在实用的基础上，民间书法也是讲究美观的，如从出自庶民之手的唐人墓志可窥其大概，这时候，经生书法与庶民书法有颇为相似的一面，但如果拿成熟、圆满、规范的标准来衡量，庶民书法便会立即从写经书法分离出来。
三、宗教属性：恭谨严肃的态度要求
抄写佛经，首先是要为佛教服务的，这就是佛教的属性。在佛教这里，写经是积累功德的，是供人受持的，写经的要求是抄经者必须以严肃谨慎的心态，以恭谨的态度来完成。这就约定了其书法的主要特点，应该是容易辨认的、规范的、端庄的书法。王羲之书法固然好，在唐代也被提升到书圣的地位，但是，王体书法那种“飘若惊龙，游若浮云”的潇洒之美，不是佛教所欢迎的，因此，经生书法倒是与初唐欧阳询、虞世南等书家风格近同。当然楷书成为最合适的一种字体，写经书法的绝大部分都是楷书，这就不足为奇了。在佛教这里，书法绝对不是供人挥洒性情的，但是，美的书法，可以让受持人更加容易接受。弘一法师曾说：“耽夫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
写经作品，既要考虑佛教本身的要求，还要考虑功德主，或者说受众的接受。因为，诵经祈愿，希望愿望灵验。有时候与写经的书法书写水平、书写者的态度也有关系。所以，能够看到的写经作品，都是态度认真，布局整齐，少有潦草之作。为了杜绝应付之作，还要有相关人员进行多次校勘、审阅、监制，这种约束，会给写经者在书写态度上作要求：细心、耐心、恭谨、严肃。写经作品中，少见草书，大概是草书让人诵持困难，且“草书惑人，伤失之甚”的缘故。
唐代书法，高手如林，尤其推重名家，对写经书法视而不见。北宋徽宗时，御府能收藏唐经生手写卷子，表明对其书法水平的称许，已经难能可贵了。而针对御府收藏品所作评论的《宣和书谱》亦能不以人论书，比较客观地评述写经书法的水平。如此书卷5记载道：“杨庭，不知何许人也，为时经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692～694年），一时为流辈称许。……唐至经生辈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是可观者。”同书卷10称：“有唐三百年，书者特盛，虽至经生辈，其落笔亦自可观。”清人钱泳《履园丛话·收藏》中说：“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人所断断不能跂及。唐代至今千余年，虽至经生书，亦足宝贵。”
总之，唐代的官方写经书法，是在其他各种文化社会属性的要求下形成的一种书法艺术品类。我们必须在这种背景下对其加以认识，那种对写经书法的苛责是没有道理的。在今天，类似于写经书法背后的文化制约越来越少，书法只是成为技法的展示，内涵越来越淡薄，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失去标准和规范的艺术，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从弘扬书法艺术的角度，从传承中华文化的角度，写经书法还是应该有她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