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对谈：如何利用当地优势，确定亚洲独有的建筑和城市化现象?

金刹迪

协理建筑师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苏比妮

协理建筑师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拓元强

协理建筑师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黄乔仑

协理建筑师

OMA Photography by Harold de Puymorin

02

关于混合用途建筑与总部建筑

金刹迪：在亚洲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很多非正式的参与，客户会使用各种沟通渠道与我们合作一同参与设计。

范杜恩：确实，与流程控制更严格的西方市场相比，在亚洲，你会发现自己会与团队中不同层级的人士沟通联系，甚至会是CEO层级的。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推动项目。如这个项目是他们的首个项目,　那么领导这个项目的CEO会期望项目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这使得这个过程更加不可预测，但总会产生一种超越现有的驱动力。

然而，在欧洲，你通常会和有几十年经验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往往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例如，在德国，我们参与了一个项目，而对方是建筑维护团队，新建筑中的灯泡如何更换自然是他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整体设计愿景，说服他们。这种工作方式在欧洲可谓是常见的 。

拓元强：同时，在中国，你还会与当地设计机构、项目经理、销售和营销团队、分包顾问和工程师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角色关系并非是明确固定的，但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对我们评估设计任务书以及判断我们在总体大局中所承担的角色责任带来挑战。

范杜恩：在西方项目上，我们往往担任一个职责范围更为广泛的角色，参与项目全过程。这种较长的过程会带来一种使命感。然而，在亚洲，或者更具体地说，在中国，我们经常在项目的早期阶段被要求拿出我们的“东西”，结果却看到项目被其他公司接去了。项目的实施在某程度被认为对于项目的最终结果不太重要。

拓元强：至少这表明他们一开始还是很欣赏那些总体概念的，尽管后期往往面临失去控制的艰难处境。

范杜恩：那么问题是如何避免项目变得浮于表面。例如，一个处于概念阶段的项目，设计会考虑到环境、周围建筑物、该地区的历史和城市文化，但设计也必须考虑用户及其需求——这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这只能在设计过程的后期阶段完成。如果我们只参与概念阶段，就很难将其考虑在内。

金刹迪：这就是我们工作中面对的现实，不仅仅是针对混合用途项目。

范杜恩：我经常问自己，这种试图逐层彻底提炼概念的工作方式是否仍然适用于这个地区。将项目交给别人常常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其他公司找到了应对这样的工作方式的办法。归根结底，这是关于如何平衡我们的期望与这里的工作方式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多地利用我们的直觉。

金刹迪：有时事情不会按照我们的方式发展，但这些情况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学习经验，因为需要我们去拆解流程，找到改进的方法。

范杜恩：一个项目将如何发展我们无法真正掌握，所以我们经常不得不大胆冒险地提出我们的理念，以达到各方对项目所期望实现的愿景目标。

金刹迪：然而，我们必须区分建筑竞赛和直接委托。在竞赛中，与客户的沟通要少得多，但风险也更大，我们倾向于提出更大胆的理念。

范杜恩：在竞赛中，你真的同时身兼数职。在中国，竞赛是高度制度化的，所以我们追求一个我们完全支持的概念的同时，会努力保持合理的获胜机会。

如果是直接委托的项目，我们会向客户展示各种可能性。例如，我们做的九牧总部的项目，客户最初想要一个简单的“塔楼加裙楼”这样的方案。原因是要有尽可能大的展示面面向主干道。而我们的设计采用了细长的造型，这不仅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反映了公司的历史和福建的传统建筑特色。

九牧创新中心 OMA

杭州光棱项目也是一个直接委托的项目，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尝试突破客户提出的做三栋典型的单体建筑的要求。未来科技城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符合年轻科创人员特质并适合其居住的社区，而我们认为，一个室内外相通并具有社交空间的设计能更好地呼应这个愿景。

杭州光棱的共用空间设计 OMA

金刹迪：同样，对于另一个直接委托的腾讯北京总部项目，我们跳出设计任务书规限，与客户探讨了如何可以加强公司内的沟通交流。该项目占地面积大，在一个容纳多达10000人的园区里很容易迷失。我们测试了各种设计方案，分离式建筑、组合式建筑或一整个巨大的单体。最终，我们设计了一个内部具有多种空间环境的大型建筑，就像一个微型村庄。建筑设计有小径和主道，不同的区域随着景观延伸，直到屋顶。

北京腾讯总部大楼 OMA

范杜恩：我们在杭州光棱项目和深圳自贸时代中心项目也采用了微型城市这一概念，以此应对当前中国普遍通用的城市规划模式未能创造一种都市生活场景的问题。

拓元强：深圳自贸时代中心是一个混合用途的开发项目，我们提出了一个三维立体的空间及快速流线的网络，承纳和连接三座建筑的多样化功能。这种方法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的，旨在打造一个融汇连接各种设施的环路，就像一个村庄，不过是在垂直方向上的。

深圳自贸时代中心 OMA

金刹迪：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这种多功能混合的模式在中国能行之有效。

03

关于公共建筑

范杜恩：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在商业项目和公共项目之间取得平衡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建筑师都渴望设计出惠及和服务于城市大众的项目。

金刹迪：我会将公共建筑定义为公众和机构之间的“协商”，而我们的角色是为这个协商打造一个空间。

范杜恩：在公共项目上，我们常常从各个层面打造尽可能开放通达的建筑设计。剧院类文化建筑主要在晚上开放，博物馆只白天开放。因此，让人们能够接触、使用到这些建筑内承载的内容是这类项目设计的主旨，这也是我们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TPAC）和西安体育场等项目中所做的。

公共建筑通常是非常大型的建筑，其本质隐藏在其体量内。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这个项目中，我们将建筑的内部翻转到外面，将被视为这座建筑中最具“仪式感”的部分—观众座席，展示于外。通过将这个空间悬挑在相邻道路上空，为访客体验与城市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有效地使其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建筑内的“仪式”成为城市“仪式”的一部分。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OMA Photography by Chris Stowers

金刹迪：对于体育场馆来说，通常会有一系列乏味的安全检查，观众必须经过这些检查。在西安那个项目中，我们为观众进场、出场增加了一个仪式性的过程，以迎送人们的进出，就像西安的一些历史建筑（城门或鼓楼）过去甚至现今所发挥的作用。

范杜恩：这是一座可同时容纳62000人的公共建筑，位于中央商务区的中心。这很有趣，因为体育场通常位于城市的外围，被认为只是基础设施和后勤的一部分。而就西安这个项目而言，这座体育场有潜力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虽然其主要功能是一个足球场，但它也是一个“城市”体育场。即使在没有比赛或活动的日子里，它的仪式性入口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一些特色。

两个体育馆概念：足球与城市 OMA

黄乔仑：前海国际金融交流中心（IFEC）位于前海海滨，也是优越的位置，一侧俯瞰海滨公园，另一侧面向新的中央商务区和交通枢纽。我认为我们赢得该项目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提出的方案留设了充足的公共空间，将用地的两侧衔接起来。此外，我们还考虑了如何让该建筑不仅限于持票证访客入内，还可开放予普遍公众享用。我们引入了一条公共路线，通往一系列小型城市公园， 最终在裙楼顶部形成一个观景台。与其他公共项目一样，我们做了一个既能实现预期功能，又能惠及公众领域的设计。我们向政府介绍了这种方法，得到了肯定。

创造一个与周围环境相呼应的体量 OMA

范杜恩：象征价值是我们项目建筑包含的另一要素。这就是这些项目的独特之处，其他任何项目无法与之比较。对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我们将建筑抬高，让搬迁到其附近的士林夜市可以在其底下扩展。这是我们如何将城市的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联系起来的一个模范。赋予该项目象征价值的另一个元素是将三个剧场组合成一座建筑的建筑设计方式，形成一种“超级剧院”。秉持台北实验性戏剧文化的精神，将观众席布置于多侧，这为戏剧制作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OMA

还有一些项目是，我们找出该城市或该地区的独有特色，在设计中借鉴这种特色。足球前身—蹴鞠，据说是在唐代长安发明的。在我们为这座城市的新体育场创作的设计中，你可以发现足球历史和城市的元素以现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金刹迪：宝塔和鼓楼经过转译被融入，成为我们设计中的一部分。该方案超越了纯粹的功能和美学选择，讲述了西安的故事、西安的足球以及西安的未来。

范杜恩：我认为这个体育场只有在那里才有意义。在任何其他城市，设计都会大不相同。

黄乔仑：前海国际金融交流中心也是如此。当我们构思其叙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深圳前海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因此在竞赛的后期，我们开始融入一系列类似船帆的曲面。我们把这座建筑构想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为船只引航的灯塔。

前海国际金融交流中心 OMA

公共项目需要面向不同的受众。对于前海国际金融交流中心，我们首先必须说服专业评审团。就如时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他们更关心项目的使用性方面，如交通动线、功能布局和构成。当我们进入竞赛的第二阶段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叙事引起了包括高层决策者在内的各种非专业受众的共鸣。这表明了公共建筑中象征价值的重要性。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不要以一个压倒建筑品质的陈词滥调的理念开始着手设计。设计理念应该来自对背景和建筑的研究，最终形成一个无缝的叙事。

范杜恩：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惊讶，但我认为中国公共建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几乎所有重大项目都是通过竞赛启动的。而这个级别的竞赛，总是会有许多国际建筑师加入，他们竞相为城市打造地标或者标志。公共建筑甚至在设计之前就被称为地标。那么我们的疑问是，什么是地标？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参加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竞赛，因为像这样的竞赛往往不过是一个推广某个地区的机会， 或者只是需要夸张的建筑。有些大型博物馆在尚未规划展出内容的情况下就竞赛招标。当然，让文化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但这需要时间来发展。

就这些竞赛而言，我们的疑问是是否将会实施建设，如果是，我们是否参与这个实施过程，以及建筑未来会是怎样的。在我们决定参与一个项目之前，我们会想了解它的长期潜力。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有选择性，并相信投资最终会得到很好的利用。

有一次，我们受邀做一个郑州的项目，客户想建一个12万平方米的博物馆，但我们发现这个项目背后没有任何机构或藏品。这只是总体规划中的一项要求，规划要求打造一个文化设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进一步界定。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不得不建造这座建筑，即使他们没有运营博物馆的经验。当我们向客户表达我们的犹豫时，他们问我们对这个项目如何进行有什么想法。

金刹迪：我们建议不要建造为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将其拆分，建立打造为一个更加多样化的文化项目。我们的概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循环，从生产到展示再到商业化。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生产、教育和交流。三者相互支持，这样就不会只能依靠外部投资。当地环境和当地艺术家是这一循环的驱动力，这个文化区最终将成为当地当代文化的中心。

范杜恩：该项目还兼顾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从街头文化到高雅文化。例如，该项目的使用受众不仅仅是博物馆访客，也包括，比如说，街头艺术创作人等，将大众聚集在一起。文化区内晚上有演出，人们可以在外面用餐，享受这个新文化区的生机活力。我们发现这比制作一个巨大的标志建筑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