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贝贝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不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以救亡图存为终途，就此而言，改革与革命实谓殊途同归。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启蒙正是救亡图存的思想铺垫，不论改革还是革命都不可能是蒙昧的产儿。然而，改革与革命这一启蒙的孪生子，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每周评论》，该刊由陈独秀及李大钊于 1918年 12 月在北京创刊，从第 26 期起由胡适主编
思想的争鸣带来思想的分流，分为守旧和趋新两大类。趋新的思想和主义之中亦存在相当的差异。同为救国的理念和志向，但由于在方法上的差异，很多主义之间形成了很深的矛盾和芥蒂。五四运动亦成为新派思想群体内部争论和分手的分水岭，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便是争论和分手迹象。
1919年6月11日，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健将陈独秀被北京政府逮捕，不久李大钊避难乡间，半年前由陈、李等热心政治的同仁创办的《每周评论》由好友胡适代编。胡适并不赞同学生参与政治，更对各种时髦的主义持以谨慎的批判态度，在全国范围内五四运动高潮之际，提出对问题与主义的看法。也正是在此后，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渐行渐远。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五四运动和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反对空谈纸上的外来的“主义”，认为不仅无用，甚至有害。他对“主义”的理解是：任何“主义”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在特定的场景中产生的特定的具体的主张。有具体的主张而精炼为“抽象的名词”——“主义”。而“主义”的弱点和危险恰恰就在于此——以抽象代具体。
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从右到左依次为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胡适认为，任何严格意义上的“主义”都不只是“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相应地是从思路和方式上对具体问题的指导和解决。因此，对任何“主义”的高谈阔论都离不开对其所关涉的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多研究些问题”，是谈论“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问题”研究的前提，阔论“主义”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胡适着重批评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客盗用“主义”招摇撞骗。
胡适在文中说，中国的问题很多，而且很多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呼吁：“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他认为，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产生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总结方法是必需的三个步骤。在文末，胡适强调“‘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并不反对对学说和主义的研究，并视之为研究问题的工具。
短短2400余字的文章，胡适提出几个重要的思想观念：（1）主义的适用性：“主义”起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和场景中产生的具体主张；（2）“主义”的工具性：“主义”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3）“主义”的局限性：“主义”不能包治百病、根本解决。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不是横空出世，早在1918年，胡适便在其哲学著作《西洋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写道：“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然而不同时代的西哲所提出的不同的主义和思想，是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的境遇，针对不同的问题，得出的思想和方法，“他们的学说都有各自的特性，也存在各自的不足，只能对问题的某一方面或部分问题进行探讨和解决，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更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
胡适在美留学7年，师从实验主义大哲学家杜威，并深受其师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实验主义哲学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杜威认为，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并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杜威反对极端的理想派，认为只有空谈和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本质上是极端的唯心主义。他明确指出，彻底推翻和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在具体问题中通过实验的方法具体的解决。
胡适
胡适认为，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人是真理的制定者，因此世间并没有绝对真理。人在经验的生活中探求真确的知识，试验是真理的唯一实验室。受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反对言必称“主义”的现象。在他看来，不过是西方版的“诗云子曰”罢了。其实，早在胡适留学美国之前，即受到梁启超和严复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有着很深的认同。
就自由主义而言，它的真谛在于其主体的自觉自主性，亦言之，自由主义不受思想的束缚。这也就决定了自由主义与任何其他主义的互斥性。正因此，自由主义很可能会与任何其他的主义发生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