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病逝30年后，遗体迁葬烈士陵园，妻子女儿现场致祭泪洒当场

其实以当时的情形来看，留在根据地，可能最终的结局是十死无生，转移出去尚可有一线生机，但沈泽民却把危险统统留给了自己。

沈泽民的革命资历相当老，1900年出生于浙江桐乡，幼年时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沈泽民的哥哥是著名文学家茅盾（矛盾原名沈雁冰），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窥伺，沈泽民也决心探求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1920年7月，沈泽民与好友张闻天东渡日本。

因五四运动的影响，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南一北，开始发展中国的共产党组织，沈泽民从日本回国后，在大哥茅盾的影响下，逐渐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4月，在兄长茅盾的介绍下，沈泽民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沈泽民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前吸收入党的50名党员之一。

1922年1月，沈泽民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1924年夏，沈泽民与张琴秋步入婚姻殿堂。

1926年，张琴秋在莫斯科生下了两人的女儿张玛娅。

一直到1930年，沈泽民、张琴秋夫妻才正式回国，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于同年3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

当时，张国焘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被派往苏区，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沈泽民以中央委员的身份，担任鄂豫皖分局常委，不久后又出任中共中央鄂豫皖省委书记，主持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应该承认的是，沈泽民对鄂豫皖苏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他与张国焘一起，也曾犯过“左倾”错误，给根据地造成过重大损失。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以后，沈泽民以鄂豫皖分局代理书记、书记的身份继续主持根据地建设，1932年11月29日，沈泽民在黄安（今红安）主持鄂豫皖省委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红25军部队为基础，重建红25军。

新成立的红25军，总兵力在7000余人。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

为了加强红25军的力量，沈泽民还决定，将在麻城成立的红28军3000余人也合并入红25军中。又在皖西北重建了红28军，继续坚持斗争。

当时，红25军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全军一万余人。

很遗憾，当时沈泽民在劣势之下，仍然在根据地推行“左”倾错误，忠实的执行中央关于“夺取敌人中心城市”和“整肃”的命令，红25军来回奔波作战，兵力损失很大，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人。

沈泽民万分后悔这一决定。

1933年10月，沈泽民主持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这次危局是我自己路线错误和一贯脱离群众造成的。”

当时，红25军仅剩的1000余人在省委指示下，放弃了原来不切实际的想法， 转变为游击作战，而当时回到皖西北的红25军84师与原地坚持斗争的82师合并，重建了红28军，在徐海东的率领下坚持游击作战，这才勉强维持了局势。

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曾提到过沈泽民：

“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

“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

沈泽民当时已经身患重疾，疟疾加上肺结核，只能躺在担架上，从冷静下来的那天开始，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问题，为了不拖累战友，他决定到山区养病，临别前他将手上的手表（瞿秋白赠送给他的）脱下来，交到徐海东手中，并与战友们一一话别：

“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

沈泽民在山区养病的一段时间，仍然在不断的反思自己的错误，因为缺医少药，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很差，当时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也患了病，身体很不好，但沈泽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自己留在根据地，让成仿吾到上海去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沈泽民一边吐血，一边把给中央的报告写在一条白色裤衩上：

“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差误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逐步削弱到如此情形造成的……今后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曾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徐宝珊曾看过沈泽民这份报告，不由得十分动容：

“他以共产党人的气魄，敢于大胆地承认错误并向党中央直言不讳。我们党有这样的气派，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沈泽民的指示，成仿吾就穿着这条裤衩赶赴上海，通过鲁迅联系到了中央，并将这份报告递交了上去。

遗憾的是，因为病情严重，沈泽民的身体每况愈下。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病逝于红安县北的天台山，时年31岁。

二

1954年春，时任红安县县委书记的马友才到北京拜访郑位三，两人在闲聊时，郑位三突然想起，当年沈泽民就是牺牲在红安县，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烈士遗骨埋在何处，当时郑位三就嘱咐马友才：

“帮忙查找一下沈泽民烈士的遗骸在何处？”

当年，沈泽民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时，郑位三是鄂豫皖省委常委，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遗憾的是，沈泽民病逝时，郑位三正带着游击队在外面作战，因此对沈泽民逝世后葬身在何处并不知晓。

关于沈泽民烈士葬在何处，一开始也有不少争议，当时位于河南新县卡房枣林山中，安葬着一名叫沈在明的烈士，一开始被认为就是沈泽民，但考证了一圈后发现，沈在明烈士病逝于1934年，时间上就不符合，因为沈泽民烈士是病逝于1933年11月20日，在病逝前10天给中央写的报告，后来这份报告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而这份报告背后，还有一份是郑位三12月9日给中央的补充报告：

“上面的报告是泽民同志（即沈泽民）起草，常委会通过的，泽民同志把这一报告起草后，没有几天就病死了……”

根据郑位三掌握的情况，沈泽民是到湖北红安县天台山养病的，就住在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的一个湾子里，因为缺医少药，沈泽民烈士逝世时很凄凉，当时整个村子里为了躲避“白军”的报复，都已经外出躲避了，村子里只剩下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去世前，沈泽民说了一句饿了，警卫员跑遍全村，才找到三个快烂了的柿子，可沈泽民还没来得及吃就咽了气。

因敌情复杂，连口棺材也来不及打，就将住户家里的两块门板拆下来，外面裹上野藤草草的安葬了，因为下葬太匆忙，连门板上的铁门环也没来得及拆。

沈泽民去世以后，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胶底皮鞋，在当时只有红军之中的干部才能穿这样的鞋。

马友才回到红安县后，立即找来了民政科长熊梦英，嘱咐他查访沈泽民烈士安葬地，当时熊梦英听到马友才嘱咐后，立即想起来一件事，他告诉马友才：

“天台山有这么个湾子叫刘家湾，解放前打游击我在那儿住过的。我有几个叔在红二十五军，有一次打粮经过刘家湾时，他们碰到我，好象听他们说那里是埋着一个书记，是用四扇门板埋的。”

“烈士已经牺牲二十多年了，别的东西烂了，可黑胶鞋底和铁门环是不容易烂的，你这次去调查，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不过，想要调查一个已经牺牲20多年的烈士，难度就要大的多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红25军主力相继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国民党当局曾在当地展开过血腥的屠杀报复，许多年轻人为了躲避，都逃到外地了，也难怪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老百姓都不敢支持。

刘家湾当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沈泽民牺牲在这个地方时，村子里仅有为数不多的老人知道，这些老人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很多年，留下的年轻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熊梦英在村子里问了一圈，才有一个老人对此事有印象：

“民国二十二年，有一次‘跑反’回来，好象听说是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在湾子里病死了，至于埋在什么地方就不太清楚。不过，国民党有几棺坟我们倒是清楚的，但那几棺坟都有墓碑。”

沈泽民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了避免敌人毁坏坟墓，因此立碑是绝无可能的，只能凭借各方面零散的线索，逐渐归拢整理。最终，大家把目光聚集在后山处一个无碑的小坟包。

铁锹开动后，挖出了一个黑漆漆的事物，经辨认以后，熊梦英发现，原来是一只黑胶漆皮鞋。

至此，沈泽民烈士遗骸终于得到了确认。

1959年春，在董必武的关怀下，红安县修建了烈士祠，当年牺牲的烈士，红25军军长蔡申熙的妻子写信给中央，希望能够在丈夫牺牲的地点立一座石碑，总理办公室将这封信批转给湖北省委后，省委同红安县商量后，决定在烈士祠后面的稞子山上迁移列士坟，经过一番细致的商量后，最终决定，优先将沈泽民、蔡申熙两位烈士的墓迁葬到稞子山。

至于两位烈士的墓的造型，就参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

1962年5月，董必武回到老家红安县，受邀为两位烈士题写了墓碑。

红安县派出专人到沈泽民烈士遗骸所在地，取出了烈士的遗骸，除了发现了另外一支黑胶漆皮鞋外，还有军服上的四枚纽扣，因为安葬地是沙质土地，因此沈泽民的军用皮带上的铁扣和门板上的铁质门环也完好无损。

三

沈泽民的夫人张琴秋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尽管未被授予军衔，但时人都称她是“无衔将军”。

1924年4月，张琴秋在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张琴秋与沈泽民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两人于1925年11月成婚，婚后尽管工作十分忙碌，但夫妻两人始终没有分开过，后来张琴秋跟着丈夫沈泽民一起到了鄂豫皖苏区后，出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尽管张琴秋是一位女同志，但她干练飒爽的英姿给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留下了很深厚的印象。

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即将转移，当时沈泽民不愿意离开根据地，而已经担任73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却不得不跟大部队转移。

沈泽民因为过于劳累，身体情况已经很差，肺病发作后，不时地吐血，在转移前，张琴秋同丈夫见了一面，并极力劝说他：

“先到上海治疗肺病。”

可沈泽民不愿意扔下鄂豫皖苏区人民，不愿意离开。

让张琴秋没有想到的是，此次见面会成为她同丈夫见的最后一面。

尽管张琴秋后来又有过两段婚姻，同陈昌浩还育有一子，但那时正值西路军在戈壁滩上惨败，混战中弹尽粮绝，又没有吃的，孩子被丢在冰天雪地里了。

沈泽民与张琴秋育有一女张玛娅，因为是出生在苏联，当时夫妻两人回国，担心带着孩子回国太拖累，就把孩子留在了苏联。

张玛娅在苏联长大，后来考入莫斯科电器工程技术学院，学习当时最热门的无线电专业，一直到1950年10月，从大学毕业后，张玛娅才回国与母亲团聚，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以后，被分配到军委通讯部翻译室，不久后又调到了雷达组从事专业技术。

然而张玛娅当时同母亲商量：

“我一直在苏联读书，对中国革命没有什么贡献，现在我想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54年冬，张玛娅被分配到哈军工当教员，而她也是哈军工为数不多的女教员。

1957年6月24日，哈军工副院长刘居英率领解放军院校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看到了苏联武器以及军用计算机的发展后，决心搞自己的军用计算机。

1958年4月，哈军工正式成立331工程研制组，组长柳克俊，当时只有三十岁出头的张玛娅也被选入研制组中，也是研制组中唯一一位女同志。

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也从无到有的缓慢发展起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克服，据研制组成员胡守仁回忆：

“那时候，大家干劲特别大，连走路、吃饭都想着计算机的设计与实验以及调试中的问题。”

张玛娅那时刚从苏联回来，汉语说的还不大好，有些地方只能用俄语，在整个小组中，也只有组长柳克俊有这个能力，两人时常用俄语交流。

1959年，我国第一台军用计算机——901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同年国庆十周年庆典，这台计算机作为献礼在北京展出。

只是很遗憾，张琴秋与女儿张玛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都遭到了冲击，张琴秋个性很刚烈，女儿同样也是这个性格。当年因为她回北京，张琴秋专门派人到车站去接，张玛娅竟然为此大发雷霆，称母亲利用特权为自己办事，因为汉语说的不利索，张玛娅甚至还用上了俄语，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1976年5月17日，就在黎明之前，张玛娅含冤离世，去世前留下一封遗书：

“……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党组织能够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加以保护。”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才正式为张琴秋、张玛娅母女平反。

1977年8月30日，张玛娅所在的单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追悼会，已经年过八旬的茅盾亲自出席了侄女的追悼会。

张玛娅与丈夫刘仲邹育有两女一子。

谈起祖辈与母亲时，张玛娅的二女儿刘竞英始终有些遗憾：

“我没有见过外公。母亲工作很忙，我跟她一起生活的时间，零零散散也只有两年多。”

刘竞英了解祖辈儿与母亲的事迹，大多数都是从书上得到的，她认为自己应当有这个义务，将他们的精神给下一辈儿传递下去。

2007年3月27日清明节，已经年过四旬的刘竞英湖北省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苏区烈士陵园，并向烈士们献了花圈。望着祖父沈泽民的墓碑，刘竞英也忍不住落下了泪：

“外公啊，我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