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毛泽东说的，却不知来自陶铸胞兄

陶自强自少就是神童 ，学习、写文章均比乃弟要强。在革命的起点上，也绝不比弟弟陶铸弱。

三湾改编，陈皓成为井冈山红军的军事负责人。陶铸是该团的团支部书记，况且俩人的关系可谓是生死莫逆。

在井冈山上，陶自强与脚有伤的毛委员住在一起九天，帮毛泽东治疗腿伤、探讨革命真理，并初步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这个时候，毛泽东对陶自强的学识是赞伤的，对其给自己治伤是感激的，对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认可的。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他和毛泽东会成为好的朋友兼战友，未来也许情况很不一样。

然而，陈皓在关键时刻选择道路时忧郁了，他认为红军上井冈山是占山为王的土匪行径，作为黄埔一期出来的陈皓，有着自己的骄傲。

这种想法也在黄埔系出来的军官中蔓延。攻取茶陵后，陈皓享乐主义思想抬头，被毛委员批评后想拉队伍投靠亲共的国军上将方鼎英。

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将陈皓等人抓捕审判甚至处死。作为陈皓的老乡兼知己好友，陶自强尽管没有参与到陈皓的行动中，但毛泽东要他一个答复。

在好友的生死和毛委员的答复之间，陶自强很为难，他既不敢为陈皓说话，也不敢直面毛委员。

最后，在陈皓被杀的前夕，他偷偷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祁阳--一个山清水秀、有着悠久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

此后，虽然，他在弟弟陶铸的鼓励下，继续参加革命活动，然后，其软弱的性格注定他难以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

在福建从事革命活动中，他和弟弟先后被敌人抓捕，关进了监狱。

陶铸在监狱里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战胜了困难，抗日战争开始后被救出了监狱，重新回到来革命队伍，而且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而陶自强却经受不了国民党的残酷折磨，最终宣布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一员。

作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重用，在国民党中，他先后参加抗日战争，担任过国民党的县长。

尽管他很有才华，也是一个好的地方官，但他不通时务，不愿意巴结逢迎上级。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虽有才能、有抱负，想有作为，但在关系网盛行、官场黑暗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中，还是很不讨人喜欢。

在抗日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他因忤逆上司而被罢免了职务，再一次回到了家乡祁阳石洞源。

到祁阳后，作为黄埔军校出来的高材生，他和其他黄埔同仁一起，参加了家乡人民组织的抗日活动。

1948年，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受到老乡蒋伏生中将的邀请，去台湾担任了少将参议的闲职。

从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弟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地方大员，他又动了心思，不顾蒋伏生的劝阻，毅然从台湾回到了家乡。

此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陶自强回到祁阳后，积极参加倒蒋运动的游击队伍，亲自担任政委，在将国民党的残余军队赶出祁阳的战争中起了一定作用。

解放后，陶自强自知过去历史不光彩，因此，他选择去了学校，成为祁阳一中首任校长。后来陶铸回祁省亲时，听从陶铸的建议，辞去了校长职务。

此后，他一直在教育战线上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文化大革命。也许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陶自强的人生还算是比较完美，尽管走过弯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最终还是从事了自己最擅长的职业。

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在举世皆敌人的情况下，有人把主意打到了陶铸头上。为了搞倒陶铸，北京红卫兵来到祁阳，他们找到陶自强，把他作为对付陶铸的突破口。

面对骨肉相连的亲情，面对生死考验的折磨，陶自强再一次妥协了，他违心的交代了陶铸在福建监狱的所谓“罪行”，从而将自己亲弟弟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陶自强交待了陶铸“罪行”后，刚刚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不到四个月的陶铸被打倒了，不久后含冤去世。

后来陶铸被平反，陶自强想求得祁阳人，特别是曾志及陶斯亮的原谅，但是事已发生，还有多少人愿意谅解他呢？

甚至在陶铸同志的平反大会上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进入。最后，他在孤独、悔恨中离开了人世。

其实，陶自强这一生，并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对家人，事母至孝;对朋友，尽力维护(如文革初期对国民党抗日将领廖龄奇遗孀及母亲的救助)。从为人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他还是一个不成熟的知识分子，有着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

在革命立场上，摇摆不定，生性软弱;在政治方向上，不知道取舍，多次走错道路;在面对死亡上，不敢直面，一味逃避，甚至贪生怕死，违心出卖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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