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詹尼·比奥迪略（Gianni Biondillo）出版了一部小说《我们不是什么》（What We Are Not），讲述了生活在法西斯主义时期的一代建筑师。
詹尼·比奥迪略（Gianni Biondillo）
本书篇幅将近500页，包含至少30个角色，历史背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法西斯主义的垮台，作者用一群建筑师的经历讲述几十年的意大利历史，他们梦想着通过建筑实现现代化和改善国家，甚至可能改变世界。
他们来自意大利各地，最后聚集在米兰，这里曾是1905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地，也是未来主义的发源地，这座充满活力和现代的城市，眺望伦敦、巴黎、柏林，毫不掩饰对中央集权主义罗马政治的傲慢蔑视。
《我们不是什么》讲述了他们的冒险经历，作者选取了小说这样的形式无疑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大多数的情节都是基于历史事实，因此读者在每一页都可以看到大量细致的注解，对此比奥迪略表示：“多年的研究、堆积如山的书籍、查阅的公共和私人图书馆、筛选的档案、破译的前线信件...可以说我几乎没有捏造任何东西，一切都被严格地近乎狂热地记录下来，包括主角的私生活、他们的脾气、怪癖和恐惧有关的部分。”
“
在这部小说中，我不是在谈论建筑，我用建筑来讲述这个国家的故事。
”
为什么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备受瞩目的学术著作呢？比奥迪略的回答很明确，虽然他毕业于建筑学专业，现在主要在文学领域工作——
“因为这只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会相互传阅的另一篇文章，这个故事的复杂性不为人所知，甚至包括学者。如果我谈到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到蒙塔莱、卡尔维诺、维托里尼等名字，每个人都会立即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说到建筑师，人们一无所知，几乎没有人知道特拉尼，他们认为特拉尼和皮亚琴蒂尼是法西斯建筑师，事实并非如此，而且特拉尼非常讨厌皮亚琴蒂尼。“
一页又一页，让人想起曼佐尼亚传统历史小说，《我们不是什么》让读者沉浸在一场人类的智力冒险中：一群年轻的建筑师，他们以理性主义的名义， 将米兰和科莫转变为欧洲前卫艺术最先进的现代性实验室之一，但这本书的其中一章却使用非常强烈的指责作结尾：“洗白法西斯主义？他们被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吗？他们被它迷住了吗？最初是的，他们甚至将这个政权的宏伟项目视为现代性的标志。那他们也是帮凶吗？”
“小说中的人物蒙塔莱自己写道，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上台时，特拉尼18岁，他们还是孩子。他们在艺术上也许很先进，但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是初学者。他们缺乏政治文化，不知道其他思考社会的方式，除了虚幻的强人指挥的想法，他们是一群梦想家。历史让他们失望和幻灭：随着时间的流逝，讲述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如何变得越来越脆弱，种族歧视的悲剧、俄罗斯的失败、1943年9月8日的灾难以及集中营的恐怖。”
小说的第二部分，从战争年代到战争结束，确实是最具戏剧性和最痛苦的，因为它所叙述的悲剧、施暴者的不人道以及许多主人公在历史舞台上被迫做出的悲惨选择。但即使在这个部分仍然保持着群像小说的步调，没有一个主角在其他人中脱颖而出，作者的技巧在于编排叙事，赋予每个角色自己的身份特征和意义。
“如果有人问我，在众多建筑师角色中，我最喜欢的人是谁，我很难选择。我爱他们，就像父亲爱他的孩子一样，或者说就像一个后代爱他的祖先一样，每个人都教会了我一些东西，他们有缺陷和矛盾，但他们也有才华、远见和正义感。另外我特别喜欢女性角色，她们总是被排除在这种类型的叙事之外。玛丽亚·阿尔比尼（Maria Albini）也许是那些黑暗岁月中最不安分和最深刻的知识分子，玛丽亚·博托尼（Maria Bottoni）在集中营中为她的反法西斯选择付出了极端的代价。可惜人们对这两位不可思议的女人却一无所知。“
这就是文学的目的：弥补历史的遗漏，恢复混乱的秩序，绘制我们文化和情感领土的地图。那么在写了这么多小说和故事之后，比奥迪略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建筑师还是一个作家？他的回答让人意外：
“我认为建筑师就像一个正在戒酒的酒鬼，即使很多年没有喝酒，但仍然是一个酒鬼。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疾病，我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工作室，至今差不多已经三十年了，但我偶尔会和建筑师朋友一起参加一些竞赛，为了保持我的参与感。此外，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律师作家、教师、法官、生物化学家、哲学家。在每个人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背景，我认为建筑和文学之间有很深的相似性，比如普鲁斯特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建造一座文字大教堂。如果必须为我的工作找到一个定义，我会说我是“领土的叙述者”。简而言之：我在假装做城市规划。”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勿商用
————
编辑/排版：Z
祝你开心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