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一个行业，做惯了，就有了惰性，慢慢地就不想换了。做熟了的事情连脑子也不用过，想都不想也能做得好。有时走惯了的路，一路往前走，走到半截想起来，不对劲，应该往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又绕回去。
比如我在一位朋友那里看民窑的瓷片，他收到很多。城市那里有工地开挖，挖掘机前后左右就有个他。象非洲河马背上的鸟。捡回家，洗干净，分门别类的一格一格的放着。
他把民窑的瓷片拿给我看，二笔鱼，一笔水草，顺手又是一个碗。画胖娃娃的专画胖娃娃，风一样的快，然后在碗底写上名字。碗底写名字是怕弄混了。这些名字对于收藏者没有意义，比如王四毛、张财、王金根，间或也有雅名比如秦者轩，不如何许人也。
这些匠人名不见经传，画瓷就是一个手艺，谈不上什么艺术什么的。画好多少件然后计件拿钱，让他们换个行业大概很难。除了画瓷，旁的手艺又不会，那么就画一辈子。
莫高窟里曾经发现一个画匠，已成白骨。白骨的旁边有一只小碗，里面有干涸的颜色。是什么驱使着他龟缩在这个小小洞窟里，长年累月的描画香花天女。他就不能换个职业吗？
所以不管怎么有趣的事情变成职业，都会慢慢转化成让人厌恶的行当。董其昌说仇英的工笔画“其术近苦！”。如果你在家刷过天花，你就知道一真仰着头画藻井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了。
台湾民间艺人洪通一直是个拉车的。他没多少文化，家里穷没读过几天书，帮人做苦力生活。“艺术”这两个字与他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恐怕做梦也梦不到这两个字。
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两个字如电光火石一般出现了，就如同烙在脑子里一样，他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在心里，跟谁也不说。有一天他看看孩子也大了，能自己弄一碗饭吃了。他就放下扁担对他的老妻呐呐地说：“我想搞一点画子看看，明天就不做活了！家里的事你多看着一点。”
于是洪通就开始不理生计画起来了，实质上自他开始画到他停笔，也就是去世一总也就画了七八年的时间，但这七八年来他过得很幸福。他终于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平常人也许一辈子都没福气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也没机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知道。即便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做不了，慢慢地挨着一直到死。我们想成为什么，和我们必须是什么这中间的距离太大了，大得可以忽略不计。
洪通画得很自由，他一家也不模仿。他一画画就是创作，他有无穷的想象力，也象个孩子一样画得很单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弄的是个什么画种，反正只要能弄到手的颜料他都愿意往纸上涂。
他问别人好看吗？别人说好看他就很得意了。他跟人说做梦时一个神仙教他画的，跟陈咬金梦中有人授他斧子功一样。陈只得三板斧，而洪通却是花样百出。
有一次台港杂志《雄狮美术》去采访他，说要拍摄他画画的过程。他一听拦下其中一个女编辑，说什么样也不让她进去，弄得女编辑很生气心想你家也不是清真寺礼拜堂。
但后来理解了。洪通画画时，喜欢精赤着身子，时不时在鸡鸡上也涂点颜色画画。当然不能给女的看，怕吓到人。另外也有个原因他比较心痛衣服。颜色沾到衣服上，就要洗。洗多了就伤衣服，索性脱光了。
别人说要买他几张画子，他也把画子拿出来给人家挑，他自己却站在旁边说这张不行我自己想留着，那张也不行我也想留着，弄得主客不喜，最后一张也没卖成。到死他靠画画也没挣上几个钱。
他的画始终没有进过主流的艺术圈子中。你说他的画子有多好，那到也未必，但是他就想这么画，也没有什么除了画画这外的心思。人有时单纯一点真难。
上次笔会，我看一个山水名家画山水，旁边站一个女企业家。那个女的一会说你把船给我画多一点。都要有帆，代表一帆风顺。哎！这个地方可以来一轮红日。画家在远处画一轮红日。山下边要有树，多画一点。画家听了点头，在下面画了不少毛毛须须的树。
女企业家跟旁边财务主管耳语：说这个画家人不错，回头给他多添点。后来那个女企业家说多画几个瀑布，说是水大了象征财源广进。看了十分伤心。其实这个名家不穷，一年好几百万的进帐，不知道为什么还下作成这样。
洪通死了之后出了点名，其实还是画商伎俩。一下子可以把他的作品价格喊得很高，蒙了些钱。有几个闲汉还想发起一个什么基金会，给洪通搞个什么故居之类的纪念形式。后来在征地上也没有干过地产商，把他原来的老房屋也给拆了。结果除了他还剩下的画子，一点多余的东西也没留下。
不过这样也好，到是成全了他自生到死都是一个“素人”的愿望。他活得不累。
本文插图为温州画家戴宏海于八十年代初创作的《柳毅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