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中，当母女关系错位，“厌母”和“厌女”会产生什么后果？

一方面母亲把同一性别的女儿视为“另一个自己”寄希望于女儿能够比自己更为“自由”，去完成自己未竞的愿望；另一方面，当女儿真正获得成功时，母亲的心情却要复杂的多。

不同于“成功的儿子”，母亲无需和他竞争，但女儿的成就在带给母亲欣喜之余，还能够引发母亲的嫉妒与竞争之心，尽管这种嫉妒不会从母亲口中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对于一些由于自身过往记忆以及性格强势的母亲而言。

一方面想要女儿自由，另一方面自己却成为女儿在获取自由道路上的最大阻碍。波伏娃认为：“女性希望弥补自己的劣等性，用一个被她视为替身的人，她还很想让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受到的损失。于是，她把属于自己的命运，完全强加在孩子的头上。”

如《春潮》中性格强硬、专制暴躁的纪明岚，早年未婚先孕、丈夫出轨、“高调”离婚的伤痛体验使其对家庭以及情感生活充满绝望，并长久沉溺于前夫所带来的伤痛中不能自拔，并把这股对前夫的怨恨“转移”到女儿郭建波身上。

而面对未能组建家庭、情感同样坎坷的女儿，纪明岚虽然表面上咒骂女儿，但还是无条件的接纳了她和她不知父亲是谁的“外孙女”。

一种是自己获得的价值、另一种则为男人给予的价值。

而长久以来，在女人的世界里后者的价值似乎远高于前者。这对于母亲而言，如果女儿没有获得男人给与的价值——结婚生子，即使她个人通过努力获得的自我价值再大，母亲都不会对其满意。

“不把女儿当成成人，同样也是确认女儿还停留在自己的领地里。”

而为了将女儿“圈在”自己的领地里，母亲不断给女儿立下一个个严格规矩。在这其中，“性”成为最大的禁忌。

在《春潮》中，纪明岚对郭建波反复咒骂的点还在于对其放纵流连于不同的男人身边，而“性”的散漫与自由也成为郭建波对抗母亲的重要方式。

这在电影《相爱相亲》岳惠英和薇薇这对母女关系中得到展现。作为父权秩序的遵从者、父系权力的执行者，岳惠英强势的维持着家庭的秩序与家长的权力。

在这个家庭中，岳惠英实际成为家庭的统治者，其与女儿薇薇的关系已经不自觉演化成统治者与附庸者、教化者与反叛者、主动者与被动者乃至“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的关系。

工作后依旧“寄居”在家中的女儿薇薇，不得不忍受母亲不定时对其生活的“闯入”行为：岳惠英不仅不顾薇薇感受，大半夜在厨房炒辣椒，还为找父母的旧结婚证而不经薇薇同意，而乱翻她的房间。

女儿的厌母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父亲的女儿”与作为“母亲的女儿”之间的冲突；二是对“成为母亲”的恐惧。

《春潮》中以沉默以及情欲放纵的方式来对抗强势母亲的郭建波。而女儿对母亲“依恋又厌恶”的矛盾心理既是她作为“父亲的女儿”与作为“母亲的女儿”之间角色冲突的结果，也是潜意识里拒绝“成为母亲”的体现。

女儿如果想要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接纳，就必须承认父亲的优越与有利性，并忽视、默认一切女性歧视。

如电影《黑处有什么》中少女曲靖在黑暗的成长环境中最终遵从父亲对其有关女性性别身份以及女性气质的种种规定而成长为一个“父亲的女儿”；

而电影《狗十三》中最终与父亲和解、融入到父亲新家庭中的李玩也在失败的青春叛逆之路上长成一个父亲的女儿。对于女儿而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做一个“爱欲自由”的母亲，但实际上在男权社会，“爱欲”和“母亲”这两个词很难共存。

于是，成为“母亲的女儿”便意味着由一个爱欲自由的女性主体变为一个深受多重道德伦理束缚的母亲。

在自小目睹母亲的“命运”以后，女儿开始对“母亲身份”感到恐惧，而这也成为女儿“厌母症”道德主要表现——“厌母症”指的并不是对自己的母亲的厌恶，而是对“母亲”身份的厌恶。

在女儿心中母亲是受害者、不自由的人的象征，成为母亲，意味着重走母亲的悲痛前路。于是拒绝“成为母亲＼成为母亲那样的人”，成为女儿们对抗“厌母症”的策略，这在电影《相爱相亲》中体现为薇薇经由“迁坟”事件，感悟到岳惠英以及外婆、阿祖、外公的爱情观念以后毅然做出“放男友离开”的决定；

电影《春潮》中郭建波拒绝与母亲暴力沟通，给自己的女儿郭婉婷更多的自由；电影《送我上青云》中战胜“性以及性别焦虑”与自己达成和解的盛男。对于女儿而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

于是，女儿要想获得真正自由，就不能在“父亲的女儿”与成为“母亲的女儿”两者之中择一，而是拒绝成为两者之一。

于是出走家庭、脱离父亲与母亲的权力控制范围，成为女儿们拒绝在这双重身份中进行选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