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登临舜王坪的愿望，因为我知道这里是中条山最为绮丽的一座山头。
夏末秋初的日子，受邀翼城采风，我与十几位全国各具影响的作家朋友，舟车数个小时，在蛇曲般的山路上盘旋，眼观松涛排浪，耳听山雀鸣啭，突然地跃身在了舜王坪顶上。我吃惊数千亩的高山草甸，是壮美的，是壮阔的……蓝天白云下，壮美壮阔的禹王坪，应律依季，或蓝或粉，开出满坪的花海来呢！我们登上坪顶的日子，大面积的花海也已谢了去，但耸立的花序，还能看出曾经的烂漫……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既埋怨自己的眼福浅，亦埋怨季节的无常，变幻得太决绝，太不留情面了。
不过我感动于时间的坚韧，舜王坪上舜王当年耕作的那一道犁沟，还深刻地存在着，再是海拔两千五百多米高的南天门，也巍然地挺立着。我极目望去，隔着云霓和雾岚，似还看得见不远处黄河的波涛，似还听得见黄河惊天动地地轰鸣……我站在那赭色的岩石上，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七十多年前的一幕，抗战在中条山的陕西地方军177师，与疯狂的日本鬼子激战数日，退守在了黄河边的一处悬崖上，弹尽粮绝，既无前路，又无后路；他们与数倍于己的鬼子兵，肉搏刺杀，数百人壮烈地牺牲了，另有800勇士，最后时刻，在悬崖顶上，跪向了黄河，跪向了黄河西岸的陕西，高唱着秦腔，一个跟着一个，跃身跳下了波涛翻滚的黄河……那是一位旗手呢！
旗手在跳下黄河的时候，把旗杆横着插进一个鬼子的胸膛，与那个鬼子兵一起跳下了黄河。三日后打扫战场，那面血染的战旗，虽然弹孔累累，却依然挺立在黄河水上，猎猎地飘荡着……战友们有识水性的人，下到黄河的浪涛里，打捞出那位旗手，他的两只手还紧紧地握着战旗旗杆，而旗杆依旧插在鬼子兵的胸膛上！
八百勇士当年高唱的秦腔是《金沙滩》杨继业吼唱的句子：
两狼山站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家国啊/何惧死生！
那铁血的一幕，虽然没有发生在禹王坪的南天门上，可我在这一刻，把南天门看成了那一处无名无姓的悬崖，因为我到翼城来之前，在电脑上做过功课，查知禹王坪作为中条山的一部分也发生过十分惨烈的抗日故事。我来到翼城，见到接待我的人，最先问他们的话，不是翼城今天的生活，而是曾经的抗战历程。我查到也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侵华日军进入翼城县，他们所到之处，房舍被烧，财物被劫，妇女被辱，成千上万老百姓被杀……有侵略、有屠杀就有反抗，抗战七勇士的故事，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44年临近小年的日子，抗日民主政府考虑到日寇会利用这个传统节日抢粮抢物，派出七名战士到位于县城附近的村庄侦察敌情，恰遇在辛疙瘩村抢粮的伪军，战士们立即与伪军发生激战，顺利击退了敌人，夺回了被抢的粮食。他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夜返青城驻地，但只走到两坂村，即已人困马乏，大家商议决定宿营在“堡垒户”李成旺家，第二天再回根据地。但溃逃的伪军向鬼子兵报告后，雷霆大发的他们在伪军的带领下，沿路向后山搜查两坂村，500余人的日伪军，像500多只嗜血的恶狼，团团围住“堡垒户”。为了不使“堡垒户”遭受伤害，七位勇士及时撤出，并借机占领了村庄的制高点，与日伪军又展开了激战。他们且战且退，最后退守在一处有偏窑和牲口槽的窑洞里。
鬼子兵集中机枪扫射，把窑洞的门和窗户都打烂了……他们见硬打无效，就抓来老百姓进窑劝降。战士们从进窑的老百姓口中得知窑外敌情，知道他们寡不敌众，便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鬼子兵在窑洞里放了一把大火，天将黎明时，火熄风至，鬼子兵进入窑洞，他们眼见七位勇士或坐、或趴、或跪，像七尊雕塑，但仍保持着战斗姿态，有的手握钢枪，有的手拿手榴弹，有的手插进土中，土中埋着枪的零部件……勇士们的身体已经烧得焦黑，鬼子去摘战士手中的枪，却怎么也摘不下来；等摘下枪时，战士扣扳机的指头也断开了……
抗日政府的领导和县大队的人员赶到了，他们和村民含泪收殓着战士们的遗体，悲愤地表示一定要向鬼子讨还这笔血债。在收殓烈士们的遗体遗物时，他们从烈士马金让趴着的土堆下发现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县大队指导员、第二中队队长王玉文代表党组织当场宣布，追任马金让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七勇士宁死不屈的事迹立刻在翼城县传播开来，并传遍了抗日根据地，一直传播着，传播到今天，让我听来，我是要问个彻底的。这是因为我的大伯就在那个铁血时代，从我们陕西西府的扶风县跨过黄河，牺牲在了中条山抗击日本鬼子的血腥战场上……但他牺牲在了中条山抗战的哪一次战役？哪一处地方？我受父亲的嘱托，业已三到中条山，想要找到大伯的讯息，但却一直都未找到。但我没有灰心，我还要继续找下去，我写这篇短章，就是想要让知晓中条山抗战的朋友，帮助我实现父亲嘱托给我的这一愿望。
我想要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的2015年，我几乎都要幸运地找见我大伯了。那是因为我原来供职的《西安晚报》开设了专门栏目，编发了许多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9月1日的第8版，在“我一炮炸死了十几个鬼子”的头条回忆文章旁边，是记者张松、张红中赴中条山抗战遗址，寻访抗日英烈的文章。附在这篇文章后边的是一组未找到亲属的抗日烈士名单，共计43人。其中赫然罗列着我们扶风籍的三位烈士，我的眼睛抚摸着那些名字，突然地就抚摸到了一位名叫吴俊德的人，这让我的眼睛倏忽泛起一片泪光。一个英俊伟岸的关中汉子，突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身上是战火撕成碎片的军服，脸上是战火刻画的血痂，他对我亲切地笑着，我哑着嗓子，叫了他一声大伯。
我二伯叫吴俊儒，我父亲行三，叫吴俊番，我还有一个碎爸（老家把比父亲小的长辈都叫爸），叫吴俊合，他们兄弟共四人。大伯的名字也有一个“俊”字，具体叫吴俊什么？父亲给我交待过，碎爸也给我交待过，但我没能记住。《西安晚报》刊载的关于中条山未找到亲属的抗战烈士名单中，这个叫吴俊德的人，是我的大伯吗？初识这个名字，我一点都没怀疑，这就是我的大伯。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老家的伯叔兄长吴田平，要他在家乡做进一步的核实。
我大伯留有一张遗像，一身戎装的他，浓眉大眼，一脸的英武之气。这张照片，听我父亲生前给我说，是大伯1938年东渡黄河，赴中条山抗战前特别拍摄的。父亲还给我说，我们村赴中条山抗战的军人有三个，他们三人都拍了照。在父亲的讲述中，大伯当时是孙蔚如将军治下的一位中尉连长。赴中条山抗战后，就没了消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听我们村赴中条山抗战身残回村的那个人说，大伯作战十分英勇，仅在平陆县王寺沟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日本鬼子拼刺刀，他一人就刺死了好几个鬼子兵。这是大伯去中条山抗战传回家里的唯一一条消息，此后就再也没了音讯。
抗战胜利了，家里人盼望大伯回家，可是没有。紧接着三年内战，解放军取得了全面胜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家里人还在盼大伯回家，却依然没有大伯的音讯。这时候，家里人以为，大伯也许跟随战败了的国民党军队，逃跑去了台湾。
因为这个猜测，生死不明的大伯犹如一团巨大的阴霾罩压在家里人的头上，让家里人在一段时间里，倍感哀痛。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没人提说大伯，仿佛家里从来没有大伯这个人似的。
我碎爸吴俊合，特立独行，他没有像大伯一样，参加国民党的队伍，而是在他扛得动枪的年纪，北上延安，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里成长。曾经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牟玲生，与我碎爸吴俊合在陕北革命阵营里相识。他给我说我碎爸特别能打仗，在游击队干了没几年时间，就担任了北山游击队大队长的职务。我查过资料，知道北山游击队当年活动的范围，既有扶风、岐山、凤翔三县北部的山区之地，还有麟游、旬邑等山区之地。北山游击队开辟了一条关中通往圣地延安的秘密通道，我碎爸他们在这条通道上，护送过多批次的革命热血青年，但最多的任务是，向圣地延安输送从宝鸡套购来的药品，以及枪支弹药等物资。
我父亲吴俊番，到他咽气的时候，叫来了我碎爸吴俊合，当时我们兄弟也都在场。父亲像是说给我碎爸，又像是说给我们兄弟听，要我们记着大伯，到我碎爸也倒头时，给大伯做副棺材，让大伯陪着我碎爸一起走。
父亲给我碎爸说了：咱们不能不顾大哥，让大哥零落他乡。
我碎爸眼里含着泪，给我父亲郑重地点了头。
我碎爸郑重地点头，让在场的我震惊不已。要知道，我父亲咽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碎爸能答应我父亲，在他去世后，和大伯合葬在一起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
我碎爸真是能活，他快百岁时，才无灾无病的辞世而去。我记着那一年那一天，即2008年8月18日，我碎爸的大儿子吴田平陪在碎爸身边，我碎爸把他给我父亲点头应承的事，说给了他的儿子吴田平。我接到报丧，急忙从西安往老家赶，在我乘车都要进高速公路收费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离休在省委东院的牟玲生老书记打来的，他让我到他一直保留着的办公室去一下。我掉转车头，当即去见原省委副书记的牟老叔，老叔为我碎爸写了一个挽幛，说他人老了，腿硬了，去不了我碎爸的灵前，让我把他写的挽幛捎回去，在我碎爸的灵前代他念一念。我答应了牟老叔，带着他写的挽幛，回到扶风县北的老家闫村，进门看见，并排儿陈列着两口黑漆棺材。
我知道，两口棺材，一口是我碎爸的，一口是我大伯的。
我匍匐着给我碎爸下头，田平兄拉住了我，让我先给大伯下头。田平兄说是碎爸最后叮咛他的，孝子下头，都要先给大伯下。我照着田平兄的指教，下着头不由热泪盈眶，痛哭失声。到这时，我才真切的想到，亲人终是亲人，大伯为国为家抗击日寇，他杳无音讯，但他从来都没有消失，他一直活在亲人们的心中。
亲兄热弟的碎爸与大伯合葬在了我们村的公坟里。但我不认为这是结束，身在西安报业集团担任职务的我，想着还要找到大伯，他是东渡黄河在中条山抗战时失踪的，我便把我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条山抗战遗址上。《西安晚报》上登载的烈士名单，给了我很大的希望，但我把消息告诉老家的田平兄，他凭他的记忆，并访问了村里几位知道底里的老人，这个叫吴俊德的烈士，不是我大伯，我大伯叫吴俊岐。
我有点失望，但不是很失望，烈士吴俊德也是我们村上人。
我们村因此沸腾了好些天，大家既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又怀着对亲人的爱戴，组织起专门的班子，去了一趟中条山，在镌刻着吴俊德姓名的烈士碑前，祭了酒，敬了香，烧了纸，然后把香灰、纸灰收集起来带回我们村。在村子的公坟里，制了一副棺材，盛放上收集回来的香灰和纸灰，掩埋好堆起一座坟头。唢呐声声，哀乐阵阵，村里人集体为抗日烈士吴俊德举办了一个追思会。
追思会上，我大伯吴俊岐享受到了和吴俊德一样的礼遇。
我参加了村里举办的追思会，并且发言，说了这些年我寻找大伯的经历。我说了，我虽然还没找到大伯，但我找到了许多像大伯一样，英勇抗战在中条山和黄河一线的抗日英雄和他们的故事。
八百勇士跳黄河是我采集到的一个故事，还有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演唱的是另一个故事。我把那两个故事已经创作成了中篇小说，到翼城来听到了“七勇士”的故事，我想我是也要写成一部中篇小说的了。
我要用我的笔再记录中条山抗战勇士的铁血故事，同时继续寻找我大伯。
选自《延河》下半月刊2019年2期
作者简介
吴克敬，陕西扶风人。曾任西安日报副主编，现任中国书画院副院长，中国书画院陕西分院院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市政府参事，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曾获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2年，《你说我是谁》获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羞涩》、《大丑》、《拉手手》、《马背上的电影》等四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其中《羞涩》获美国雪城电影节最佳电影片奖。
【投稿说明】
投稿请发邮件至：
爱文学爱生活，欢迎投稿！
【关注我们】
文学陕军新媒体联盟
文章来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ans/5a1qMm0BJleJMoPMlHP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