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刘邦的侄子刘濞，人家吴国盛产铜，可以自己发行货币，又靠海煮盐，做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活得比皇帝都潇洒。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无非就两种结果，一是藩国逐渐脱离中央，二是摩擦之下藩国作乱。

所以，从刘邦分封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朝廷与藩王之间必然会有撕破脸的那一刻！

可是，汉景帝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部推给刘邦也有失公允。

刘邦建国时也遇上了跟秦始皇一样的烦恼——国家究竟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

秦统一六国后，一群鸿儒学士为郡县和分封的优劣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秦始皇总结陈词：周王室的衰败根源就在分封制，我大秦决不能重走老路，所以必须以郡县制代替分封。

谁知郡县制也不完美，秦帝国二世而亡，有人尖锐地指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为国家缺少藩王势力的支撑，所以还是分封制更香。

分封制真的香吗？起码刘邦不这么认为，当初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可是哪个诸侯王是他的忠诚马仔？就连英布都反水了。

采取分封制，刘邦对诸侯的忠诚度不放心；采取郡县制，刘邦为缺少支撑势力而担忧，怎么办？

混拌呗，采用“混合所有制”，郡县与分封并行，各取所长。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性，刘邦还打了个补丁：“消灭异姓诸侯王，从此天下非刘不王。”

这就完美了，天下的诸侯王都是刘家子孙，郡县由皇帝直管，藩地由刘家子孙管理，肥水不流外人田，还能形成众星拱月的结构，秒！

从这个过程可见，其实分封和郡县各有优劣，长远来看郡县更好，但考虑到汉朝刚刚建立，分封更利于新生的汉帝国的稳定，它未尝不是权宜之计，因此粗暴地不能说刘邦分封就犯了大错。

02.汉文帝刘恒钝刀割肉的遗祸

汉文帝在位期间就已经意识到了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也做了一些相应对策，只是他未能斩草除根，而是钝刀割肉，结果遗祸于汉景帝了。

当初包括贾谊、晁错等有识之士在内，都提出了《削藩策》。汉文帝却没有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削藩，而是接受了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

什么叫“众建诸侯少其力”呢？简单来说就是把大诸侯割裂成小诸侯，在封地不增加的情况下大量扩充诸侯的数量，如此一来，诸侯们被越割越小，最后谁也没有实力对抗朝廷。

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就是从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发展而来的。

应该说贾谊的“阳谋”看起来很精妙，它在不知不觉中让诸侯王们安乐死了，可问题是，诸侯王们不是傻子，看得懂朝廷的“险恶用心”，反抗也是必然的。

既然如此，汉文帝为何非要用贾谊的钝刀割肉，而不是晁错的斩草除根呢？原因是汉文帝有两个苦衷，让他不得不缩手缩脚。

• 其一，汉文帝即位时汉帝国的国力还不够强，不足以对抗诸侯。

吕后在位期间虽然汉帝国的经济恢复状况良好，但楚汉战争的创伤不是那么容易修补的，中央政府的财力对抗吴国都费劲，万一诸侯们集体反抗怎么办？

所以，汉文帝必须把重心放在国力的提升上，对诸侯们只能采取相对温和的压制政策，底线就是要保证不起战乱。

• 其二，汉文帝由庶系“转正”，在法理上引起了诸侯王们的对立。

如果不是“平定诸吕”的军事行动中，汉惠帝的儿子们都被杀光，汉文帝这个庶子是没资格即位的，更何况他在行动中寸功未立，摘了齐王系的桃子。

这其中尤其以齐王系最不服，齐王刘襄到手的皇位飞了，刘章也由承诺的赵王变成了城阳王，还是从大哥身上割下来的肉。后来汉文帝又将齐国一分为八，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实力。

就连淮南王刘长也藐视“大兄”，后来干脆起兵造反了。

这种状况下，如果汉文帝把矛头对准所有诸侯王，那就是找死，他只能采取更温和的举措。

03.汉景帝刘启操作不当的激化

有人说汉景帝才是“七国之乱”的第一责任人，首先当年他玩得太过火，因为游戏中的争执竟然打死了吴国太子，这是吴王刘濞谋反的诱因。其次，他不顾窦婴的反对，接受了晁错的削藩策，从而激化了矛盾。

这两条理由都有道理，不过也未免太过偏激了。

个人恩怨对局势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就连刘濞自己也不敢拿这个当理由。汉景帝为了取悦诸侯而杀害晁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认为晁错的削藩策有问题，只不过是方寸大乱之下的一时糊涂而已。

晁错说得很清楚：“削藩诸侯们会反，不削藩诸侯们也会反，早晚都要反，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动手。”

可见，晁错对削藩可能引发的恶果还是比较清醒的，也说到了根子上。在整个事件中汉景帝的错不在于削藩，而是在明知恶果的情况下，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存在侥幸心理，这就是叛乱发生后他显得手足无措的原因。

04.七国之乱的本质：都是“月亮”惹的祸

如此一来，高祖刘邦不会对“七国之乱”承担责任，汉文帝刘恒也不肯承担责任，即便连当事人的晁错、汉景帝也似乎没有大错，那么究竟谁该承担责任呢？

我个人认为，惹祸的“月亮”是历史，那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弊端，是历史人物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此话怎讲呢？我们来仔细辨析一下“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本质特征。

郡县制和分封制说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帝国的权力和利益如何分配？分封制是皇权与诸侯王共享天下，诸侯王既是股东，又是皇权的支持者和掣肘者；郡县制是皇权独享天下，所有人都是他的打工仔。

郡县制下没人分皇帝的权力，不代表皇权不需要拥护势力，要是那样的话龙椅岂不等于架在沙滩上？

所以，当皇权拒绝了危险分子诸侯王之后，必须还要找到自己的拥趸。从西汉中后期开始，这股力量才显现，并且逐渐壮大，这股力量就是士族阶级。

西汉中期之前呢？很抱歉，历史还没有缔造出士族阶级，或者说士族阶级尚处于萌芽阶段。

当年秦帝国为何亡了？不是什么暴政，而是缺少政治势力的拥护。刘邦不傻，他也需要拥趸，他能找谁呢？没有合适的！

于是他只好用刘姓诸侯王替代异姓诸侯王，又培植吕氏外戚，再加上功臣势力构成相互平衡的三角。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随着士族阶级的崛起，诸侯、外戚才慢慢地走向没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蹊跷就在这里。

所以，七国之乱不是刘邦的错，也不是汉文帝的错，更不是汉景帝和晁错的错，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